城市政府治理的总体转向

5.1.1　城市政府治理的总体转向

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公共治理变革:以主张全面维护市场自由竞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为特征的自由市场主义首先在英国和美国快速复兴，并迅速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宣告了“凯恩斯时代”的结束。在新的意识形态影响和政府改革创新的多重压力下，西方国家政府普遍推崇市场化（新自由主义），强调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积极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来改革政府，最终导致了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模式的产生（陈振明，2000），由此引发了许多国家发展环境与治理（governance）方式的重大转型。

在全球化过程营造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发展环境中，地方与城市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积极推行了各种各样的营销战略（marketing strategy）。在西方国家，许多以政府为主的传统型城市管理模式（urban managerialism）正快速被“企业化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y）治理模式所取代（Harvey，1989）。政府放弃了以往长期采取的福利主义原则，而把依赖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外来投资放在首要的位置，即像经营企业一样来管理城市（叶嘉安，2005；张京祥、吴缚龙，2004）。但是，为了实现城市经济增长的目标必须依赖于政府、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各种利益集团的合作，于是在实际中便结成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亦即Molotch和Logan（1987）所称的“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或“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叶嘉安，2005）。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制度变迁与转型，我们可以简要地将这一环境的变化归结为三大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市场化与分权化，总体而言，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在中国地方、城市政府之间营造了一个高度竞争的发展环境（张京祥、吴缚龙，2004；张京祥、殷洁，2005）。因此在现阶段，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核心目标和“在发展中解决各类矛盾”的主要方法（何丹，2003）。而处于转型期或二元化规制环境（dual regulation system）的地方城市政府，既有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又有谋求自身利益（如地方财政收入、政治业绩）最大化和短期化的追求，他们拥有对行政资源、垄断性竞争资源（如城市规划、土地出让、制定制度等）的特权，遂与城市中诸多经济发展主体（如开发商、投资商）结成了种种增长联盟，形成了复杂而有力的“城市增长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