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长机器

5.4.1　关于增长机器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既是企业家城市的重要内容，也是重塑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活动的一个方面。政治学家R.Dahl认为，美国政治是不同力量分权制衡的产物，许多竞争的力量卷入了城市地区政治，但是又没有哪个力量可以完全主宰城市政治。城市政策是由不同事件引起的，而每一次事件都有一批不同的参与者，他们都影响着事件的发展。哈维·莫勒奇（H.Molotch，1976）则认为美国的城市政治就是城市增长，虽然教育或居住等问题十分重要，但是对所有城市来说，城市是否增长才是关键问题。城市增长的目标是由城市中许多不同团体共同设定的，许多力量共同推动着城市的增长，包括地方政府、政府官员、企业、媒体等，城市中不同力量因具体目标而组成了不同的增长联盟（例如在巴尔的摩内港改造的城市再开发案例中，政府与市场成功地进行了合作），城市增长几乎成为每一座城市异常强烈而一致的目标（Logan，Molotch，1987）。莫勒奇基于美国的经验认为，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动机和基于土地的经济精英聚敛财富的动机主导着城市政治的发展方向，并因此在城市发展中形成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联盟，而联盟形成后的城市行政体系则被比喻为一架“增长机器”。联盟或者合作关系的形式被看做是政府获得行动能力的主要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政府为了取得某些政绩不得不借助于私人集团的财力，同时给这些公司提供一些优惠条件，如此城市政府就和企业集团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增长机器。但这种增长机器又受制于社会的公共约束，权钱的结盟若是以牺牲过多的社会利益为代价，或者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未能被市民所分享，则市民可以通过民主渠道限制这样的增长联盟甚至改选城市政府。而新的城市政府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发现为了吸引投资而必须向某些控制资源的企业集团让步或与之结盟，于是又产生了新一轮的政体变迁（张庭伟，2001）。

莫勒奇关于城市增长机器的灵感部分来自于新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看法，在他与J.Logan合著的《Urban Fortunes: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一书中更为直接地使用了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大卫·哈维的思想。城市增长机器的理论同样可以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中推导出来，公共选择理论从人们追求最大利益的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把人们在市场相互交换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理念和原则扩大到政府决策领域，它认为经济领域的个人行为出发点是自利，政治领域同样不例外。因此，城市增长机器的建立就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与城市增长力量双向“寻租”的现象。受到城市增长机器研究的影响，Stone（1987）随后提出了城市政体（urban regimes）理论，对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政府、工商企业集团、社区三者的关系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探讨如何在“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和“向社区分享经济发展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虽然城市政体理论也强调联盟建设，但是与城市增长机器理论相比，城市政体理论有着更宽广的分析基础，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增长的问题。

1990年代以来由于中央权力的下放，中国地方政府的独立决策能力上升，成为城市发展决策的主力，并大都采取吸引国内外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相应的，经济投资对应于土地投入，而土地又是地方政府可以控制的重要资源，因此加大土地投入以承载投资资本成为政府城市发展决策中的基本思路，并得以大力实施（张庭伟，2001）。总之，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环境与制度变迁，已经使得中国的地方城市政府选择了高度趋利型的企业化治理方式。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的官僚体制的影响和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滞后，城市的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NGOS）的力量极其微弱，所以民众基本是被排除在城市政府、工商企业集团的增长联盟之外，并且这种增长联盟几乎不受监督，也不会受到被公众质疑和拆散的威胁。特别是随着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更新，这种地方性的官商联盟已经成为普遍性现象，发展成为类似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地方开发的增长机器（Domhoff，1986；Jonas，Wilson，1999），并常常和公众产生严重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