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都市发展的特征

6.1.2　现代大都市发展的特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大都市无论在复杂性、重要性上都远远超过古代的任何一座大都市。自生自发秩序成为现代大都市的主导秩序，同时也成为现代大都市的定义性特征。

1）现代大都市的复杂、多样性

现代大都市的复杂性首先来自于聚集于大都市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的比重从19世纪初的5%左右发展到20世纪末已超过50%；世界前100位大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从19世纪初不足20万人增加到1990年已超过500万人；人口过百万的城市从20世纪初的五六个增加到1990年的286个。在美国，1940年有47.6%的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到2000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3%，其中居住在人口大于百万大都市区的人口已达全国总人口的57.5%^[3]（表6－1）。与20世纪城市化水平尤其是大都市区化水平迅速提高相伴随的，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而20世纪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进一步则增进了人类活动的能力和范围^[4]。按照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城市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城市系统的时空结构不是其组成因素的简单加和，也并非是某个总体优化者或某种集体收益函数的结果，而是由非线性相变引起的相继的平衡态不稳定性的结果”^[5]。大都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对于系统复杂性的演化、升级无疑具有根本性影响。

表6－1　1920—2000年间美国大都市区人口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王旭.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解读.长沙:岳麓书社，2003

现代大都市的复杂性还来自于现代大都市的开放性。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无疑将进一步促进大都市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这种交流无疑将大大促进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得大都市区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强。全球化正在跨越国家边界推动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并导致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出现更加积极的公民。这种‘媒介化’环境使得政府越来越难以依赖旧的权力形式”^[6]。大都市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使得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来看，都需要大都市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具有相互支持的功用的多样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因此，简·雅各布认为“多样性是大城市的天性”^[7]（diversity is nature to big cities）。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的发展，移民作为城市化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正不断加快步伐。移民构成的多样化，无疑使得开放的现代大都市的人口构成更趋复杂多样，从而使得现代大都市呈现出高度的多样复杂性（如多伦多一共有90多个民族，使用80多种语言，存在着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文化）^[8]。

随着全球文化的扩散，日益增多的新议题与新主体将在大都市中不断浮现，社会文化与社会空间的重塑，新的“差异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正在兴起，大都市的治理模式必须更快速地响应多样化的市民价值与文化认同。

2）现代大都市的重要性

相对于全球化理论中对于民族国家角色消退与否的争论，现代大都市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代全球竞争已再不是单个城市间的竞争，而是以这些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区域或城市集团的竞争，大都市无疑是全球分工、合作以及竞争过程中的基本单元。萨森（Saskia Sassen）在《全球化城市》（The Global City）（1991）中对纽约、东京、伦敦3个全球化城市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并指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为在全球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城市创造了新的战略角色，大多数这类城市长期以来都是国际贸易的中心，但现在它们已经发展成全球经济的“指挥所”，是规划并制定政策的中心，是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的重要基地、新兴产业的创新和孵化基地，以及金融和服务业产品的消费市场。

尽管全球化加剧了世界各地城市所面临的挑战，它同时也为城市和地方政府扮演积极的政治角色提供了空间。随着民族国家在适应全球化趋势方面的能力逐渐削弱，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开始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大都市政府可能成为“应对全球化的更为灵活的形式”:第一，大都市可以通过管理地方“场域”（habitat），提供满足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基础设施，比如强有力的教育体系、良好的公共交通、适合居住的平价住房、得力的执法机关、有效的急救服务和有活力的文化资源，来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力。第二，大都市在推动多种族间社会文化整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由于历史、语言和其他原因而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城市可以成为推动整合的积极力量。第三，城市是政治表达和管理的重要场所。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因为与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距离太远而无法表达他们文化的或地区性的利益，而城市和地方政府则能够成为更具亲和力的政治活动舞台（Borja，Castells，1997）。

3）现代大都市的自生自发秩序

现代大都市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开放性早已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城市，而现代大都市的重要性则进一步加剧了它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开放性。随着城市化、全球化尤其是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大都市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人口构成日益复杂、人类自由逐渐扩展，网络化（networking）的发展逐渐成为人类活动组织动态、自我扩张（self－expanding）的主要形式，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必然而且已经成为现代大都市的定义性特征，城市治理模式必须适应多中心治理的需要。大都市不断扩展的自生自发秩序必然需要城市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即从全能管理向有限管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