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感知与文化价值

一、城市历史感知与文化价值——城市形态本土化的丧失与挑战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展开，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正朝着工业社会和市民社会走近，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的论证，说明着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社会变迁与解体过程。⁽⁶⁾

蓦然回首，人类城市的文明已经走过了8千多年的历史，我们一直在试图理解人类自己创造的城市，300万年的人类史，95%以上的时间里是在没有城市的条件下度过的，人类为什么要走进城市？这仅仅是一种生活样态，还是人类原始本能的再现？当传统农业提供了人类定居的可能后，城市生活就以自己的特有方式与传统的乡村割裂开来。但是在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社会中，城市是自然属性的附庸，城墙围起来的空间，仍然是自然经济的一部分:工业化伴随城市化创造了规模性生产，并衍生出新的大规模生产组织形式时．城市成为人类社会的加速器，并以“第二自然”要素组成的空间在一定意义上隔离着人与自然的接触和融合；当工业化促进了城市的结构性增长时，城市则成为人类社会地域生产力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当现代技术创造了汽车生活、网络社区、虚拟社区，推动着发达城市正在走进后工业时代，新的生活方式孕育着一个多元化的城市社会——新的群体、新的职业、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观念成为现代城市社会变迁的成果时，城市正在以全新的面貌殊途同归，其民族性、地域性的城市形态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正以同质化的方式发展着。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城乡之间便筑起了一道鸿沟，中国古代有“都鄙”、“国野”和“城郊”之分，城乡差别成为人类社会存留至今的最生动的社会场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路途上，存续着历史上最长久的人口流动场域和最伟大的社会舞台。几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城乡差别史，更是一部从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历史，时至当今，也是人类社会最壮观、最悲怆、最富情感的历史展示之一。

城市是文化的摇篮，是人类文化的容器，⁽⁷⁾是社会财富的集中地，也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创新地。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创造人类文化的奇迹，城市成为历史的主角——雅典创造了最为多彩的城市诗篇。庞贝城告诉我们罗马人自己构建了值得传承的城市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那凝固的城市街区空间与生活样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整体雕塑”，是人类城市文明长河中的一颗明珠。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千百座城市演绎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历史画卷，创造出华夏文明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那一个个历史片断、一幕幕历史场景、一座座古老的城垣似繁星点点，给人类文化的长河以伟大、以深邃、以隽永……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城市形态与文明，秉承这一伟大的财富，成为城市空间永恒的记忆和情愫。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畅想法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勾勒出传统农业社会与传统农民的消亡，为现代城市社会提出了市民社会的理想模式。没有农民的城市社会正在中国发生，同时，城市形态的民族性也正在丧失，其主要表现是:城市景观文化的西方化，城市文化符号的西方化，城市空间——广场和街区等等超大尺度开发，城市建筑文化民族性符号的缺失与丧失，城市传统街坊格局的消失，城市色彩传统文化特质的变异，城市空间轮廓的整体性“失语”以及城市地名的西方化等。中国正在出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城市似乎成为“生产线下来的产品”，中国城市的个性文化和文化个性及“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因此，这个时代呼唤着民族性城市形态的构建，呼唤着民族性城市形态的整体记忆的再现和重新思考。

城市的世界性和国际性，虽是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但是，世界性和国际化又不能等于城市形态的整体西方化。我们提倡中国城市的世界性和国际性，应该是城市空间形态认知不能一边倒，抑或可以说，中国的城市既应该有世界性、国际化的一面，更应该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的一面；越是具有本土化的民族优秀性，才会越具有国际性这一前提，这才是世界城市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每座城市应该根据其历史、文化特点、所处区位，构建独具魅力的城市形态，从中保留并创造性地开发具有时代特征的本土化城市形态。

城市全球化给我们以新的视点，城市正在出现结构性变迁，再城市化正改变着我们以往城市的认识观。新的技术发展让我们有了认识城市的新的工具，目前的中国城市化正对中国传统优秀的本土化城市形态形成全面革杀之势，中国的本土化城市形态正面临全面挑战:

一是在高速的城市化发展中，中国“城市本土化形态”构建的挑战。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2%，按照西方发达国家近代城市化20年翻一番的经验，中国在未来的十几年间正处在城市社会来临的前夜，面对未来十几年4～6亿农业人口进城的巨大历史变迁，中国的城市空间如何创造性地保持本土化形态特色？应不应该创造既有时代特征，又能创造性地构建民族化本土化的城市形态符号？显然，中国在总体战略与城市文化构建方面，缺乏政策主张和战略模式，包括社会精英群体在这个领域缺乏作为。城市如何保持中华民族本土的“根文化”已经迫在眉睫，若掌握不好，则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本土化城市形态文化可能被铲除，而且传统意义上的村镇文化也没有了自己的本土性和民族性，这会影响到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地位。保持本土性城市形态文化是构建国家与民族意义上的整体文化和强化民族凝聚力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一层面，中国式本土化城市形态的创新是关键。

二是城市形态文化生长机理、特质认知及方法论的大挑战。城市形态作为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结晶形式之一，其发展过程是有其必然性的增长机理和特定的文化功能的。城市形态从原生类型到次生类型形态的发展，既有显性的政治功能，又有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文化凝聚与创新功能，如:（1）城市形态本土化的民族心理文化归宿感的构建功能；（2）城市形态本土化的民族文化自我内视与认知功能；（3）城市形态本土化的符号化识别与文化财富积累功能；（4）城市形态本土化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再造功能；（5）城市形态本土化的中国式生活方式的建构功能；（6）城市形态本土化的文化与经济“循环累积因果功能”；（7）城市形态本土化的“集体记忆功能”；（8）城市形态本土化的“城市文化的文化资本性转化功能”；（9）城市形态本土化国际差异化的发展功能；（10）城市形态本土化的世界性文化功能等。越具有本土性的优秀民族性，就越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感召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国城市的本土化城市形态，也是创造中国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中国城市形态规划建设管理理念与决策方式的挑战。城市规划本身不应该仅仅是物化的规划，它也应该是一个城市文化与文脉的延伸和创造。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管理，严重滞后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才出现城市形态本土化样态的丧失与变异。因此，城市管理包括规划管理，应该在国家利益与民族文化利益基础上，严格构建法律程序和科学决策程序，在城市的中长期规划的政策基础上，构建与国家远期利益相一致的城市控制规划和规划理念。不应该一味追求“洋规划”和“洋人规划”，而是要创造自己的理念和主张，这对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规划与研究者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如何创造中国城市形态的“雅典宪章”⁽⁸⁾、创造中国本土性新的城市建设主张、创造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形态与城市发展理论，应该是一个全面的挑战。

四是民族性、本土性城市形态理论体系构建的挑战。城市应该是民族文化与知识的积累地和创新地，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符合中国本土性城市形态规划的系统理论说明，也没有与本土性文化相适应的城市形成规划主张与规范。几乎相关的理论认知，包括空间、尺度、符号说明等都多以引用西方学者为荣，完整地构建城市本土化的城市形态理论，应该提到城市规划管理与日程上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大学里几乎没有城市管理学科的专门培养人才。当代中国有663座城市，未来15年可能要达到1 500座城市，城市发展中的一切变化，都需要政策和策略的调整与之相适应，需要新的城市知识武装城市管理者，这也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认知。

集而言之，在世界性的城市变迁中，给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创造了机会和挑战，而中国的挑战更为严峻，因为当代中国的城市变迁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空前绝后的变迁，既表现为速度快，更表现为急功近利的变迁模式。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学术界和政府决策界都没有提出城市形态的本土化主张、政策与理论，这有可能成为整体性历史遗憾。因此，在新的世界性城市发展大潮中，“新都市主义”、“后都市主义”、“城市空间价值性与商品性”等都是在新时代发展下表现的城市基本特质和发展事态，中华民族应该把握这一次世界城市变革的机会，创造本土性的城市形态，真正使中国的城市形态具有世界性文化意义。

只有正确认识城市形态的本土化意义，同时进一步认识城市形态的功能、特质和生长机理，才能够充分理解城市，并驾驭城市的规律，使城市真正成为创造和谐社会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