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国家机器的主体构成

（二）城市作为国家机器的主体构成——是人民生活角色化的舞台

从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的城邦，到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国家”；从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后工业化的都市带成长，到当代中国的制度型城市化创造的中国城市社会的来临，古今中外城市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到目前为止，城市仍然是国家制度、国家机器结构的构成体，城市是人类居住方式的主体形式，城市社会的生活质量既取决于社会的制度体系的民主化程度，也取决于城市市民社会发展的程度，这是我们认识城市定位的基础之一。

首先，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国家和制度的象征，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特质。⁽³⁾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城”即“国”，“倾国倾城”这个成语即表达了这个意义。《诗经·大雅·瞻卬》载:“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笺:“城，犹国也。”朱熹《诗集传》对此有专门的说明。同时，《国语·周语》也记载说:“国有班事。”韦昭注曰:“国，城邑也”。《吕氏春秋》说得更直接:“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在今天世界化的发展中，城市的整体意义与价值，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代表着某种“国家象征”意义。如国际上的大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往往以城市为单位进行，而所属城市本身显示着国家的力量。如北京申办奥运会、上海申办世博会等，即使是单项的国际活动上也能够体现国家意义和国家的象征性，如中国杭州申办世界休闲博览会等，在一个方面集中表现了国家形象和象征符号价值。还如日本的东京城市形象代表着现代的日本，而京都和奈良则代表传统的日本，其文化符号象征意义非常明显。

其次，城市从古代起便作为国家机器的主体构成部分，是城市功能的事实认知。墨子说:“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⁴⁾城市是国家的工具，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如此。在历史上，由于传统社会以冷兵器为主，城市与城墙具有典型的军事防护功能，在以攻城、陷池、掠地的传统军事战略时代，城墙的防护功能更具有特殊意义，这时城市转化为一种物化符号——城墙，而城市通过城墙的符号功能，集中表现了——政治、宗教和军事的保护性，所以在中国古代，城市与城墙在表述上有着同等意义的价值和认知。到了现代社会，无论何种制度形式的国家政体，城市是国家管理的延伸，是国家管理的区域性结点。⁽⁵⁾特别是现代信息、网络社会的发展，使城市作为国家机器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城市社会本身又是一个“科层体”。

其三，城市是国家政治地域格局的集中体现形式之一。从社区类型及社区发展的角度认识，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社区类型，即是一个有着明显边界并有着明确政治功能的政治综合体，任何国家的城市管理者都十分清楚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和功能。早期的，即古典时代城邦就是一个有区域界线的“国家”共同体，古希腊罗马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以城市为“国”的城邦国家体系，是城市政治地域格局、经济地域格局的最原始体现，及至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发展在创造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由此而创造了独立意义上的“城市法人”。正因为这样，城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体，城市的行政区域范围必然表现一种政治地缘关系，从而引申出在城市“有机区域”内形成特有的政治制度、文化形式、区位观念、个人认同、群体认同、生活习俗、语言文化和个人身份的感知。如或曰“北京城市文化”、或曰“杭州城市文化”、或曰“上海城市文化”等等，现实的社会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把自己和某一城市联系起来，除了具有地域性的表意之外，潜在的文化及政治特点已经隐在其中了，城市的政治属性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的具体体现。

除了国家都城以“首都”的形式说明以外，不同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述着是某种政治地位的“符号意义”，城市本身既区分出发展水平、规模，也表现出城市的地位与等级，在这个等级内，既说明着城市管理者阶层地位，也说明着城市在国家发展中的不同地位，更说明着城市本身的地域性价值与功能。

所谓城市作为一种机能型的结构空间，其关键点是城市在明确的区域内形成典型的地域格局和地域文化，或者说是“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文精神，这里强调的城市文化具有典型的意义上的人文指向，如“京派文化”、“海派文化”、“金陵文化”、“港派文化”等，在其鲜明的城市区域界线内，形成城市自身的生产体系、就业体系，特别是典型的文化体系，城市必然表现为某种政治文化特性的区域经济体的功能，如上海的政治与文化在其行政区域内，形成外部与内部共同认同的、有某种区域界线的“海派文化”，这种“海派文化”渗透到各个领域，如学术界的“海派文化”、艺术界的“海派文化”、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海派文化”等，这种文化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正在以其跨地域的形式，构成一定的“海派文化”影响区，但是，无论其影响有多大，无论世界一体化程度有多深，海派文化的地域性还是有显性化界线和地域性的。在中国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成都和重庆来讲，城市的成长都发生在“巴蜀文化”区域，但是重庆与成都在各自的城市区划内演绎着不同的文化形式，不仅有着相对差异的语言文化，即使在城市人文性格方面也有比较大的差异，每每去成都都会听到成都人述说成都与重庆的不同，而重庆人也以其特有的语言描绘成都文化与重庆的差异及文化特质。在江苏的苏南，人们常常把苏锡常并列而谈，而熟知苏南文化的人都知道，这三个城市虽然同属苏南文化，但是在语言、习俗、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城市作为文化载体，也是文化的模式表现。进一步说，在明确的城市区域界线范围内，城市文化更显得具有地域性和个性，正是这样，才使城市世界的文化丰富多彩，这也是城市化在世界一体化前提下的多样性区域与城市文化的必然表现。

不同的城市在自己的范围内，演绎着不同的文化，而有的时候，区域行政界线更加强化了这种显性化的区别。但是，不同的城市所演绎的文化能力、水平和影响度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对城市加以定位，创造城市自身发展的文化机制和“动力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