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定位理性

（一）城市定位理性——传统“固化型文化模式”的破解

城市的存在即是理性，然而这个理性常常被人们忘却，所在城市在其运行的过程中，经常显现非理性的文化。

城市社会创造了多元化的“社会压力选择体系”。⁽⁷⁾城市之所以比乡村具有典型的自我进化功能，除了从城市生产力集聚功能的角度可以获得城市的动力以外，在城市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就是:和乡村比较，城市能够给人以更多的选择机会，给人以更多的希望和理想实现途径，但是同时也带给每个城市人新的规范与压力，这就是城市社会的理性意义所在，城市人必须按照城市的社会规范来表现自己的生活价值。面对竞争、选择“陌生人社会”、被剥夺感和差异化，城市社会必然形成一种以“事本性”为前提的全面的社会依赖关系——“竞争＋依赖＋个人文化资本”的生存方式，其城市理性的本质就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范式”，能构成什么样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在城市里，给人们无数的希望:包括事业、金钱、享受、情感、时尚、创造、新奇及与他人相比的各种剥夺感和优越感……每个人都想在竞争中实现自己的梦想，特别是那些人文主义精神的“理想与自由”，曾是多少文人墨客笔下的希冀。创造良好的城市定位，就是创造良好的城市社会发展关系，创造良性化的城市理性，让更多的人在城市里实现理想和价值。在城市里，不应该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而应该是“共生性的合作竞争体系”，虽然这具有某种理想型色彩，但毕竟是城市定位应该追求的目标之一。

创造城市的社会理性与价值，就是城市在整体发展中要寻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模式，这个选择本身应该是社会精英群体的行为、目标与存在意义，这个过程结果应该创造出“社会责任型城市政府”，而不是“个人政绩型城市政府”的功能，这样，才有可能寻找并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城市定位。在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与模式下，城市政府必然是城市定位主体之一，是城市定位的责任人。城市定位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城市能够在精英群体理性认知条件下的发展，为社会全员造福，而不是少数人非理性意志的结果，从而仅仅展现某个人的思想和价值。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定位，必须能够让城市按照城市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的意志来选择，不是临时的、随意的、不负责的、没有长远目标的城市定位取向。因此，我们说，任何城市定位的重塑，都是在确定城市的历史价值、城市终极的发展目标、城市存在的历史意义。在此基础上，也要为城市的近期发展确定发展路径、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城市定位不仅要说明城市在世界与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更主要的是应该提出和创造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动力源泉。有学者说:“城市的新心灵采用一种新语言，它很快地就和文化本身的语言等同起来。广阔的乡村及其村落人类受了伤害；它不再能了解这种语言，它感到狼狈，缄默无语。所有真正的风格历史都是在城市中演出的。”⁽⁸⁾城市定位，就是要走出城市传统的束缚，创造“真正的风格历史”和城市历史风格。

“真正的历史风格”的价值意义非常重大，必须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成为历史性时代的篇章，亦如古典时代的罗马、中世纪的佛罗伦萨、现代的维也纳和日内瓦等城市一样，是人类城市的共同的骄傲。在这样的认知条件下，城市定位的“城市理性”一定是城市精英群体多数人的主张与意志，包括在程序合法性前提下的认知理性，一定应该是社会精英群体的思想整合、比较之后的精华，而不是随意之作。之所以强调城市精英群体思想文化观念的整合价值以及城市定位的科学程序，主要是强调在城市定位中精英思想群体生成的合法性和程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只有能够充分挖掘社会文化的精英和精英文化的思想，加之以法理的科学程序，城市社会整体发展才能集中社会优秀群体的思想和意志，使智慧和知识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力量。

另外，我们也能看到，生长在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土壤中的城市，会生成不同的城市性格与城市价值，这往往取决于社会精英思想文化生成的土壤和路径。这虽然不是在这里探讨的话题，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城市如何培养“城市性格”与“城市价值”良性发展的土壤，以使中国有更多的千年不朽的城市。

传统理性固化并“超时空”存在的城市，是当代中国城市现存的一种类型和特点。每一座城市社会都必然存在城市历史文化以及相关联的规范体系，而这个规范往往体现为一种“文化模式”，或是“僵化”的文化模式，或是“开放适应性”的文化模式，这一模式包括城市区域社会的伦理文化、价值取向、行为文化、社会时尚构成的成长机制和社会堕性文化，这既表现了城市文化的个性，也表现为文化地域性。有的城市开放、创新型的文化成为城市的显性文化，而有些城市则是僵化的文化模式相对显生，“固化的文化模式”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上风，有很多“惯性”和“固化”的事物和观念，这样的城市创新能力较弱。相反，一个创新能力强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开放的适应性的文化模式”，在整体的文化上更多地表现为创新性和“自我否定”的机制，在开放式的城市文化模式中，政治规范与伦理文化体系在历史传统中获得更替，形成替代性的文化选择，与世界文化前沿的发展相一致。

有的城市往往因良性的理性因素不充分，社会精英文化不能充分发挥，传统观念和僵化的文化模式使城市发展呈现“凝固状文化”和“无历史责任”的文化表象。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与象征意义，但是，每座城市所表现的社会整体认同和外部认同是有差异的，或者说，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其价值与进步性也是不同的。创造城市精英理性的意义在于创造城市文化动力的理性价值与功能，一些城市表现的传统性“固化理性”，一旦形成某种文化模式，这种固化与僵化似乎是难以突破的，或者是很少有变化的甚至是排它的，这种“固化理性”使城市本身缺乏文化更新力与创造力，使城市发展总是表现为一定的或者某些方面的滞后力，社会时尚、现实风气总体表现为保守、封闭、守旧和过于乡土化等，如南京这座城市在文化上与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比较就是相对“固化理性”的城市，创新意识弱、整体上难以接受新事物、高雅文化生活受到某种排斥、知识群体乡土化、品位与品质生活缺乏、政治伦理至上……而这一方面往往表现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在某些局部方面还明显地存在着“凝固的生活样板”群和文化模式，这种现象是城市文化的一种滞后力的结果延伸，是乡村文化变异对城市生活形成的“侵蚀”。南京这样的城市，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文化滞后力，或者称为“文化堕距”，这在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领域多表现为:传统理性大于现代理性；传统文化力量大于现代文化力量，“文化堕距”表现为一种政治城市的文化模式，文化精英群体往往是“政治文化的叙事者”，而不是创新者。城市还具有某种农业社会的文化特质。如南京的“城堡意识”、“大萝卜”文化的自我认同等；在某些方面如大众传媒方面对低俗文化的认同以及在有些文化领域把保守视为一种优点等。这类城市在城市定位方式上，一直寻找不到自己特有的价值，从而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城市文化与时尚的引导者。

还比如，在中国东北某些城市，地域性特点和“固化”的文化模式非常明显。如某种程度上的乡土文化的“哥们群体”的江湖意识、某种传统文化与行为上的“匪气文化”、“小圈子”的乡土文化在城市里多有体现，应该说这些传统落后的文化模式与文化行为是“桎梏”东北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现代城市理性发展的角度讲，城市应该重新定位，城市社会整体文化应该重新定位，创造全新的时尚型的、礼让型的、文雅型的、谦恭型的、品位型的东北城市文化应该是当务之急。

应该说，破除“固化的城市文化模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都存在着某种僵化和固化的文化现象，现实的城市定位，就是要针对城市僵化与固化的城市文化模式和现象，提出全新的理性思考，提出全新的创新文化体系，让城市人都能够对自己的城市文化有批判性的认识，破除传统僵化的文化模式成为城市全员的整体行为，这种城市文化定位才有创新功能，才能引导城市社会全员向典型的城市市民社会进化。如上海作为一个开放的城市，城市政府曾主动提出破除、摒弃“小市民意识”的文化主张，虽然这一自我型的文化批判与创新没有深入下去，但就一个城市来说，能够对城市文化不足加以重新认识，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自我革新，能够形成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行为，其意义是深远的，至少使上海外部的人在重新认识海派文化方面起到正面的良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