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个性美与价值

（二）城市个性美与价值——“一个好的城市理论，不能代替一个城市的好理论”

如果说一个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话，那么，一个城市发展和建设就是在“生产空间”，空间是城市发展过程的一种“产品”。

在城市定位理论认知中，可以有这样的思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城市能够生产良性的文化空间和空间文化？什么样的城市规划理论适合自己的城市空间创造？为什么有些城市的空间就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而有的城市空间却能够让人的心灵产生震撼？

一个好的城市空间文化理论，不能代替一个城市空间的好理论。这就是说，城市定位，对于每一个城市来说，都是全新的思考和创意，必须创造个性化的城市空间理论，以形成个性化的城市空间意象。城市定位不能也不应该有统一的模式，这恰恰是城市定位理论提出的初衷和结果。城市社会学最基本的理论就是强调“空间具有价值性”，在现代城市社会里，任何空间都可用一种价值来描述。任何人需要某种空间，都必须付出经济“成本”。“空间就是生产力要素”并越来越显得重要，其主要原因是城市空间对于城市来说，越来越表现为稀缺资源，在现实的城市全球化的发展中，城市空间的创新已经成为城市竞争力核心要素之一。

城市空间的功能就是空间本质这一观点对于城市定位的战略来说十分重要，产业向什么方向发展，经济结构如何进行创新，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城市空间的创造就是要创造“新人文区位观”，就是要创造传统区位观没有的功能。传统区位理论中，强调土地级差成本、交通成本、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等，⁽³⁹⁾但是在现代社会体系当中，现代电子网络的发展、现代快速交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物流技术的发展，已经为大区域范围的产业发展创造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产业配置，交通、运输成本已经不是主要影响指标，而城市一定的区位“人文”要素、人文取向的社会认同、区位的历史价值等，都有可能形成投资者和创业者向往的新的区域和城市节点。特别是在现实的城市发展中，某些区位，甚至是远离城市中心的偏远区位，因为某些新的政策出台，会形成一定的城市居住和生活的热点区位，并成为人们认同的高尚生活区位，有时，这样的区位和地点虽然远离城市中心，但是因为新的要素构成了新的城市区位空间价值，会引起土地价值升值、房屋租金升值和某种新的产业集聚，在发展中，在多要素的整合的前提下，而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成长基”。通过分析与研究发现，影响“新人文区位”的形成与发展的要素包括，城市政府的政策指向、新居民群体的社会层次、社区人文景观的文化力、消费环境与方式的充分性、自然环境开发的品质等。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100%的城市把招商引资作为城市发展与建设的第一要务，很多经验已经证明，如上海这样的中国“超级城市”，虽然自身的区位、人文资源占有明显的优势，集聚了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但是，在中国很多与上海相比较很落后的地区的城市，通过政策的变通、新的政策的出台、交通环境的改善、人文环境的创造和生态关系的改良，也能取得良好的招商成果。如江苏苏北的宿迁市，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城市地区，因为城市管理者提出了鲜明的改革主张，并有明显的良性人文指向，加之投资政策与环境得到较好的改善，也吸引了一大批外国投资者和浙江的商人在那里投资。

传统的城市地理区位观所提出的相对偏远地区的环境对投资与开发成本的影响因素虽然还很重要，但是，投资者与创业者在类似的条件下，越来越看重城市的“新人文区位”价值，并有着新的人文区位观。比如，当我们对有些城市进行投资与发展调查时，外来者包括国外的商人，每当看到一些城市宣传自己城市的交通如何时，外来的开发与投资者会说:这些情况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关键是这里的投资软环境如何，城市的精神与文化、市民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如何等，而我们城市的定位恰恰也是在解决传统城市文明水平发展比较低的问题。所以，投资者更关心城市发展的前途和可持续的动力机制，而这些都需要对城市从全新的意义上加以定位。中国一些城市吸引外资的情况业已证明，准确合理的城市定位，特别是具有人文精神价值的城市定位，对投资者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我们提出的城市“新人文区位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新概念。⁽⁴⁰⁾

人们对城市文化的认同，特别是城市定位的认同最大的反向结果就是雷同。没有差异化的城市定位，就不可能有城市的整体形象。所以一个城市定位在根据一般理论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特别是能够运用好的城市理论研究视角，对一个城市加以定位和分析，关键是，每一种好的城市理念仅仅提供的是一种理论模式，无论是1898年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还是当代提出的新城市主义、紧缩城市理论等，都不足以完全指导一个城市的定位。所以，我们强调要创造“一个城市的好理论”，就是针对城市发展自身的条件和文化价值，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关系内，至少是在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区域内，来创新的城市定位。如上海的城市定位，就是针对上海本身提出“一个城市的好理论”，其核心就是上海能否成为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极”，在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以及政策关系上，能否形成一个典型的“高首位度城市”，在大长三角区区域内江苏、浙江和安徽能否在内有经济关系与政治文化上，认同上海的区域经济“发展极”的位置与价值。我们认为这些是属于城市定位“一个城市的好理论”的重要内容，要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形成全新的体系性认知，如对上海在区域经济关系中能够认同其“发展极”地位和中心性功能，长三角的整体规划就应该以上海为核心作半径进行区域经济、区域社会、区域产业的总体规划和整合。关键是，到目前为止，这一种全新的区域发展观在中国尚未形成，只有在这一框架下研究与认知上海的城市定位，才有可能真正解决上海的城市定位与上海的城市发展问题。否则，中国的大区域经济就很难整合起来，“诸侯经济”造成中国区域经济的“行政壁垒”，必然使经济要素的市场配置不充分，其结果也必然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和谐的发展很难实现。一旦在中国创造并形成大区域的市场经济关系，上海就应该承担起长三角经济发展中心区和发展极的协调整合重任，而正式提出“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的战略”。⁽⁴¹⁾如果能够遵循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创造合理的区域市场化关系，那么，在“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的战略体系内，应该在明确整合资源、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形成区域发展空间代偿与补偿关系，如生态空间的补偿、整体水资源的开发、区域要素市场的重新整合等，特别是土地与空间的大区域范围的整合与利用，形成全新的、大区域的，即在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内形成城市的土地资源综合经营，特别是推出新的地域生产力的重新布局，这种全新的“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会给城市带来活力，带来新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我们应该尽可能创造符合每个城市自身特色的城市定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