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哲学”

（二）“城市哲学”——城市的创新土壤比创新能力更重要

“今天你哲学过了吗？”听起来，这句话有些别扭，但是，其涵义却可告诉人们一个城市的“哲学家小路”（Philosophenweg）的故事。海德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城市”。在内卡河北岸的山丘上，有一条小路，在这里可眺望河对岸的城镇风光。历史上许多诗人、哲学家曾经常在这里散步和思考，如黑格尔、歌德、亚斯培斯、康德、韦伯和海德格尔等，这条小路几乎成了一个哲人之路，人们都称之为“哲学家小道”，在路旁的一个花园的门口竖着一支向上平伸的手掌模型，掌心里写着简单的一句话:“HEUTE SCHON PHILOSO－PHIERT？”直译为“今天已经哲学过了吗？”今天的海德堡是德国乃至欧洲的一大科研基地，有欧洲的硅谷之称，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和高科技新城。一个城市应该有自己的哲学，一个有自己城市哲学的城市，就是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城市。海德堡不仅有着引以为荣的中世纪城堡，它还拥有欧洲最古老的教育机构之一——海德堡大学。曾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和工作的著名思想家有黑格尔、诠释学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以及the discourse philosopher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等。海德堡大学最重要的学生当属1817年发明自行车的Karl Drais。我们更想提及的是，据有关资料记载:“今天的海德堡已经把古老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尖端的学术研究、经济的发展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生物、医学领域的尖端科技不仅在海德堡大学的校园、科研所的范围内独领风骚，而且通过海德堡转化为造福人类的产品。其他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还有物理、化学、法律的基础研究以及传媒、通讯的研发，并通过经济、科研渠道的合作交流，将其影响辐射到全世界！”

在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在“循环社会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前提下，就是要创造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城市哲学观”，而这个哲学观就是能够形成社会精英成长的基础和土壤，能够给社会精英群体以创新的机会。民主是科学发展的土壤，市民社会关系是思想的土壤。在中国城市建立“城市哲学”，在现阶段就是建立市民社会的理念，建设创新思想成长土壤。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创新的机制和土壤比创新能力更重要。城市中如果有良好的市民社会的土壤，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行为、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思维方式就可以如雨后春笋，创新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城市自身内化的机能。有可以生存与生长的创新土壤和空间，城市才有可能出现众多的思想家、创新者和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推动者。

我们在这里不直接对城市的创新能力给予说明，因为在这一方面有很多指标可以验证，我们是要提出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创造良性的城市创新土壤和机制？良性的城市创新机制与能力的社会整体建构需要什么？回答似乎过于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建立典型的、完全契约化的市民社会关系，这是科学与城市哲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这还包括城市内民主制度的深化发展，一个典型的市民社会关系可以形成一个新人才生长与发展的机制，可以形成思想与文化解放的机制与土壤，还可以形成所谓的后现代市民社会的力量。在整体国家意识的发展上，“城市哲学”最终解决的是城市社会全员受益的理念和与时俱进的城市创新意识。虽然对市民社会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但是，无论何种解释与理论模式，其核心要素必然包括民主、法制、文明、科学和现代伦理关系，而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市民的风范”，有理想、理念和理论的“城市”哲学精神，包括城市市民精神，这是市民社会的“原生性本质”与基本平台，也是一种社会普遍的“合法化”文化认同。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城市的定位来说，最初“原生性本质”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放弃的，即市民社会的城市是城市社会全员的，是在民主的土壤上提出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在创造市民社会的价值观的同时，解决城市的发展动力问题，最终摆脱城市的资源依赖型的生存与发展模式，通过创新能力建构新的“城市文化资本”，创造城市新的能源，创造城市新的市民风范。

“城市哲学”——包括一种城市智慧，或者也可以说是“城市智造”。是刻意构建的一种城市存在价值与精神，是给城市的终极价值定位的思想型说明，而这些城市价值是通过城市市民的精神来体现的，没有良好的城市市民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城市市民精神，是不能真正推行“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因为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不可能创造与世界整体发展相一致的发展节奏的，也不可能提出为子孙万代谋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体系。构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必须先期创造市民社会的结构与文化及时代价值，反过来，城市对人改造——即“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可以重新塑造新市民精神和新的市民文化与行为规范。

通过比较世界范围的城市哲学和城市市民文化与市民的内在精神理念，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精神所构成的“城市哲学”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1）对世界总体价值取向的核心是承担世界与人类进步的责任。城市的精神所在是创造人类城市的文明与进化的动力，推动人类社会总体进步。作为一个创新型的有市民社会特质的城市，把城市的发展同整个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思考人类的整体生存价值，让更多的人活得有价值。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将全人类的福祉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涵容汲取，厚积薄发，充分发掘自身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技术和人才能力，为解决人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永远探索，为实现全球城市环境的和谐而努力。

（2）世界“大同”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所表现的奉献精神，爱祖国，爱人民更包括爱人类，应该是城市市民社会存在价值的整体表现，并在这种整体的文化意识中，能够遵守社会整体的基本道德与规范。

（3）社会精英文化和群体是市民社会主张倡导的主体。这一群体比其他群体更注重历史责任和现实的主体精神，并在创造城市哲学、城市精神、城市市民文化方面发挥样板作用，即能够提出对现实与未来所承担的社会与历史责任的哲学精神与认知，并能够积极在法律层面建构这种责任关系与价值。

（4）价值取向的民主性与平等性精神，在城市创造科学生成的土壤和社会机制。即能够在这两种前提下参与社会发展，身体力行建设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民主制度和民族文化意识。城市社会在更广阔的空间以平等的关系参与城市社会建设，创造城市社会的竞争性和谐。

（5）科学与民主相互结合的创新精神。市民社会主体中的个体与群体，都能够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个体意义上的“文化与知识资本”，这是构建市民精神的文化前提，没有民主、知识与科学精神是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精神的，这在国际范围内是可以寻找相关案例的。

（6）“智识型”的“涵容进取”精神。面对世界科学、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敢于开放，善于开放，敢于吸纳世界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为己所有，不排斥优秀的外来文化，善于吸纳优秀的外来文化。对优秀的外来文化，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文化模式，这是一种文化选择力高低的杠杆。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习精神寻找世界范围城市社会与个人的发展范例。没有文化偏见，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宗教偏见，向世界上一切优秀的事物学习，并有勇气、有能力、有责任向世界传播先进的城市文化与文明。

（7）自我批判与扬弃的精神。发展是一种否定，特别是对“旧我”的否定。一个良好的城市市民精神体系必然包括对自己不足的认知和批判，没有这一机能，不可能真正确立先于他人的市民精神。如，小市民意识的克服与摒弃、传统农业文化的批判、传统伦理的优化选择等。

（8）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最需要构建的精神理念之一，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所形成的文化是与传统的、守旧的、保守的和故步自封的文化行为相对立和相排斥的。

（9）城市伦理意义上的市民行为高尚取向精神。“礼仪风范”是成熟市民社会的外在形式和体现，至少在公共道德领域具有社会整体认同的一种规范。虽然市民社会也是一种分层显著的社会，但是在社会发展中，即市民成为社会的主体时，市民精神所体现的行为文化，正在创造着一种具有社会样板功能的行为规范，并表现为一种风范，其核心是尊重他人，讲究礼貌，懂得规范的社会交往行为和礼仪，较少不良行为，更没有匪气。

（10）为社会贡献价值的“创业精神”。一个市民社会的公民，首先认识的是对这个社会的奉献与义务，而不是索取。这一“创业精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业，也不是为自己谋生的一种创业，而是以推动社会进化为目的创业，其核心表现是社会的发展使命、社会的经济使命、社会的文化使命。如其中包含着财富积累的精神、光明正大的竞争意识和回报社会的价值取向等。

（11）尊重他人博爱天下的精神。主要表现在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发展、关心慈善事业、关心公益事业、关心弱势群体、关心公共事物的文化认知与行为等。

（12）全新的消费伦理与道德。有明确的环保意识和历史责任，履行生态环保的一切规范，并内化为一种日常行为。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原理告诉我们，城市是人类的一种群体消费方式，甚至有相关学者就直接指出:城市就是一个消费体，城市越大，城市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大。全新的消费伦理的创新就成为现代城市市民社会的标志之一。

城市的结构性增长方式又可以归结为“典型的适应性逻辑成长过程”，所以，城市最终的发展，必须是构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虽然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针对自己的国家整体率先提出了循环社会发展模式的战略目标，即把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定位为循环社会结构，但是中国应该首先从城市开始把城市定位于“循环城市社会发展模式”，从“城市哲学”的高度，创造城市全员的存在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最终的结果是提升城市全员的生活水平、质量和品位，为后人留下应该留下的财富。

《马丘比丘宪章》说:“在我们的时代，现代建筑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纯体积的表演，而是创造人们能在其中生活的空间，要强调的已经不再是个壳而是内容，不再是孤立的建筑（不管有多美，多讲究），而是城市组织结构的连续性。”⁽⁴³⁾对空间的控制会产生心理结果，例如担忧感、满足感、光荣感、屈从感等。现代人认识的城市与以往已经有所不同，城市是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繁荣的代名词，因为城市是生产力地域空间结构的表现形式，现代社会城市的繁荣已经成现代化和现代化性的一种象征。西方学者说:“繁荣亦指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环境。因此，我们可以将繁荣视为一系列的资财。”他们列举的“七种资财”当中强调了自然资源、体制资本和文化资本。特别是提出“与创新有关联的态度和价值观。”⁽⁴⁴⁾迈克尔·费尔班克斯还引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资财的观点的好处在于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一国在未来生产财富的能力。”这里强调的是，西方学者把自然资源、体制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列，而这三者资源中，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体制资本是需要更新与创新的，而其中只有文化资本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可以增殖的，但是文化资本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城市全员来创造和创新的。

毫无疑问，从“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视角来思考城市的定位，至少是一种创造千年城市永续发展的战略远见，至少也是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着想的一种发展模式。中国城市的发展目前还是建立在“超资源政治”和“超经济政治”的模式上，并在“超资源经济”政体条件下发展现代化，如土地资源的“超经济利用”，水电资源的超经济关系利用；矿藏的超经济条件利用与开发等，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近一亿亩。⁽⁴⁵⁾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均耗水量的增加已经到了危及供应能力的程度。”⁽⁴⁶⁾我们以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心态，要积极创造“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这也是城市市民社会的精英群体的价值取向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