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商业价值在哪里？

（三）大众感知

大众文化与城市的互相依存关系是任何其他文化不可比拟的。如果说传统文化、宗教文化萌芽于农业社会，那么大众文化彻彻底底是城市的产物。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和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城市人没有闲暇和闲情去欣赏经典永恒、绵远流长的艺术，而更多的是需要刺激感官、发泄情绪、群体狂欢类的大众消遣。大众文化在城市这片土地中极其迅速地孕育、发芽、茁壮成长、波及全球，并且以最多的受众与自诩高雅的文化抗衡。有学者担心大众文化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都被制作者刻意地加以强化，而以此作为代价的则是以道德理性、审美价值深度和人文关怀等为内核的精神意蕴和文化内涵的不断弱化，而消解主题、消解人性深度、消解艺术个性成为时髦，只求一时之乐的道德虚无的文化心态取代了文化应有的道德追求和理性思索。其结果就是导致大众文化的平面化（即在精神内涵上的空虚、苍白、直露和肤浅）与世俗化（即追求感官享受及以世俗功利为目标的价值取向）。^[31]虽然这样的忧虑不无道理，但是谁又能坚持认为完全物化的现代社会仍以所谓主流文化为审美取向，大众文化不能引领人类审美活动的方向，或者说大多数城市人的趣味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意识呢？也许这是个两难，一方面社会进步需要文化的思索和沉淀，需要文化助推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城市中陷入现实生活的人们即使有社会责任感，也无法孤寂地游离于大众之外，享受清冷的所谓高雅文化，更何况高压之下的城市人在生理上释放的需求往往大于心理上的文化渴望。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有目共睹，无论是影视作品、通俗小说、流行歌曲、卡拉OK，还是快餐文化、动漫产品、商业广告、网络游戏等，大众文化的任何物化形态均与消费有关，充满了商业气氛。在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熏染下，城市人将消费的快感与文化的体味合二为一，与独守小楼静静地欣赏贝多芬的交响曲不同的是，大众文化的魔力在于它能不断地刺激消费，大众文化的功能只能在重复消费中才能实现，其商业潜力可见一斑。在大众文化的商业感召力下，大众文化的始作俑者已经不再是文学家、艺术家，而是一群商人。他们美其名曰——从事文化产业。而大众文化的寄居地——城市，也毫无争议地卷入文化产业的培育、宣传和扩张中。当然大众文化的商业价值不仅在于商品本身的价值，更多的是源于大众的购买潜力。大众购买商品的基本前提为商品是生活所需，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大众文化产品表面上是为大众的精神所需生产，本质上是它并不排斥大众的物质所需。在物质极度丰富的现代社会，物质需求已突破了传统的衣食住行这一狭义内涵，而扩充到物质的文化需求，或文化地消费物质这一概念范畴，即如何更美地、更优雅地、更有自尊地消费物质，大众文化恰恰满足了城市人扩充了的物质需求。当然，大众文化在被消费的过程中与一般商品不一样的是它包裹了文化的外衣，使人难以区分这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正如都市里的一些年青人很难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自觉地更愿意吃西餐一样。

本雅明认为“现代大众具有要使物在空间上和人性上更易‘接近’的强烈愿望”。这种接近，正是为了获得现时的身体感受。现代大众在大工业生产的节奏中彻底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规律，工作中的紧张使他们损耗的精力难以用工作之后片刻的宁静来补偿，反而要在喧嚣的刺激引起的亢奋中恢复。大众文化所提供的就是可以“接近”的刺激。流行歌曲每个人都可以唱，而且可以在卡拉OK中表演，电视已进入家庭，节目也与生活越来越近，时装、体育、旅游等等属于大众文化的活动，每一个都那么触手可及，以至于这些活动就是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接近这些对象，占有这些对象，消费这些对象，在获得短暂的满足之后抛弃这些对象，这就是现代大众的文化生活。^[32]英国的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认为，在这种拜物教的大众文化中，它的技术方式满足人们绝对的享乐主义的本质，使里比多的身体受制于经济的要求，所以在这个时代除了有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之外，更多的是一些残缺不全的身体，这就是大众文化中身体的普遍形态。因此当今的美女作家都是以主动的方式将自己置于被全民观看的境地，在审美的大众文化时代，身体被视作最简捷的运作形式，它在如今越来越走火入魔的行为艺术中遭遇了最惨烈的使用。如此使用身体话语的人知道，这是在欲望消费时代最后一个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资源。^[33]大众文化对身体经验的依赖，不仅引导了整个大众文化的走向，同时也助长了城市代际的隔裂，对城市文明的演进也烙下了阴影。

在现代都市中，大众文化融于世俗生活也便生成了与此相对应的复制性、合理化和高效率。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文化从来都是个性化的代名词，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政体因享受不同种类的文化而显得精彩纷呈。但是随着城市化、现代化以及相伴而来的全球化的渗透，都市的大众文化被不断地复制和延续，虽然有时会遇到水土不服，但大众文化的趋同已成为必然。例如，现在经常看到某一影视作品或音像作品被冠以全球同步首发的美名，这既是尊重你的消费权，也同时说明大众文化正在消解地理因素、种族因素和政治因素，以不被察觉的隐遁之身侵入所有的城市，并试图找寻大同。大众文化的复制与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和高效率不无关联，正如里茨尔使用“麦当劳化”来解释所有祛除个性、流水作业式的、井然有序的过程，大众文化拥有城市这一具备最先进、最通畅传播渠道的土壤，只要将大众文化包装成口味一致的“压缩饼干”，通过城市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便不成其为问题。当然现代生活的高效率在大众文化的复制过程中也扮演了主角之一。既然城市人从生理到心理不得不消费大众文化，那么大众文化就必须随时按照城市人的需要在城市的任何地方出现，如果没有高效率，大众文化就无法适应城市生活。显然，快速生成、流水线生产、满足即时需要的大众文化与城市人共同依存，俨然都市的一道风景。

由于大众文化的受众主体是城市青年，因此求新、求异便成为大众文化存在的前提，而当求新求异走向极端时，大众文化的叛逆性就突显出来。在大都市中与叛逆的大众文化共同成长的青少年经常被称为新新人类，他们听一些听不懂的流行歌曲，看一些充斥着妖魔鬼怪的书，穿一些稀奇古怪的服装，说一些不着边际却互相能沟通的言语，即便是在圣诞这样的他们喜欢玩味的节日里，互道祝福时也喜欢使用恐怖的伎俩，他们沉浸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明白和欣赏的文化中，与他人隔绝。叛逆地享受大众文化，这已经不是少数边缘群体的专利，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低龄青年群体中正在蔓延，这似乎也不是因为个人挫折导致社会化的扭曲，有迹象表明这种趋势似乎正在演变成一代人的价值取向。文化正在变态化、极端化、叛逆化吗？现在并不是下结论的时候，但可以肯定的是都市的文化语境越来越宽松，任何极端的文化，只要拥有一定的受众，就极易在都市延伸和发展。

可能是由于大众文化的叛逆性及其负功能，关于都市中的大众文化是否具有现代性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不可否认的是都市是现代性孕育的温床，而附着于都市的大众文化正在成为都市文化的主要表征，并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形成抗争的局面，如此推理大众文化是否也一定具有现代性呢？要解读这一问题，首先需剖析现代性的概念内涵。简单而言，都市的现代性是市民祛魅，即摆脱传统性之后获得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与规范、理性、高效、创新的现代生活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对大众文化是否具有现代性这一观念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大众文化广义上讲是一个包含着通俗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复合体，有着覆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巨大影响，但是它不能提供支撑人的现代性发展的内在文化精神。一个民族人的现代性的发展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化信仰。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背后精神并不是大众文化。新教伦理精神、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传统、启蒙运动之后科学和理性精神，都曾是其塑造现代文明过程中的文化精神。没有本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支撑，人的现代性总是支离破碎的。大众文化也不能提供规范人的现代性尺度。一方面大众文化扮演着公众的上帝，匿名的社会权威；另一方面，它的发展又以多元性为前提，它可以使几个相悖的标准同时存在，形成相对主义的价值倾向。并可能为迎合世俗心理、商业效应而漠视社会规范。在这种氛围中人们追求刺激、冲动、新奇、虚幻的满足，生活态度具有某种不确立性。”^[34]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现代性本身并没有光环，它是世俗的一部分，大众文化通过消解文化主题而直接进入生活主题，表面上似乎缺少了一种精神，或一种信仰，但实质上大众文化已成为介于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之间的一种消费形式，它借助艺术的表达力，以满足市民的需求为终极目标。虽然大众文化过度依赖身体经验、摒弃传统文化、追求物质刺激等消极面影响其展示现代性的特征，但似乎也不能过早地肯定大众文化就不能成为现代都市的主流文化和主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