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之尽意

（三）“象”之尽意

城市的“象”系统之所以能立，或者说能在合适的时段、恰当的事件或某个方位上能立，这与城市的“象”之特征，或“象”之“尽意”分不开。城市的“象”依附于城市而存在，似乎默默地传达着城市的信息，即便没有人将它叙述、解读，它也随时存于世人心中，形成多元的、非同构的画卷。

凯文·林奇在营构他的城市意象时，开篇就提到城市意象的可读性，他认为:“可读性不是一个美丽城市的唯一重要特征，但在涉及城市尺度的环境规模、时间和复杂性时，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个整体生动的物质环境能够形成清晰的意象，同时充当一类社会角色，组成群体交往活动记忆的符号和基本材料……一处独特、可读的环境不但能带来安全感，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尽管在一个形象混乱的现代城市是可能的，但如果是在一个生动的环境中，同样的日常活动必定会有崭新的意义，从本质上来说，城市自身是复杂社会的强有力的象征，如果布置得当，它一定会更富表现力。”^[1]虽然凯文·林奇是建筑师，但其笔下的城市意象的可读性并不仅限于方向的辨认、道路的清晰，而是包含了更多的意象中的经验、记忆及社会活动，以及由此延伸的安全感、表现力及深度和强度。其实城市意象可读性的根本在于人的存在和人的参与，人的存在可以创造意象，进而浮现和认知意象；人的参与可以解读意象，展开意象和渲染意象，特别是在著名的单体意象面前，人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手法解读它，并由此附着美丽而隽永的故事，使之以亘古不变的形象矗立在人们心中。当然，林奇也不否认即使在城市清晰的意象中人们仍可能会迷失，他以美国波士顿汉考可大厦为例，他认为虽然“其周围那些弯弯曲曲的街道有特别的魅力。不过这种情况必须有两个前提，首先必须没有迷失、转向或是走不出的危险，惊喜必须基于一个整体的框架，迷惑的只能是可见整体的一小部分；其次复杂神秘的部分应该具有可以探索或是花时间可以去理解的形式，没有任何相关联系的完全混乱是绝对不可能令人愉快的。后者必须满足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即观察者在感知世界过程中应该充当能动的角色，在形成意象的过程中有创造性的成分，应该能够有能力依需要去交换意象。”^[2]这种在意象中短暂迷失，并通过个体能动的选择或创造，可以走出迷失的意象，并营构新的更富魅力的意象，这也许是城市可读意象的最高境界。

其实城市意象的可读性有赖于它的结构，无论是城市生态环境的结构，还是城市社会活动的结构，它们的有序、紧凑、相互辉映都会促成意象更浑然一体、更彰显个性。意象的结构性首先表现为空间的关联度，包括意象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内的物体与物体、物体与观察者之间在空间形态上的沟通和连接，很难想象一幢独体的建筑，或者一条无人行走的街道能有什么样的意象，意象在空间上是一个系统，高低错落也好，浓墨重彩也罢，它是一个整体的展示和联想。正如人们在津津乐道欧洲最美丽的客厅——圣马可广场时，总忘不了提到圣马可教堂和巴西尼加钟楼；在感叹巴黎的塞纳河时，也总忘不了塞纳河上的36座桥和它的左岸右岸一样。意象的结构性还表现在时点的延续上。对一个城市而言，从产生意象，到稳定意象、更新意象这一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少则二三十年，多则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所以城市意象在时间上的延续，或者意象于历史和现代的统一显得相当重要，否则意象结构会出现混乱以及迷失。例如，仅有百年历史的上海，从渔村发展到十里洋场，进而到海派城市并向国际化大都市演进，这一过程中，尽管历经世事变迁，政权更迭，上海的大气、包容、超前及理性的意象图案始终未变，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浪潮的涌现，这样的意象显得愈加清晰和坚定。当然，意象在满足了空间和时间结构上的系统一致之时，也不能忽略其社会结构的稳定和谐，也即意象中的客观事物与主观、能动的人之间的结构关系同样也需要维系。实际上，意象构成图中的物与人共同存在，互相依赖:一方面，作为意象的物的存在培育了观察物和缔造物的人。关于城市中的物影响人的问题，似乎并不一定成立且很容易推翻，因为同样的物景显然被城市异质的群体观察和体味，但是城市人在构成意象图景时已演变为一类群体，这类群体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人，浸润了这个城市所有的意蕴。另一方面，作为意象的人用不同的心灵感知同样的作为意象的物，使得意象的物精彩纷呈，就像有人赞美曼哈顿天际线的生机、权力、伟大，也有人着迷于它的神秘、颓废、混乱。

关于城市意象的模糊趋势，学者们从20世纪中期就开始关注。有学者认为:“城市正在自发而盲目地迅速蔓延，过去亲切的由人主宰的空间正在逐步消失或减少，机器取代了人在空间中的地位。依据西特首创的现代建设的‘视觉艺术’准则而建造的城市，由于严格的分区和单体功能相互割裂而导致城市空间人情化的尽失。单体建筑的设计因为对于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而忽视了人的使用、心理需求。因此，我们看到了近乎千篇一律的城市，看到了大同小异街景立面。人们奔走在相似的街道与城市中，很难分清这座城市究竟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3]这种由城市建造的趋同而导致的意象衰微似乎并没有因为学者们的关注而停止，凯文·林奇也曾断言:“具有意象力的乡村和地区极为繁多，可是要有一个强力意象的城市，却不会超过二三十个。”在这里，乡村超乎城市而具有意象力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乡村比城市具有更大的魅力，但显然乡村比城市更容易辨识，更富有特色。这似乎与城市设计有关，乡村的格局通常都是自发形成，并来源于不同的个人，人们在乡村旷野的土地上随意构建自己的家园而无需顾及所谓的设计理念，这样的结果是混乱而自由，但充满了个性。城市却不同，越进入现代社会，城市越陷入设计的怪圈:必须功能区隔、开展高楼竞赛、不考虑人文需求、过少的绿地和水域面积、历史遗存与现代建筑的矛盾等等，在完全设计的今天，城市其实已像被困的怪兽，一方面庞大无比，另一方面形象拙劣。如何拯救城市使其逃离意象模糊的境地，并不完全依赖于城市设计，而应该求助于公众意象的共同觉醒，公众意象的麻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设计师们的无责，同时也引导了城市走向“纯净”和平庸。只有当公众意象与城市设计进行有效的互动，城市的意象才有可能趋向清晰，趋向人文，趋向个性。

进入20世纪中后期，随着对城市意象解读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城市意象具有阶层性，即处于不同阶层的群体对同样的城市客观存在会产生不同的意象。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就认为不同收入与不同阶层的都市居民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地段。富者不会了解到穷人居住区，而经常自认为了解整个城市，对社区贫富特征具有敏感的辨别力。穷人的视野局限于居住区很近的距离，对更远的空间具有警觉、痛苦等感受。职业中产阶层则具有更广泛的、多样化的空间经历。^[4]国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城市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可能形成不同的城市意象。弗朗西斯卡托和麦彬的上述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居民的意象空间宽度大、综合性强、数据量大并有更多样的要素，而下层社会居民的意象空间宽度小、内容简单。奥兰斯对洛杉矶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较富有的中产阶级活动范围大，偏好多，对广泛分散在城市内的各种资源不计较距离远近去享受；而下层社会不那么活跃，上下班距离较短，有限的收入限制了他们的偏好和活动空间尺度。但值得注意的是，下层社会对其近邻事物的认识较中产阶级深刻。尽管他们的生活空间狭窄，但邻里关系却很紧密。西方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社区（如美国的黑人社区、英国的印度人社区、西欧城市的土耳其人社区等），我国大城市正在形成的由流动人口组成的分地域的移民村（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南京的河南村），其形成一方面由于社区互助的凝聚，另一方面与新移民最初进入城市形成的结构性城市意象密切相关。^[5]其实，关于不同阶层形成差异化城市意象的原因应该是多元化的。除了中产阶层有足够的财力和情趣享受城市的所有，而平民阶层只能在有限的区间活动这一原因外，不同的阶层对城市有不同的需求，前者希望城市提供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的高质量的生活环境，一旦城市满足了中产阶层的需求，中产阶层将对城市意象产生优质评价，满足高品质生活的任一面如有所缺憾，城市意象也将显得灰暗。而平民阶层对城市有着朴实的需求，过多的物质奢华或精神奢靡都会令这一阶层群体产生负面意象。另外，中产阶层凭借其优越的经济社会地位和良好的语言表达技巧，占据了评价城市意象的话语权，并很容易充当其他阶层的代言人，他们的意象感知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导了整个城市的定位。随着女权主义研究的兴起，女性和男性对城市意象的不同自然也成了城市地理学家研究的课题。威尔松（Elizabeth Wilson）的研究发现:男人把城市的不确定性理解成一种危险，而这种危险是可以进一步控制的；而对女人而言，城市的无序并不意味着危险，尽管这种潜在的危险对女人来说要比对男人的危险要大得多。多莫什（Domosh M）则提出了从“妇女对城市的意象的认识”、“将城市形象化为女性”以及“在城市中寻找女性空间”三个女权主义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6]性别在城市意象形成的过程中是否起作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性别并没有左右建构各自群体的城市意象，但争议本身也说明人们开始关注社会性别在城市意象解读中的作用，或者说城市意象的解读越来越分层化、差异化。

最初的城市意象的研究主要应用认知地图和现场调查、认知表述调查等多样化的方法。以后普遍引用符号学、美学感知理论，将城市意象视为可解读的文字、图形一样的“文本”或“超文本”，不同的人群创作出不同的文本和符号；而对同样的文本，不同的人会读出不同的内容，建立不同的形象感知，引发出不同的行为导向或决策。通过多源意象重叠分析，找寻城市的认同意象和差异意象，建立通道、边缘、街区（区域）、节点和地标等意象空间组成要素的特征。由于引入了有个体意识的、生动的人的因素，城市意象主题就受到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积极关注，强调城市中的“活生生的、有思想的、非模式化的”具体个人的存在。^[7]

城市意象的研究方法发展至今，可归结为两种主题方法，即图形法和问卷法，图形法即为通过对图形的判断和认知，结合图形背后相关的情景故事，或与自身的互动关联，评估并勾画心中的城市意象。图形法又分为图片或照片辨识，以及绘认知地图两种方法。前者是由研究者从城市地图中有目的、有代表性地选取几十幅图片或照片，交给满足一定居住年限的市民辨认，而其中被辨识较多、较准确的图片或照片所反映的物景将成为该城市意象的代表。这一图形法的重点在于图片的定位和选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者的图形选择很可能是城市意象的先导，市民在这一方法中无法表达自我，只能在有限的图形中发现城市意象。通过绘认知地图的方法来表达市民的心中的城市，其实有一定难度，毕竟市民未经过专业绘图训练。但是这一图形法的最大特点是市民有话语权，他（她）可以在第一时间表达对城市的主题印象。当然绘认知图的结果有可能是一人一图，每位被访者会首先绘制自己熟知的图，有可能就是居住地或附近，也有可能是经常到的地方，显然绘图的差异是肯定存在的。为了避免绘图的分散度太高，研究者可能会要求被访者指定绘出某些区域，或者绘出城市中最有特色的地方及这些地方的明显特征等。有些人文地理学家更是明确规定了绘制城市草图的方法，例如阿普勒雅德曾把认知草图分为“顺序型”草图和“空间型”草图两大类别。其中顺序型认知草图以道路导向为主；而空间型认知草图则以区位导向为主。按照认知草图的繁简程度和精确程度，每个大的类别又可划分为四个子类，即顺序型结构的段、链、支/环、网和空间型结构的散点、马赛克、连接、空间格局。顺序型和空间型的各子类之间的精确程度呈等级分布。随着人们对城市的认识熟悉程度的增加，认知草图则呈现由顺序型向空间型发展的趋势。^[8]问卷法主要建立在被访者对城市的文字认知基础上。研究者可挑选城市中性别、年龄、职业和收入等尽量均匀分布的样本作为被访者，让他们根据问卷回答包括“城市中最美的地方”、“印象最深的地方”“城市的标志物是什么”等问题，研究者回收问卷后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确认以上这些问题的总体倾向性答案。问卷法的最大特点是可以量化，并能轻松地进行分层分析，以回答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等个体属性是否影响人们心目中的城市意象定位，其缺点是问卷法仍很难表达被访者自己心中的城市，研究者的导向性作用仍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