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镇理论

8.1.3　新市镇理论^[1]

新市镇理论的产生与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工业革命后期，英国城市数量大大增加，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出现了市区过度拥挤、地价上涨、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出现了向郊区布局的趋势。但是由于城市的这种扩张存在无序性，郊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这样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英国学者霍华德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再版改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书中指出，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可避免地产生种种弊病，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郊区建设“田园城市”以大量减少居住在市区中的人口。他认为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缺点，只有城市、乡村相结合才能避免二者的缺点，而田园城市正是这样的“城市—乡村磁铁”，通过“把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健康、自然、经济因素组合在一起”，来提高所有各阶层忠实劳动者的健康和舒适水平，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

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提出后，逐渐受到了政府的关注和认同。1899年，英国成立了以宣传和实践霍华德思想为宗旨的“田园城市协会”(即现在的城乡规划协会，TCPA)，1903年该协会在莱奇沃斯(Lechworth)建设了第一座田园城市，1919年在韦林(Welwyn)建设了第二个田园城市。1935年，英国政府的田园城市审核评估委员会对田园城市的建设进行了评估。经过评估他们认为应在全国范围大力支持开发卫星新市镇(Satellite New Town)，并提出:①新市镇建设的基本原理来自田园城市理论;②在新市镇开发中更加强调社会经济因素;③新市镇发展有一个适度规模，达到这一规模后就需要兴建新的市镇;④有必要着手编制大城市周围新市镇群规划。1937年，英政府为解决伦敦人口过于密集的问题，成立了“巴罗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40年向政府提交了著名的“巴罗报告”，其中就提出了新市镇规划建设的理论。此后，新市镇规划理论逐渐取代田园城市规划理论，成为英国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二战后，英国包括伦敦在内的大城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解决战争中失去居所的人们的住房问题成为了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难题。对战争袭击的恐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居住观念，愿意搬到低密度、环境优美的郊区市镇居住。新市镇建设在这时开始受到真正的重视。1945年，即将上台的英国工党成立了“新市镇委员会”(Committee on New Towns)，专门研究新市镇开发方式。1946年，英国通过了《新市镇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以在英国境内建立不同规模等级的新市镇作为中央政府一项长期的城市开发政策。《新市镇法》指出，在大都市郊区兴建新市镇是为了吸收大都市人口，解决战后住宅紧缺的问题;在衰退地区兴建新市镇则是为了实现产业振兴，导入新产业。《新市镇法》还提出新市镇应具有就业自足性，要注重人口职业、年龄、收入结构的平衡，人口规模为2万～6万，并对新市镇开发资金来源、选址、规划、开发、管理等进行了详细规定。1946年，第一个经设计建造的新市镇——史蒂芬尼(Stevenage)开始兴建，这标志着“新市镇”理论开始付诸实践。

英国是最早提出新市镇建设理念的国家，也是在新市镇建设中取得最多成果的国家之一。从1946年第一个新市镇史蒂芬尼开始兴建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共建设了28个新市镇，其中英格兰21个、苏格兰5个、威尔士2个、伦敦周边129 km范围内11个。到1971年，新市镇总人口近140万人，相当于当时住在小镇上人口总和的2倍，平均规模达5万人。到1974年，总人口达到180万人，迁入2 000余个新的工业企业和公司，提供了近20万个岗位。到1990年，新市镇总人口近200万人，兴建新屋70余万幢。

从新市镇人口规模来看，英国第二代新市镇原有人口和规划人口普遍高于第一代新市镇，体现了城镇建设中对规模经济的追求。第二代新市镇规划人口都超过了8万人，在当时经济技术条件下，8万人被认为是能为居民提供生活服务的最经济的规模。此外，第二代新市镇中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市镇，如柏司顿-莱兰，它们的人口基数大，规划人口也相应较多。从新市镇距中心城市距离来看，第一代新市镇距中心城区距离超过30 km，当时的城市规划学界认为距伦敦中心21～32 km是超出大都市通勤圈的安全范围。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汽车的普及，人们普遍认为要80～129 km才能保证新市镇与伦敦功能的分离。而其他区域建设新市镇距离中心城区相对较近，如东基尔布赖德距格拉斯哥仅15 km，利明司顿距爱丁堡仅14 km。

1940—1990年之间，西方国家城市化的典型特征是低密度的城市蔓延，导致“郊区疯长”。这种模式的高成本和低效率、生态与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对内城的伤害和对城市结果的瓦解、对社会生活的侵蚀效应日益凸现。1990年以来对郊区化增长的批判和反思催生了新城市主义，并且日益成为主流化的规划思想和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彼得·卡索普(Peter Calthorpe)等。新城市主义核心观点有向郊区化宣战，做郊区化的终结者;提倡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想，重新塑造多样化、人性化、社区感的城镇生活氛围;“反对蔓延、重整城镇，建立真正的社区”。新城市主义倡导许多独特的设计理念，其中最突出的反映在对社区的组织和建构上。邻里、分区和走廊成为新城市主义社区的基本组织元素。新城市主义所构筑的未来社区的理想模式是:紧凑的、功能混合的、适宜步行的邻里，位置和特征适宜的分区，能将自然环境与人造社区结合成一个可持续整体的功能化和艺术化的走廊。应当说，在中国，从香港到内地的新市镇建设，无不受到西方新城市主义理论或新城镇实验的影响。换言之，中国的新市镇也是新城市主义在中国的应用。

我国香港新市镇建设成就斐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香港开展新市镇建设的原因主要有3方面:①由于政治的原因，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城市空间发展相当不平衡，人口、经济的发展都高度集中在香港岛和九龙地区。②进入20世纪50年代，非法移民的迁入使得香港的人口激增，市区居住条件严重下降，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条件相当恶劣。③作为当时的制造业中心，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蓬勃发展，对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20世纪50年代，香港开始兴建公营房屋(简称公屋)，并发展了2个工业卫星镇——观塘和荃湾。到了1972年，香港政府正式颁布了“10年建屋计划”，计划在10年内为180万居民提供具有良好康乐设施和合理居住环境的永久独立居所。新市镇作为公屋建设的重要载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规划建设。

香港的第一份新市镇发展计划——荃湾新市镇发展计划于1974年编订。至2003年，香港在新界共建设了9个新市镇，容纳人口315.66万人，占全港总人口680.31万人(2003年)的46.4%(表8.1)，发展计划总开支达44亿港元。香港新市镇内均设有各类社区及康乐设施，包括学校、街市、购物中心、公园、休憩用地及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2003年12月九广铁路西铁通车后，将屯门、天水围、元朗及荃湾新市镇与西九龙连接起来。地铁将军澳支线也已于2002年8月起为将军澳新市镇提供服务。

表8.1　香港新市镇概况

注:由于表中人口预测数据是香港拓展署根据2001年人口数推算得到的，因此带*的新市镇数据出现了2003年总人口数大于2010年预测人口数的情况。资料来源:香港拓展署发展计划(2002—2003年)和香港特区政府资讯中心的新市镇及巿区大型新发展计划开发情况。

香港新市镇按照建设年代和市镇特点可以分为3类:①荃湾、沙田和屯门。这3个市镇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建设，人口规模较大，规划人口均在60万人以上。市镇内有配套的工业用地，能为居民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其中荃湾和沙田距中心城区较近。②元朗、粉岭—上水和大埔。这3个市镇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规划建设，人口规模相对较小，选址都位于古墟镇，因而更强调保持原有的、自然的乡村环境。③将军澳、天水围和东涌。这3个市镇都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建设的，现有人口规模较小，对外交通比较发达，如东涌位于香港新机场附近，将军澳距市区仅5 km²。总体而言，各新市镇发展势头良好，到2003年，除元朗、东涌新市镇外，其他市镇实有人口已接近规划人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