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 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模型
政策模型是政策形成过程中所依据的理想框架。主要的政策模型有：
（1）理性决策模型。决策者依据完整而综合的信息做出理性的决策，也就是政府依据明确的公共政策目标，对所面临的多种方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权衡利弊，从中选出一种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效果的公共政策方案的过程。在这种决策模型中，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强调人在政策决定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政策过程是一个利益和目标经常相互冲突的个人之间的互动的过程，但理性决策模型倾向于仅仅为决策者提供决策规则（米切尔·黑尧，2004）。
（2）渐进决策模型。渐进理论注重已往的政策，不追求大的变化，而在有限的方案中摸索渐进发展。渐进理论被认为对维持政策形成过程的稳定性、一贯性非常有效。偏好渐进理论的决策者们带有依赖协商方法制定政策的倾向，因而有着最大限度地缩小组织体系内成员之间的矛盾、保持组织的凝聚力等长处。渐进决策模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运用的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型，对缓解社会矛盾冲突、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它发挥功效的程度相当高；然而，在急速变迁的社会里，渐进变迁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另外，渐进决策模型一味企图化解冲突，维持现状，对于社会革新显得无能为力，反映了一种消极的保守倾向（张凯，2004）。
（3）公共选择模型。公共选择理论源于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将政治视角和经济视角结合起来的企图。公共选择理论立足于组织体系的投入—产出的分析，力求选择更为有利的方案，而且将个人当作利己的经济人，并以个人作为公共选择即决策单位。这就需要首先将个人的价值和利益以一定的方式形成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其意义在于承认多元价值和利益的存在。公共选择理论以自由市场体系的确立为前提，故此很难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欠发达国家。
（4）组织体制模型。把政府部门当作公共政策主要的分析对象，不同的政府体制（如总统制、议会内阁制、委员会制等）有不同的决策程序，从而产生不同的决策结果。政府制定了公共政策，并赋予其合法性、普遍适用性甚至强制执行性。一项政策唯有经过政府机构的规划、颁布与执行，方能成为公共政策。然而，组织体制模型是一种静态模型，我们不能由此真正了解政策制定过程动态的一面。组织体制模型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公共政策是政府机构的活动，是政府体制的函数（贺卫，王浣尘，2000）。
（5）意识形态模型。意识形态对决策的影响，就是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价值标准来指导决策。国家或政府都以其意识形态为价值判断标准，都以是否符合其意识形态来判断各种政策方案的优劣。凡符合其意识形态的政策就是好的政策，就会被采纳通过，否则就会被拒绝采用。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精英所持的意识形态，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主张，它直接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倾向。意识形态模型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公共政策是精英所持意识形态的函数，从精英所持的意识形态便可预见公共政策的倾向。
（6）精英决策模型。将公共政策视为反映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所持的信念、价值观和偏好的一种决策理论。民众远离公共决策过程，力量分散，缺乏组织，具有“搭便车”的倾向。因此，不是人民大众通过他们的需求与行动决定公共政策，而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决定公共政策，政府只是执行已经决定的政策。政策是从精英向下流至民众，而不是政府响应民情的结果。精英是现行体制下的受益者，倾向于维持社会的现状，其态度相当保守，不会轻易改变现行政策，即使改变也是渐进的，而非激进、全面的改变，因为自我否定是很困难的。精英决策模型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公共政策并非集合大众的意见而形成，而是由社会上少数人所决定，尤其是在一些民主根基并不深的地方。
有学者将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抓典型、搞试点总结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制定模式（陈振明，2003）。此外，公共政策的制定模型还包括利益集团模型、理想决策模型、博弈论模型、系统决策模型和直观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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