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效果
在城市化的各种体制障碍一时难以消除的背景下,进城务工农民没有取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平等待遇。他们被称为“农民工”、“务工农民”,这一工农混合的身份称谓说明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尴尬地位。然而正是他们的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但社会对其贡献和影响往往估计不足。
1)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一般来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会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带来经济增长。据世界银行(1997)估计,1980—1997年的1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中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占16%。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2000)和农业部王德文(2000)等人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23%。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张照新,宋洪远,2002)。
2)低廉的农村劳动力是国民经济重要的积累渠道
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有着明显的工资差别,此外城市国有企业职工还享有大量的物质福利,如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据调查,1995年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实物性福利,相当于其货币收入的72%,这些福利都是农民工不能享有的。因此如果把这部分福利也计算在内,国有企业职工的年平均收入就比农民工高出127%,达到7381元。因此,在二元化劳动力市场上,每雇佣一个农民工,就等于节省了7381元的工资性支出。或者说,每一个农民工为雇主的利润或通过产品价格的下降为消费者福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剩余积累贡献了7381元。如果以1999年全国9546万农民工计算,则农民工的剩余积累为704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卢迈,赵树凯,白南生,2003)。2003年底,中国城市人口已达5.24亿,但只有3.38亿是所谓的合法城市人口,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已高达1.86亿。假定他们的月收入和必要的劳动保障较之正常状态偏低每月200元,那么用工企业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40亿的利润(钟伟,2004)。
3)外出就业成为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途径
以江苏为例,2000年以来,江苏农民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的良好态势,增幅由2000年的2.9%逐步上升到2003年的6.1%,2004年的12.1%。从农民收入的构成看,属于劳动力转移性质的收入(农民外出打工和就地从事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大幅增高,是增收的主要来源。2003年,全省农民人均收入4239元中劳动力转移收入2807元,约占66.2%,比重较2000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其中外出打工收入737元,占农民收入的17.4%,比重提高了4.2个百分点。2001—2003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直接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平均增长8.6%,高于同期农民收入增幅3个百分点,其中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年平均增幅达16.2%,高于同期农民收入增幅9.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江苏农民增收越来越大的依靠。但相对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民的收入是减少,而不是增加的。此阶段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拉大城乡差距,提高农村生活成本的做法来“促进”农民进城就业的。
4)促进了劳动力市场发育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导致了城市中就业的部分冲突,给城市基础设施造成压力,对城市的环境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引起城市犯罪率的上升。这些都给城市的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城市政府往往对农民流动所造成的负面效果过分担忧,而对这种流动的合理性与贡献估计不足。同时,政府在改革中往往会有过多的短期考虑,而缺少长期的、稳定的积极政策。劳动力流动会带来社会的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但压制人口流动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不稳定。
5)对输出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影响
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输出地的影响总的来看是积极的。主要表现在通过劳动力和资金的双向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输出地农民开辟了新的收入增长源。进一步的分析还揭示了另一值得注意的动向:劳动力外出就业使家庭经营的兼业化趋向加强;外出户对农产品价格变动的反应相对不敏感;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区域内农户之间收入差距则有扩大趋向。UNDP(1998)的报告指出,新兴的劳动力流动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人员的自由流动促进了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益,也提高了许多外出打工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使贫困地区和劳动力过剩地区的农业收入上升(或阻止其下降),也迎合了城市经济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对弹性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要。研究表明,农村流向城市的打工者在返回他们的家乡后,倾向于接受许多城市生活价值和行为方式,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对子女的教育以及少生优育方面。
另一方面,大量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输出,使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难度加大。随着转移出去的劳动力进一步年轻化、知识化和技能化,农村、农业发展所需要的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生产要素也越来越稀缺,多方面的不良影响趋于扩大。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男女纷纷外出打工,留在家乡的“老弱病残”成了务农主角,农业生产老年化、女性化和“半劳力”化更加突出。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从年龄看,2003年江苏农村30岁以下的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不到三成,而45岁以上的占55.0%,50岁以上的占37.6%;从性别看,第一产业中女性劳动力占62%,比重较1988年上升8个百分点;从整半劳动力的情况看,第一产业中“半劳力”约占50%,比重较1988年上升20个百分点。在农业经济比重较大、经济薄弱的苏北地区这种“三化”问题尤其突出。近年各地在劳务输出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由于“能人”基本外出打工,一些地区农村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发展后劲不足,小城镇二、三产业加快发展困难。大量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使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使本地经济加快发展受到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制约。据徐州、淮安、宿迁等市统计局于2004年初进行的调查: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的不断深入,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当地企业用工需求增长较快,特别是新增企业,亟须大批工人。然而,在农村劳务输出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大量剩余劳动力特别是综合素质较高的青壮劳力纷纷外出,留在本地并且符合企业用工需求的劳动力缺乏,导致企业在本地招工困难。大规模劳务输出引发当地具备一定素质与技能的劳动力不足,已成为苏北地区接受产业转移、迅速实现工业化、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制约因素(江苏省农村经济调查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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