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发展演变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演变

1.国外路径

正确处理好城市化进程与农村、农业的关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考察发达国家城乡演变的历史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生产力还比较低下，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主要表现为以限制劳动力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二是快速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推进，城乡之间由对立逐步转向有机联系。在城市的带动和引导下，出现了劳动力等要素单向集中的趋势，表现为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以及城市人口的快速上升。三是基本实现阶段。这一阶段是城市化“量变”到一定程度（达到50%）后产生“质变”的结果。在此阶段，城乡联系逐步进入城乡融合，劳动力等要素出现双向流动，城市文明普及率超过城市化水平，呈现加速增长趋势，城乡差别明显缩小。四是完全实现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城乡融合加深。城市化水平在70%—80%以上，进入城乡一体化的最高阶段，城乡居民共享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综观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有以下几点经验值得重视:一是城乡一体化发生于生产力水平或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高的时期。它的发展进程是由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到大城市的郊区化或逆城市化，最后迈向城乡一体化。它是后工业社会时期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二是城乡一体化是一个渐进的动态发展过程，是一种发展理念和思想方法。三是城乡一体化是城乡互动发展过程，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因而在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中，应当将城市与乡村有机结合起来，实施城乡平等发展战略，避免出现城市问题突出而乡村衰落萧条的两难困境。四是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社会现代化的系统演化过程，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诸多方面。五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即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的协调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中，除城乡经济和社会因素外，还包括文化因素和生态环境等多种要素。

2.国内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城乡关系逐渐从分离发展开始走向融合。

（1）分离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30年是工农产品剪刀差严重时期，也是工农城乡关系较为紧张的时期。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为奋力实现工业化，无形之中在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画了条线:农民作牺牲，提供低价粮食、原材料等，让城里人把建设先搞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靠农业的积累、农民的贡献和农村的支持，我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化体系。这个时期是城乡隔绝的工业化，城市的工业化独立于农村经济之外，农村工业化几乎停滞不前，城乡经济二元化十分突出，城乡二元结构也日益强化，农村发展越来越落后于城市。

（2）交流发展时期。我国城乡一体化口号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提出的，从80年代开始的“地改市”和“市管县”制度的改革，历时20年，使超过90%的地区改成了市，根本改变了市地分设，市县分割的现实，向市县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一方面由于它恰逢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剩余劳动力由隐性剩余转为显性剩余，大量劳动力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另一方面，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取得真正的成效，城镇经济不能充分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在上述背景下，我国城乡之间的交流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出现了轰轰烈烈的乡镇企业发展热潮，劳动力转移的空间特征表现为“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二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以劳动力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城乡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庞大人口和剩余劳动力使城市化、工业化难以容纳，而在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下，虽然城乡经济都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城乡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因此，这一时期实质上城乡仍主要在各自系统内进行小循环，城乡仍处于相对分离发展的阶段，还没走向城乡统一的大循环、大系统。

（3）融合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后，针对我国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城乡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为解决“三农”问题，逐渐将“三农”问题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局中进行考虑。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此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以人为本，提出“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进一步突出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指出我国从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就是将我国城乡纳入一个统一的大系统，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放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上，明确分区功能定位，使城乡发展能够互相衔接，互相促进。因此，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以科学发展为指导的一种全新的城乡融合发展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