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南京城乡发展的障碍是什么？

四、主要矛盾

随着体制转换和结构变动的不断加快，除了受工业化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外，制约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因素和诸多体制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些问题有可能成为南京市今后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障碍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发展惯性影响

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城乡难以站到同一个水平线去寻求发展。南京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加快工业建设，运用各种行政手段，从社会各方面集中有限的资源，形成工业和城市建设的资金积累，造成了工业发展超前、农业发展滞后的二元经济。这种经济体制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刚性，工业化变成了城市的工业化，而城市化又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就进一步拉大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南京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由于受工农分割、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长期积累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南京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结构，对郊县的带动作用不强。与此同时，农村的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经济效益驱动下，还大量向城市转移和集聚。再加上目前农村薄弱的基础，很难在短期内赶上城市快速发展的步伐。

2.政策体制障碍

由于体制政策环境的原因，城市和农村仍主要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进行体内循环。目前，虽然南京市有一部分政策体制，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障碍已经基本消除，但实际上在城乡居民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依然可见。如目前在城市实行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制度尚未覆盖到广大农村，农村人口没有真正享受到现代福利社会带来的福利。城乡建设与管理体制分割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栖霞区、雨花台区两个近郊县，由于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任务十分繁重，他们承接了大量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任务，但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使得资金安排很难纳入南京建设资金的总盘子，管理权限则高度集中于市权。对他们而言，城市建设与管理，更多的只是义务和责任。同时，在经济发展方面，城市工商业资本要进入农村，对小农生产方式进行改造，还存在许多政策限制，阻碍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与此同时，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土地在“农转非”时，他们也未能享受或充分享受到土地增值所带来的好处，在土地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分享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增值收益。

3.协调机制制约

缩小城乡“二元”之间的差距，必将涉及城乡之间巨大的利益格局调整问题。城乡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的制约，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完全背离其自身价值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通过城市的自我循环、自我服务而形成以后，所形成的利益格局始终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变。改革开放以后，南京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下来。农村居民除了个人的收益水平落后于城市居民外，所得到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文化以及水电、通信、交通等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服务，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别。要改变这一现状，将涉及大到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的调整，小到个人能够承受的能力等一系列的问题，因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较高，因而进展还不大。而当前这种利益上的不平等，将直接影响到南京市未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化。

4.资源配置差异

城乡资源配置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由于农业的分工程度低于制造业，因而它所能获得的利益也将小于制造业；另一方面，由于城市非农产业布局具有集聚性和专业化等特征，易于通过产业集聚与产业间的专业分工和协作来获取集聚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效益。而分散性和多样性则是农业生产布局的基本特征，故农村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要远低于城市地区。南京市也是这样，作为一个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低的空间——郊县地区与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高的空间——城市地区，它们之间因资源配置差异所带来的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这将是影响全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5.思想观念滞后

一是“城市偏好”仍是制约南京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深层原因。南京市的工业基础雄厚，科技优势明显，这对于郊县来说应该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这样的优势不仅没有对郊县经济发挥出明显的带动作用，而且由于南京是省会、大专院校和大军区的所在地，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十分繁重，城区的经济总量又在南京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份额。因此，目前一些部门往往仍习惯性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城区范围内，较少考虑如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二是郊县发展观念转变仍相对滞后。一些郊县干部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是城市要给予农村更多的支持，一味依赖城市的扶持，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等靠要”思想不同程度地时有表现，对如何主动吸纳城市要素、接收城市辐射来为我所用，更好地发展自己，则考虑得不多。因此，缺少从城乡互动、共同发展的角度对城乡关系问题的思考，这对促进全市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