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选择的选择

没有选择的选择

从那个最深厚的文化层次中流传下来，至今仍是中国人行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汪丁丁

短短20年时间，中国家族企业为何迅速崛起？

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有数十年的断裂，20世纪内被分为明显的两部分，从1978年以后，民间的创业精神又一次回归。这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内某杂志评选20世纪中国十大商业风云人物时，排在第一名的是无锡荣氏。同一个家族的身影，活跃在两个不同的时代。荣氏家族的历史可谓是近现代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1896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他们的父亲荣熙泰的带领下，出资1500元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设了一个广生钱庄，迈出荣氏创业第一步。之后的二三十年里，荣家的事业不断扩大，先后开办了一系列的面粉厂、纺织厂以及机器厂，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成为巨商大贾。1949年后，荣家部分成员向香港、台湾及海外转移，而荣德生、荣毅仁父子则留在大陆，家族事业虽被冻结，政治上却获得生命延续，成为全球闻名的“红色资本家”。改革开放后，荣家赢得第二春，荣毅仁出山组建中信公司，开展海内外融资和一系列投资。而荣毅仁一脉的后起之秀荣智健则在解冻之初的20世纪70年代末南下香港，成为中信泰富董事会主席，拥有数十亿身家，成为中国富豪榜上有名的人物。

荣氏家族的故事，揭示了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某种内在逻辑，说明了中国式家族组织对于工业文明的适应力。一旦环境许可，这种家族组织形式就会蓬勃发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项兵研究指出，中国家族企业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家族企业以其机制灵活、利益关系紧密等优势在“物竞天择”的市场竞争中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巴曙松与人联合撰文，分析中国家族式企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首先，体制性环境决定了以家族忠诚为纽带的企业家族化经营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选择。其次，职业经理人阶层和信用环境的缺乏导致民营企业家不敢贸然选择外部经理人员。第三，家族往往是家族式企业融资来源的最初渠道。创业时期企业的经营风险无疑偏大，而家族资金的介入实际上承担了类似高科技发展中的创业风险投资资金的作用。第四，在一个迅速变动的环境中，家族企业的运作成本相对较低。第五，特定的中华民族注重家庭的文化积淀将在相当程度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中国现实的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他们最后的结论是：大量的案例和理论研究表明，在经济体制环境剧烈变革、信用环境有待建立的条件下，适宜于创业的家族企业是有效率的。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制企业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是因为：首先，在市场经济初期，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尚未显现出来，家族制企业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市场求大于供的形势，一大批家庭作坊式的家族企业获得宝贵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其二，家族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产权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业主的扩张欲望。在当时市场竞争对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水平要求较低的条件下，两权合一的产权制度的内在缺陷不显著，相反，家族关系的利他主义特征，有利于减少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成本。其三，家族制凭借亲缘关系和伦理道德构建起一个极具凝聚力的企业内部网络，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可以采取非市场手段来利用市场不完善的漏洞。

温州的故事，最生动地为学者们上述的各种理论作出了解释。

温州民营企业创业初期，家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是靠兄弟姐妹的血缘、街坊近邻的地缘、同学战友的学缘而共同创办起来的。由于资金有限，相当一部分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在这些家庭工业之间，既有细致的分工，又有多种形式的合作。一个乡或一个村以生产一种产品为主，乡与乡、村与村、户与户之间通过市场形成一条龙配套生产。这种由血缘、地缘、学缘关系结成的强大联盟，蕴涵了共同的需求、利益和情感。他们相互扶持、共谋发展，当企业出现挫折时，共同的利益也能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温州家族企业决策非常快，承担风险能力很强。温州螺丝大王刘大源原先是卖煤油灯的，后来他发现煤油灯当中的铆钉利润更高，就专门做起了铆钉生意。温州金乡人一开始做的是学校饭菜票印刷，后来发现校徽利润更高，金乡遂转而发展成为“徽章之乡”。温州原市委书记董朝林认为：“温州人看到有生意可赚，第2天就弄台机器先干起来，机器可以放在家里或朋友的仓库，行了，再盖厂房，大了才请管理人员，这要是在其他地方半年也论证不下来。”

一时间，温州出现了成千上万带有家族企业性质的家庭作坊和企业。无心插柳柳成荫，家庭经济的极度竞争带来了成本优势与专业核心能力。这种完全由眼前利益决定的家庭作业方式在初期显得布局混乱，但最终却使温州通过大量筛选找到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据董朝林的调查，当时温州家庭企业平均投入1元产出可达10元，而国企却是投入10元产出1元，这种完全由市场利润牵引的家庭工厂为温州确定了长远的发展方向。

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罗卫东曾撰文《论温州民间企业的成长——路径和机理分析》，分析了温州家族企业的优势和成长经验：“首先是进入的行业。家庭工业在起步时进入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的优势。比如皮鞋的生产，越是款式多品种齐越是具有市场效率，但是对于生产组织来说，很难整齐划一。不同款式的皮鞋的加工设备在规格和性能上都有差异，不太可能通过像冰箱厂、洗衣机厂常用的那些大型的生产流水线的标准化作业模式来实施生产。因此在皮鞋这类产品生产上，家庭企业反而具有比较优势。

“其次从市场特性看。在家庭工业的场合，如果需要自己开辟销售渠道，那么必然是作为家长的主要家庭成员亲自在外跑供销，或者是大家庭中的男性成年后代外出营销。这种承担家庭工业企业主要责任的成员自己控制销售的模式对于家庭生产的稳定性和效率是必须的。对家庭这种共同体的责任感和生活经验维系了供销与生产之间的平衡。到后来，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早期从事工业生产的这些家庭也开始出现功能上的分化，一部分家庭将生产功能全部放弃而集中从事商品的营销；一部分家庭则退出了传统日用品的经营而专注于开发新产品。

“与生产的产品相关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监督成本。服装、玩具以及日用品生产属于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生产。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价格含量对于劳动质量的依赖极大。因此要通过这样的生产活动来赢利，必须在生产数量上或质量上实施比较好的控制。无论是实行计时工资还是实行计件工资，监督检测的程序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监督和检测的成本则取决于生产者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强弱。机会主义越强，企业主花在监督和检测活动上的成本就越大，机会主义倾向越弱，这个成本就越小。而就一般情况而言，家庭这个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最弱的。某些难以控制的生产活动在家庭或者家族内部进行生产可以节省高昂的监督和检测成本。这也是农民在不具备选择高级的监督技术和检测设备条件的情况下的自然选择。”

正是无数类似温州家族企业这样的努力，使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有目共睹，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国有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23%，反观民营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却从1978年的22.37%上升到1997年的56.03%，其中众多的家族企业功不可没。

下面我们将选择10个各具代表性的中国家族企业案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历程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