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集中属地化是地区平衡发展的基础

第四节　资源集中属地化是地区平衡发展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对内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对外引进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实行全面开放。但是如何来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呢？还是需要具体的推动社会变革的载体。我们这里谈到的关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谈到了沿海地区深圳和上海浦东的改革开放，谈到了围绕我国国有经济的转制工作都是我国实行经济转型的原动力和催化剂，是这些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我们来分析一下乡镇企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首先，1984年前后，随着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农民对增收的部分农产品的销售拥有自主权。第二，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际市场价格导向与国家计划调拨价格形成了工业原材料价格的双轨制。第三，国家已经逐步丧失以较低的国家计划调拨价格为国有企业提供工业原材料的能力，国有经济正常运行遭受冲击；乡镇企业利用自身进入退出市场的灵活机制，吸引国有企业的人才、技术和管理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可见，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动力在于工业原材料价格双轨制，在于比较国有企业具有那种对市场相对灵活的机制，在于没有国有企业冗余的劳动力成本和社会责任，在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大量人才、技术和管理的流失。乡镇企业在当时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获得银行贷款比较困难。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主要是带动了江苏、浙江的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包括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带动了沿海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繁荣。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深圳、浦东经济特区的发展特点。首先深圳的改革开放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初期，因此，深圳是我国城市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先试先行地区，具有独特的政策优势。第二，香港是一个完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地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深圳接轨香港，使深圳成为中国内地经济接轨世界经济的重要窗口和桥梁。第三，由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价格实行了严格控制。因此，深圳开放就形成了中国内地的土地、劳动力和工业原材料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双轨制，这种价格双轨制使得境外资本流入深圳，国内的产品通过深圳走向世界。同时，深圳的特殊政策使深圳成为香港市场经济向内地延伸，境外资本在投资深圳的同时，也用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中国内地大量优秀人才向深圳集聚，内地有实力的企业也投资深圳分享国家政策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好处。当然，深圳的持续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国家特殊的政策，也不能仅仅依靠国内与国际在土地、劳动力和工业原材料存在的价格双轨制，一旦这些优势被淡化了，深圳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以后的问题，毕竟深圳是抓住了历史机遇发展起来了。

上海浦东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中国在深圳推动城市改革、城市对外开放的同时，发现深圳的开放模式仅仅是解决了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问题，而中国的这种融入没有解决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和应有的影响力。深圳模式的背后是全球的发达国家利用深圳进入中国内地获取低价格的土地、获取低价格的劳动力、获取低价格的工业原材料和粗放型的工业产品，因此，中国如果长期这样发展是要出问题的。所以，邓小平才会说没有把上海作为特区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基地，上海积聚着中国产业和经济的精英，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意味着中国下决心进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沿。浦东的开发开放是中国与世界高端经济的一次接轨，浦东与西方发达国家共同追逐着经济的高附加值。首先，上海有承接世界500强之类企业的入驻，有生产全球高端产品的工业基础和实力。第二，上海以及周边的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和消费能力最强的地区，是西方高端产品在中国有可能获取巨额利润的地区。第三，上海一直是长三角地区经济的龙头，对长三角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是传统的高地。第四，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实力完全有能力吸引世界500强进行合作。浦东开发开放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个价格的双轨制，就是世界品牌产品和顶级产品与内地的粗放型产品的价格差。浦东开发开放开始了中国产业界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界之间的创新竞争关系，推动了中国在这种竞争关系背后的服务业的全面发展。

关于通过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实行国有企业全面改革，可以说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进行得最成功的一次改革。不仅消除了社会给予国有经济改革头上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紧箍咒，也实行了国家国有资产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就是进一步将国有资产向国家经济战略领域集中，逐渐推出一般性竞争领域。前者使国有经济成为国家真正的经济战略支柱，同时，将一些逐渐失去市场竞争优势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破产和产权转让的形式进行改制或转制。国有中小型企业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市场一样是十分重大的。首先国有中小型企业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市场给地方经济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增强了地方经济的活力，增加了地方经济的财力。第二，国有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小型企业直接转制为民营企业，为县级政府创造了财政收入，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譬如，2001年浙江国有企业法人单位数为4.53万个，而2010年浙江国有企业法人单位数为0.54万个。第三，国有企业的产业工人随着企业转制，进入民营等股份制企业，加快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方经济的效益。譬如，江苏2001年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数为199.51万人，2010年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数为81.43万人。第四，随着国有经济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全社会投资逐步实现均衡化，有利于地区的均衡发展。譬如，上海1978年至1991年期间，每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80%以上；1992年至2000年期间，每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50%以上；2011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3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