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地区平衡发展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节　借地区平衡发展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未来十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十年，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十年。在这关键的十年中，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和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以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发酵的时候，有新加坡的记者问，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是什么？我们当时回答：这次金融危机给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让中国有机会下决心来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问题，中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问题。

首先，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经济低迷将直接影响中国沿海外向型经济，导致中国沿海地区产能过剩，迫使沿海地区面向中国中、低收入地区，来调整沿海高收入地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长期的对外贸易顺差，使中国积累了许多发展的资金，一方面今天的形势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好时机，但是对外投资是有风险的，需要和国家的军事能力相匹配，大规模地向外投资仍然需要时日，因此，最好是向一些能够带动中、低收入地区发展的对外投资。譬如，向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投资，以带动接壤陆地边界地区的发展。第三，在企业质量管理中有这样一条道理，就是不追求“过剩质量”，因为，当质量、优质品率已经达到95%以上的时候，再进一步追求高质量，就会付出成倍的并不经济的质量代价。目前，沿海高收入地区的产能已经过剩，原有的海外市场也在进一步萎缩，国家再进一步向沿海地区投资是很不划算的。国家应该将主要的财力转向投给中、低收入地区，并带动沿海地区把经济发展的注意力吸引到中、低收入地区，真心实意地在中、低收入地区寻找需求、寻找市场。如果我们的企业能把中、低收入地区的经济开发出来，能把中、低收入地区的市场做大做强，我们的企业才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我们的大企业与国外跨国企业竞争的优势就是在于我们拥有幅员辽阔的中、低收入地区作为我们企业发展的腹地。

什么叫作“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到一定阶段，突然发现缺乏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空间了。经济的相对停滞直接影响着社会和民众的道路信念等问题，同时由于过去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遗留的一些社会问题矛盾也浮出水面，社会生活日益紧张以至于最终引发社会动荡。为什么说全球金融危机不会对中国造成太大的影响呢？就是因为中国还有幅员辽阔还未充分开发的中、低收入地区。我国中、低收入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比重近80%，人口8.43亿占全国比重62.7%，人均GDP不足5 000美元，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中国应该在21世纪早期将中国的中、低收入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心和经济繁荣的重点。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为8.23万亿美元，如果国家重视中、低收入地区的发展，使这些地区的GDP达到8 000美元，整个中、低收入地区8.43亿人就将产生2.53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相当于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的30.74%。如果国家集全国之力加速中、低收入地区经济发展，使这些地区的GDP达到10 000美元，整个中、低收入地区8.43亿人就将产生4.22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相当于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的51.28%。应当说这些增量还没有考虑对沿海高收入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未来10年、20年，中国中、低收入地区的发展应该是中国经济优先考虑投资和发展的领域，能不能繁荣中、低收入地区，这是一场攻坚战和政治智慧比拼战。我们说中、低收入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也很多，具备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潜力和空间，那么怎么去激活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经济资源呢？如何去推动中、低收入地区的经济发展呢？首先，沿用沿海高收入地区发展经验就是“要致富、先修路”，中、低收入地区幅员辽阔意味着道路交通建设需要大量的投入，这些投入光靠中、低收入地区的积累是绝对无法完成的，需要国家对中、低收入地区的道路交通进行整体规划和作为国家战略进行投资。第二，由国家整体规划建设中、低收入地区的物流体系，在铁路、公路和机场沿线开发枢纽型城市，成为中、低收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发展的重点。第三，国家科学技术力量除了优先满足军事力量建设方面，要将国家科学研究的力量投放到中、低收入地区，不断挖掘中、低收入地区土地等资源的经济效用和经济价值，积极将中、低收入地区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投资价值的经济资源。

将中、低收入地区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投资价值的经济资源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尽快实现中、低收入地区自然资源的产权问题。我们在青海等地调研时有这样的感觉，一路望去被利用的土地都是找得到具体产权人的，沿路没人管的地方是一些产权不清晰或没有经过产权确认的地方。中、低收入地区幅员辽阔，有些地方由于缺乏道路交通是无人区，有些地方是暂时不适合人居住和活动的。这些地区也要落实产权人、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具体责任主体。可以是具体城市或农村居民，也可以是一级政府。第二，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明确赋予资源产权人的对资源的使用和收益权，明确资源的生产要素地位。中央政府不能成为中、低收入地区的抽水机，把当地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全部收走。第三，要建立产权市场促进中、低收入地区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转让，吸引海外和沿海高收入地区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流向中、低收入地区。不要单纯地把扶贫帮困和缺乏国家战略的对口支援作为解决中、低收入地区发展问题的重点来抓，中、低收入地区的问题不是扶贫救济的问题，而是中国如何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战略问题，这个问题从战略这个角度去思考再怎么往高处拔也是远远不够的。第四，逐步平衡中、低收入地区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方面与沿海高收入地区的差异。我们在研究地区差异和地区平衡问题时往往会讨论户籍制度问题。中国的户籍问题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中国的户籍问题实质上是维护中国国民社会福利差异永恒存在的制度体系。户籍原本是居民身份的一个凭证，理论上中国居民可以在中国领土范围内进行合理的流动而不受到限制，当然，从统计学角度可以分为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但是允许居民因工作或其他原因选择自己的居住地。最近，人们都在谈论美国申请破产的城市底特律，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的统计数据，其以713 777的人口数位列全美第18大城市，但这个数目已不及20世纪50年代人口顶峰时期的一半。说明一个城市发展了就能吸引四面八方的人涌入，而当一个城市衰败了又有成千上万的人离开这个城市。中国的问题关键是没有建立针对中国普通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机制，一旦有了这种基本制度，中国居民在城市间、地区间和城乡间进行居住地选择的可能，除了少数城市对居住人数需要控制外，户籍不再是中国人口合理流畅的一堵墙。中国中、低收入经济的发展首要的问题是建立中国居民基础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