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对社会稳定的挑战

第三节　中国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对社会稳定的挑战

亚当·斯密指出：“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17]如果任凭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加剧，会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极大隐患，造成社会不稳定。

一、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心理

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会引起公众的不满情绪，造成不良的社会心理。社会的稳定从根本上说就是人心的稳定，人民群众的稳定。只有当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时，才会有真正的社会稳定。混乱的收入分配秩序和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会使社会成员之间产生种种隔阂、抵触和离心因素，引起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蔓延，影响人心所向，削弱社会普遍的认同感，降低社会的整合力，容易生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观察，收入差距过大，在人们心目中，容易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富人集团和穷人集团两部分，互相之间互不信任，甚至互相猜疑，发生对立和对抗情绪。如我国除了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之外，在城市中由于“农民工”和失业群体的政治、经济地位低下，在城市中甚至出现“次二元结构”。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差距日益扩大，使得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仇富”和“嫌贫”现象严重。低收入者认为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造成他们经济地位低下，并进一步导致其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认为自身创造的部分收益被高收入者剥夺，收入差距越大，他们的被剥夺感越强。而高收入者则认为当前社会治安混乱，缺乏安全感，低收入者应负主要责任。如果这种心理在社会蔓延开来，社会就会出现对立和对抗情绪。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依奇罗、卡瓦奇和布鲁瑟·肯尼迪的研究表明：“一个收入差距大的社会比收入差距小的社会显得更少亲善、更低的信任度和更多的敌意。因为不公平使人们更容易感受到压力和孤独，更容易苦恼和精神不安。相反，越是平等的社会，社会凝聚力就越强。”^[18]阿马蒂亚·森也指出：“如果城镇的低收入群体既无法在城镇立足，又无法在农村得到最后的保障，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而忘记了自己同其他人共有的身份，比如国籍、居住地、职业、语言、社会角色和个人爱好等，他们身上的暴力因子就容易一触即发。”^[19]

收入具有外部效应，具体来说，收入的满足感不取决于绝对收入，而取决于相对收入，即自己与别人收入的相对水平。在收入差距拉大和分配不公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反应强烈。有学者通过对城市居民收入分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大多数城市居民对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是不满意的，尤其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观承受力偏低，但总体上仍未超出承受能力范围。”^[20]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削弱社会凝聚力，特别是由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的对收入的不公平分配负面影响尤为恶劣，它在人们心理上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放大。例如，一些手握经济权力的官员及其亲属通过权钱交易，在批租土地、承包工程、企业改制、债转股等过程中大肆侵吞、转移和挥霍国家资产；一些基层权力部门为了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一些不法商人偷税、漏税、骗税，在短时间内非法暴富，这些势必会引起社会成员尤其是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的极大不满，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形成社会稳定的基石，并由此造成社会的动荡和紊乱。

二、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会降低社会制度的威信

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会降低社会制度的威信，削弱社会凝聚力，影响社会权威，严重时甚至会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社会公共品，而人类社会一直以来都需要这样一个公共品，那就是“平等”。“人类对于平等的需要既是因为人有将‘公正’作为基本价值的需要，也是因为不平等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21]英国学者威廉·汤普逊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社会组成上，必然会引起每一种其他弊害的严重缺点就是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只要允许这一严重缺点存在，就不能建立任何自由的制度和公正的法律；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维持下去。”^[22]

一个社会得以良好运行和发展需要依靠稳定而具有威信的社会制度，它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规则体系，而收入差距过大和造成这种差距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严重时会威胁社会的根本制度，甚至危及国家政权和国家统一。当前，作为社会赖以运行的规则体系，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正日益受到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现象的冲击。“在现实生活中，也许人们并不能清楚地表述出抽象的正义究竟是什么样，什么样的正义才是完美的，但是人们能够判断什么样的行为或者现象违背了社会正义的原则。一般来说，正义是关于什么是公平正当的一种价值评判标准，涉及权利平等、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等，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社会中就会产生不公平感。”^[23]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在极少数人手中聚集，占社会人口较大比例的底层人们只拥有少量的财富，社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那么，社会中的不公平感就会产生并且强化，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就会受到挑战，贫富两极分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定会危害社会稳定，所以公平正义对于社会稳定的运行具有重要作用。

收入差距过大使得社会权威受到质疑，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发政治冲突与社会动荡。国际上已有的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对国家政治稳定影响的研究显示了收入差距与政治冲突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塞缪尔（1988）研究考察了18个国家税前收入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与死于政治冲突的人数之间的相关性，发现二者相关系数为0.34；考察12个国家的税后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和政治冲突的相关性，发现相关系数为0.36。^[24]需要强调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很容易产生政治动乱”，这就是“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经济发展反而生成政治动乱的‘悖论’”。^[25]

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对于各地区和各民族人民的凝聚力也产生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多样的国家，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也是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如果持续下去很容易引发区域矛盾和冲突，不仅会削弱各族人民对社会的认同和国家凝聚力，甚至会损害国家的统一。

三、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会破坏社会秩序

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催生犯罪行为，影响社会秩序。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传统心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是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经济根源。现代犯罪社会学理论中就深刻地指出，“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26]当经济活动中存在大量分配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时，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发生扭曲，尤其是在经济活动中贡献不能得到相应补偿时，容易催生犯罪行为。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违法犯罪行为是与会议室的“圆桌政治”、游行示威的“街头政治”相对应的一种非法的利益表达形式，称之为“夜晚政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显著，但同时收入差距明显，并且产生大量分配不公的现象，而与之相对应的是1986—2003年，我国治安案件以年均10.4%的速度在增长，而且犯罪类型主要是侵财性犯罪。^[27]侵财犯罪高发并且快速增长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当前分配的不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侵财犯罪理解为“罪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对抗不公的分配、企图以非法途径改变自己处于收入分配劣势地位境况的一种犯罪行为”。胡鞍钢等（2006）对收入差距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且得出结论，基尼系数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治安案件发案率上升20.81（每10万人），违法犯罪活动与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中东西部三大地区收入差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8]

即便经济发展到了相当的阶段，经济地位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不公也会让低收入者对社会秩序的漠视不断强化，那么在中国生产力还未实现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经济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不公持续下去甚至不断加剧，无疑将破坏社会秩序，诱发更多的违法犯罪，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

四、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会造成社会结构失衡

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造成社会发展失衡，影响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如同建筑结构一样，只有协调平衡才能让社会的大厦屹立不倒，而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均衡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是“橄榄形”的社会结构。^[29]之所以称之为“橄榄形”，是因为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比例最大，即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生活相对富裕的中产阶层比例大、极富的上层阶层和贫困的下层阶层比例都小，这是一种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员结构和财富结构是相对一致的。但是在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显著的社会里，社会人员结构呈现金字塔型，而社会财富结构呈现出与之极不协调的倒金字塔型，极少数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富人持有社会大量的财富，而大多数位于底层的穷人只占有少数的社会财富。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各种非法的甚至犯罪的方式获取大量财富，致使其他公民追求财富的合法的平等权利受到侵害，由此降低了其他公民通过追求财富实现社会地位升迁的可能性，长此以往便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失衡。一方面，当权力渗透到分配领域时，不仅滋生腐败，造成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这样的分配不公还严重扭曲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因为权力不仅是地位与身份显赫的象征，而且是获得高收入的重要保障，因此，社会上就会有很多人只是想着如何获取权力，当官成为职业的首选，错误的价值观就此形成。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人们钻营生财捷径，企图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高收入，这样，人们参与创造性劳动的积极性就会降低。而且，那些没能掌握权力的人也会千方百计去拉拢腐蚀有权位的人以达到某些私人目的。这样不仅不能激励人们勤劳致富，反而可能会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一旦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致富方式得以生存并且大行其道，那么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的运作必然会受到损害，这样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合法创造财富的人们就失去了努力奋斗的激励。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的加剧，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严重挫伤了人们合法致富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将许多人排斥在合法的致富渠道之外，阻断了社会正常的阶层流动通道。^[30]

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扩大减少了社会各阶层合法提升自身经济地位的机会，影响了社会阶层上升流动渠道的畅通，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致使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社会阶层凝固化，不均衡的倒金字塔型的社会财富结构凝固化甚至加剧。这样的不平衡社会结构存在极大的隐患，社会稳定性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