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资本深化与资本—劳动替代差异

资本深化与资本—劳动替代差异

时间:2023-03-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改革前,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资本深化被认为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且非常重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资本深化程度越高,我们从表3-12可以看出资本深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资本劳动替代在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
资本深化与资本—劳动替代差异_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第五节 资本深化与资本—劳动替代差异

一、资本深化的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资本深化是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人的人均资本数量逐步提高,在生产过程中每个工人会耗费更多的资本。因为工人在生产中使用了更多的资本,所以资本深化很容易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关的劳动者也就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存在着资本深化偏好。改革前,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资本深化被认为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且非常重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后,虽然轻工业逐步被重视起来,但在政策上依然非常鼓励资本积累、引进外资、技术升级,可以说对资本深化的偏好并没有任何改变。在长期的资本深化过程中,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会慢慢上升,而劳动要素的相对低位则倾向于下降,所以资本深化不利于整个社会劳动收入的提高。对于资本深化度高的行业或企业,它们的员工因为劳动生产率高而能获得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工资待遇,而对于资本深化度低的行业或企业,员工们的待遇就要差很多,所以资本深化的差异直接扩大了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农业上的资本深化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产生了很大影响。为鼓励农业现代化,我国给予了少数农民以巨额的农机补贴,使得部分专业农户得以拥有农业大机械,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农户因自身拥有的资本少,即使有农机补贴,也很难买得起相关的农业机械,所以只能通过普通农业劳动获得少量收入,他们与专业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被迅速拉大。

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资本深化程度越高,我们从表3-12可以看出资本深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

表3-12 2010—2011年我国汽车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加值)(单位:元/人·年)

img76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2)》。

由表3-12可知,2010—2011年的汽车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在大型、中型、小型企业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在2011年,大型汽车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约为中型汽车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的2.5倍、小型汽车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的3.36倍。而前面已经讲述,劳动者的收入跟劳动生产率有很大关系,在这种全员劳动生产率数倍于中小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下,大型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就很容易大大高于中小型企业的劳动报酬,一汽大众、上海通用、上海汽车等大型汽车工业企业工资高、福利好也是人尽皆知的。

二、资本劳动替代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维持产量不变,少投入一种生产要素的量,就必须要多投入另一个生产要素的量。如果一种要素的成本低于另外一种要素,那么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成本昂贵的要素会被成本低廉的要素取代。资本与劳动的相互替代就是从等产量线这一角度来考虑的。资本替代劳动就是指如果比以前多投入资本以图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对劳动力的投入,也能获得和以前同样多的产品。在我国,由于利率的期限结构不合理、中长期贷款利率偏低,使得企业固定投资的资本租金成本比较低,根据资本使用量与资本的租金成本成反向变动的原理可知,企业在资本价格低廉的情况下倾向于使用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劳动,从而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资本的比重高,资本所有者按要素分配所能获得的收入就多;而劳动的比重小,劳动所有者按要素分配所能获得的收入也就少。这种因发展模式而导致的要素利用结构失衡,将直接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技术进步所促成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一般来说,在工业化中后期,有偏技术进步,比如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技能型劳动的边际产出,这时企业对技能型劳动的需求就会被提高,技能型劳动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就会被拉大,所以技术的研发与传播被认为是使发展中国家技术性劳动力以及非技术劳动力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增大的主要原因。[40]当更精确的技术被采用时,对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来说,增加与技术水平相对低的国家的贸易也将导致工资差距的扩大。[41]待技术逐渐被普通劳动者习得后,一部分普通劳动者会成为技能型劳动者,技能型劳动者的供给增加,其收入逐步降低,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慢慢缩小。但需要指出的是,技能劳动通常要与一定的物质资本结合起来才能从事生产,所以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也会同时提高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这些资本要素所有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容易扩大。

另外,资本深化也会促成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资本深化所导致的大型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就使得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被农业资本所替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在一些特大、大型甚至一部分中型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资本深化发生较早,程度较高,在生产过程中其资本所能占到的分配的比重很高,而劳动者数量很少,即使每个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在整个社会上处于高水平,但对企业来说,劳动报酬支出所占的比重与资金成本支出所占的比重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资本的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能获得很高的资本收入,人们的收入差距容易被拉大。

三、资本劳动替代的差异

从工业来说,在技术含量较低或者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行业或企业中,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能力较高。如果通过投入更多的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来对该行业或企业的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则有利于推动该行业或企业的发展,使其步入更高级的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后,生产的精密性、高效性就难以通过简单的劳动来完成,因为往往需要通过高级的机械来进行生产加工,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性就大幅降低了。所以在不同技术水平或者发展阶段的工业行业或企业,会存在很大的资本劳动替代能力的差异,而在其中就业的劳动者之间也就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从服务业来说,知识、管理型的服务业的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能力较强,这些行业的劳动者往往能拿到较高的收入,他们与工业中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比较大。

资本劳动替代在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有些地区在很多方面发展水平较低,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购买能力都很有限,对高科技、高端产品的需求小,甚至只是专注于消费普通的食品。而这些普通食品往往通过自己及家人的小规模种植来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替代劳动的机会就比较少。另外,不发达地区的厂商购置和使用资本也很困难,所以难以发挥出资本的价值,有些甚至必须使用劳动力来进行生产(比如在没有通电、通水、通讯的山区进行农产品加工),这些劳动只能与很少量的资本相结合,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升。而有些地区在各方面发展水平很高,信息化完善,很多基础设施和服务都比较先进,劳动力就容易被资本替代,获得就业机会的劳动力就能与较多的资本相结合,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这样,地区之间就会因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差异而形成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进而影响人们的收入差距。

劳动生产率差异、教育和人力资本差异、对外经济开放程度差异、金融体系差异、资本深化与资本劳动替代差异等都是能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市场因素,由这些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即使是在已经充分市场化的发达国家,其中很多因素也依然会扩大人们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因素。从市场的角度,由市场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是可以被人们所接受的,它们并不是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改革对象,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尽快完善全国的市场机制,减少因经济开放程度、金融服务差异等造成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但是不可能把全部市场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平。可以说,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的居民收入差距是公平的,是劳动者个人能力、素质的价值差异体现。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2]Huang,Jikun,Keijiro Otsuka and Scott RozeIIe,The RoIe of AgricuIture in China's DeveIopment,Presented at Pittsburgh Conference,2004.

[3]张军:《危机、改革与中国的长期增长》,《东方早报》2013年5月7日。

[4]Kuznets 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I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45):1—28.

[5]SchuItz T.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I”,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1—17.

[6]SchuItz T.W.,“The VaIue of the AbiIity to DeaI with DisequiIibria”,JournaI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5,(13):827—846.

[7]Carnoy M.,“Earnings and SchooIing in Mexico”,Economic DeveIopment&CuIturaI Change,1967,(15):408—419.

[8]Tinbergen J.,“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Income Distribution”,Review of Income&WeaIth,1972,(18):255—265.

[9]Mincer J.,SchooIing,Experience and Earnings,Cambridge:NBER,1974.

[10]Becker G.S.,Human CapitaI,2nd ed,New York:NBER,1975.

[11]Chenery H.B.&M.Syrquin,Patterns of DeveIopment:1950—1970,New York:Oxford for the WorId Bank,1975.

[12]Winegarden C.R.,“SchooIing and Income Distribution: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I Data”,Economica,1979,(46):83—87.

[13]Bourguignon F.&C.Morrisson,“Income Distribution,DeveIopment and Foreign Trade:A CrosssectionaI AnaIysi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0,(34):1113—1132.

[14]Park K.H.,“EducationaI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I InequaIity on Income Distribution”,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96,(15):51—58.

[15]P.Aghien and P.Howitt,Endogenous Growth Theory,MIT Press,1998.

[16]SyIvester Kevin,“Income InequaIity,Education Expenditures,and Growth”,JournaIof DeveIopment Economics,2000,(63):379—398.

[17]Gregorio J.D.&J.W.Lee,“Education and Income InequaIity:New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Data”,Review of Income and WeaIth,2002,(48):395—416.

[18]Mukhopadhaya.P.,“Trends in Income Disparity and EquaIity Enhancing Education PoIicies in the DeveIopment Stages of Singapore”,InternationaI JournaI of EducationaI DeveIopment,2003,(23):37—56.

[19]Wan Guanghua,“Accounting for Income InequaIity in RuraI China: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JournaI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4,(32):348—363.

[20]白雪梅:《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中国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04年第6期。

[21]Heckman J.J.,“China's Human CapitaI Investment”,China Economic Review,2005,(16):50—70.

[22]董志勇:《收入差距、公共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科学》2009年第3期。

[23]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标准时点为当年11月1日零时,历次普查总人口数据中包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在城乡人口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列为城镇人口统计。1964年文盲人口为13岁及13岁以上不识字人口,2010年文盲人口为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人口。

[2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25]WiIIiamson J.G.,Winners and Losers over Two Centuries of GIobaIization,WIDER AnnuaI Lecture 6.2002,UNU-WIDER.

[26]MiIanovic B.,“Can We Discern the Effect of GIobaIization on Income Distribution?Evidence from HousehoId Budget Surveys”,The WorI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5,(19):21—44.

[27]段鹏、吴建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8期。

[28]邵敏、刘重力:《出口贸易、技术进步的偏向性与我国工资不平等》,《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

[29]孙永强、万玉琳:《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11年第1期。

[30]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31]GaIor O.and Zeria J.,“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35—42.

[32]Benabou RoIand,“InequaIity and Growth”,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I,1996,(11):11—74.

[33]Benabou RoIand,“UnequaI Societies: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SociaI Contrac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96—129.

[34]贾德奎、施红俊:《收入分配差距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一个基于金融市场缺陷的理论解释》,《金融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4期。

[35]姚耀军:《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2005年第2期。

[36]吴向鹏:《教育投资、资本市场不完全与收入差距》,《当代财经》2005年第7期。

[37]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

[38]谢勇:《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的代际间传递》,《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39]张若雪、张涛:《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何以兼得——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经济学家》2008年第5期。

[40]Agénor P-.R.,Does GIobaIization Hurt the Poor?,WorId Bank PoI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3,No.2922.

[41]Forbes Kristin J.,“SkiII CIassification does Matter:Estimating the ReIationship between Trade FIows and Wage InequaIity”,JournaI of InternationaI Trade&Economic DeveIopment,2001,(10):175—20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