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因素与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节　垄断因素与收入分配不公

一、行业垄断和国有企业垄断影响分配公平

垄断是某个经济主体对其生产或经营的产品具有足够的控制权，能够有效地决定市场上的消费者获得该产品的价格。从市场经济来说，行业垄断的存在有其客观原因。比如自然垄断行业，它是由于“自然”的技术原因或者为避免社会成本太高而形成的垄断。但其他诸多行业却不属于自然垄断性质，为有效降低市场价格、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缩小居民的行业收入差距，许多行业垄断需要被打破。在不同行业间，能获得垄断利润的行业比竞争充分的行业的利润水平高很多。以工业为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利润均较高。在2007年的国内39个工业行业中，此五大行业以占工业就业人数15.03%的比例实现了工业40.97%的利润。^[17]行业间利润差距的分化同时造成了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的扩大，银行、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石油等垄断性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数倍乃至数十倍。

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自然垄断、市场不完全信息、外部性、公共物品供给需要等原因会产生“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就是弥补这些市场失灵的责任者，而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就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主要渠道。另外，对于那些有利于宏观调控以及优化经济结构的产业、行业以及项目，国有企业也可以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工具，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并在产业发展发挥引导作用。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自然垄断行业以及公共产品供给并非一定要完全由国有企业提供，因为政府可以去购买民营企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但目前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高，在很多行业中，国有企业拥有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各种资源，形成了国有企业垄断的形势，对整个行业的改革和发展不利。虽然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多年改革，但国有企业的改革主体错位问题一直未能得以解决，表现为国有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以及严重的政企不分，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通常是国家干部，因此难以形成具有甄别机制的企业家市场。国有企业的业绩与经营者个人的仕途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再加上我国社会普遍缺失的容忍创新失败的态度，大多数的垄断国有企业都不太重视市场真正的需求，因为这些垄断企业能够从市场或政府的政策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形成一种特殊的政企关系即“软约束”。这种“软约束”给予了国有企业足够的好处，让在国有企业的正规就业者可以分享到相应的收益，从而造成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比民营及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高很多的结果。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资料来看，2011年国有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43 483元，而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仅为28 791元，前者是后者的1.5倍，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因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差别而拉大了。

二、行政性垄断加剧收入分配扭曲

当然，行业和企业本来就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尤其是一些高端服务业，都是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但问题是目前的垄断行业和垄断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够有巨额利润，其根本原因就是行政性垄断所造成的不公。行政性垄断主要是指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通过行政权力来限制市场竞争，刻意造成垄断的行为，比如给予一些国有企业特许经营权，设置行政审批来提高市场进入壁垒等。一些行政性垄断有利于降低经济周期的冲击和维护社会公平，但我国很多行政性垄断是带有计划经济特性的，在很多方面的存在都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性垄断所作用的经济主体经常没能达到一定的规模，技术、设备等也未必先进，而且其生产或经营的产品往往是市场上缺乏替代品的产品，行政性垄断让这些经济主体能够在较低的生产率水平下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是对公平竞争的严重破坏。由于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投资回报率的影响，为维护和增加政府的收益，政府有很大的动机实施行政性垄断，再通过相应的行业和国有企业来谋取巨额收益。比如我国的银行业，没有对民营资本充分开放，民营资本想进入银行业，存在较大难度，政府就将国家控股的大银行存贷款利息差被强制维持在百分之三的高水平上，而全世界的商业银行，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利息差也就百分之一而已。由于金融业的行政性垄断，很多的非金融类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凭借其与政府的关系来获得较多的低成本融资，申办抵押贷款等业务也比较容易，所以能在与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另外，很多国有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带有行政色彩的改制重组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依靠提高规模效率来确保利润水平的上升，或者通过各种局部垄断势力来阻止利润水平的下滑。

需要指出的是，在政府通过行政性垄断努力获取巨额收益的过程中，相关的垄断行业和企业中的管理者和劳动者都容易获得比不处于行政性垄断的行业或企业中的就业者高得多的工资报酬，这样就加剧了整个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和不公。而这些垄断国有企业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收入差距。2009年财政部因为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金融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所获得的年薪太高，曾经制定过一个金融国企高管年薪最高限额，该最高限额总计是280万元，其中基本工资为70万元，可以有不超过基本工资3倍的福利。但事实上，目前我国金融国企高管的年薪远远超过了280万元，有的甚至超过了1 0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性垄断所造成的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高管们与普通企业、传统的制造业工人甚至其管理者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就进一步被扭曲了。

三、打破行政性垄断的迫切性

存在行政性垄断的领域和行业彼此之间有密切的关联，且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行政性垄断的利润直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成本，比如高昂的油费和通信费用的合理性就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质疑。行政性垄断的行业或企业还通过行政管制的低于市场价格的资源红利获得很大的收益，使得这些企业的员工不需要通过多劳动就可以获得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多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违反“多劳多得”的公平分配机制。另外，行政性垄断的企业获得了经济中的大量财富，压缩了实体经济的利润，让很多竞争性企业在苦受高成本煎熬的同时只能获得非常微薄的利润，从而降低了竞争性企业的劳动者们所能获得的收入，使得实体经济的资本和人才流失严重，进一步恶化了行业收入差距。

行政性垄断造成的行政性社会不公大大降低了政府的社会公信力，有损政府的形象，还引发了高收费、乱收费问题，所以必须尽快进行深入、到位的改革。而且，由于我国的行政性垄断缺乏相应的合理的听证授权相关程序，而且给予了一些部门过度的决定权，所以容易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非常强大，一些部门利益是难以触动的。就拿北京、上海出租车行业的改革来说，高昂的份子钱十几年来都难以有任何程度的降低，出租车费用全国最高，就是与一些垄断势力的阻挠有很大关系。政府及石油国企对民营加油站的制约也是如此。所以，改革已经走到深水区，改革的阻力很大，不斩断这些垄断利益链条就很难实现全社会居民的收入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