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目标和方针
本书研究的地理范围锁定在浙江省，时期为宋元明清时期（相当于日本京都学派学者所说的“近世”概念）。历史上，以钱塘江为界，浙江被划分成浙东和浙西两个部分(63)。历史上浙东与浙西的文化差异是比较大的，民间信仰也不例外。浙西地区包括明清时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由于其地形低洼，境内河网密布，位于钱塘江的下游，因而浙江民间俗称这三府为“下三府”。历史上，浙西地区还应包括苏州、松江、常州等府州，杭嘉湖三府的地域文化其实与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但由于分属两省，因此本书所说的浙西主要指杭嘉湖三府。浙东是宁波、绍兴、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台州、处州八府之地，由于其地势比杭嘉湖三府要高，而且居于钱塘江中上游部分，因而当地人俗称浙东为“上八府”。该区位于华中与华南的交界地带，在中国历史上，它也是一个民间信仰活动较为兴盛的地区之一。众所周知，明初朱元璋政权建立过程中，出身于浙东地区的精英阶层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64)。滨岛敦俊指出，明初原理主义色彩较浓的祭祀政策，就是在浙东儒臣的影响下制定出来的(65)。元末明初人王祎（出生于金华府义乌县）的文集《王忠文集》卷十二收录有《定岳镇海渎名号诏》（即“神号改正诏”）。这说明“神号改正诏”的政策取向可能是在王祎等浙东儒臣的影响下推出，并由其执笔完成的。这一事例也足以证明前述滨岛敦俊先生关于明初原理主义祭祀政策与浙东儒臣关系的推理。从这层意义而言，考察浙江地区，特别是浙东地区的民间信仰现象，对揭示中国民间信仰的全息像而言，自有其不言而喻的意义。本书将以该地区的民间信仰为中心，透视前述关心的课题。
有关浙江地区的民间信仰现象，由民俗学、人类学研究者、工作者所完成的调查报告及以此为基础的研究已有相当程度的积累。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风俗简志》，收集了浙江各地丰富的民间信仰资料，相关的研究者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事实上，构成该书基础的是浙江各县、区的民俗工作者的大量实地调查。除了《浙江风俗简志》外，一部分的县、市也把其相关的调查成果汇集并印刷成册，如《绍兴风俗志》、《东阳风俗志》、《湖州风俗志》等等。但由于这些资料大多属内部资料，没有作为正式出版物在海内外发行，因而无法被广大专家、学者充分利用。滨岛敦俊先生曾于1988年偶然购入《湖州风俗志》一书，并把它作为珍贵资料引用，但国内外大多数的历史及民俗研究者，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利用这些研究资料。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上海民间文艺学会及上海民俗学会编撰的《中国民间文化》（季刊，1991年前的称呼是《民间文艺季刊》）曾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民间信仰的调查报告及研究论文，其中也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浙江地区(66)。但如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民俗学方面的成果的话，可以发现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如许多民间传承的资料，没有经过历史学资料的检验、考证，因而这些成果的可信度也是大打折扣的。由于没有科学地利用历史资料，这些研究不能准确地描绘出历史过程中的民间信仰形态的演变轨迹。迄今为止，历史学者从事浙江地区民间信仰研究的事例还非常稀少。因而，如何最大限度地结合民俗学的资料，从历史学的视角，对浙江地区的民间信仰现象作出科学的分析，就成为学术界急需填补的空白。与此同时，通过分析该地区的民间信仰现象，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挖掘出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神纽带的源泉，并可以成为探讨地域文化中的“核”的一条捷径。
本书将主要通过（1）选择有代表性的民间信仰现象（全国神以关羽神为代表，地方神以周雄神和胡则神为代表）作为案例进行透视、分析；（2）研读、考证碑刻、地方志、笔记文集等为中心的历史资料，充分发挥史学考证的特长；（3）统计地方志中的相关祠庙记录并制作图表；（4）运用历史地理方法，对浙江省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状态进行描述、区划；（5）参考有关民间信仰的民族学、人类学方面的调查报告及相关成果，并与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综合的分析；（6）以宗教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之关系为轴心，通过对具体案例进行理论上的抽象等方法和手段来进行研究。
总之，本书将通过对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的探讨，揭示出中央祭祀政策的变化与民间信仰的连动关系，以及地域社会与民间信仰的应对法则；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揭示近世中国民间信仰的发展态势；从民间信仰的层面，深层次窥视中国地域文化的形成轨迹及结构，为重新认识近世中国文化特征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注释】
(1)《平凡社大百科事典》，东京：平凡社，1985年，第十四册，第558页。
(2)Yang, C.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and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296.
(3)Stephen Teiser, “Popular Relig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5, 54-2, pp.378-380.
(4)Stephen Teiser, “Popular Religion”, pp.378-380.森由里亜：「近年の米国における中国思想·宗教研究——通俗宗教Popular religionという範疇をめぐって」，载『東方学』第104辑，2002年。
(5)Stephen Teiser, “Popular Religion”, p.378.
(6)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Gregory, “The Religious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 EbreyEbrey and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12.
(7)Lloyd E.Eastman, Family, Field, and Ancestors: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550-194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 pp.41-42.
(8)有关的代表性学者及其具体成果可参照上田信撰写的综述。上田信：「宋—明民俗宗教」，载社会経済史学会編：『社会経済史学の課題と展望』，东京：有斐閣，1992年。
(9)具体情形可参考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与回顾》，载《新史学》（台北）8卷2号，1997年。
(10)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Lloyd E.Eastman, Family, Field, and Ancestors: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550-1949, p.41.
(12)Yang, C.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p.145.
(13)滨岛敦俊滨岛敦俊：『総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第113—176页。
(14)就我所见，至晚在六朝时期已可见到中央王朝对神灵进行加封。如著名的蒋子文神及项羽神，在这一时期都曾被王朝授予“帝”的封号。参见宫川尚志：「項羽神の研究」，载『東洋史研究』3—6，1938年。宫川尚志：『六朝宗教史』，弘文堂，1948年，第七章。梁满仓：《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三期，第66页。
(15)须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の廟額·封号の下賜について」，载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编：『中国——社会と文化』第9辑，1994年。
(16)关于熙宁七年诏书的政治背景，可参考须江隆：「熙寧七年の詔——北宋神宗朝の賜額·賜号——」，载『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第8辑，2001年。
(17)松本浩一：「宋代の賜額·賜号について——主として『宋会要輯要』みえる史料から——」，载野口鉄郎編：『中国史における中央政治と地方社会』，1986年，第283页。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82.
(18)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90, p.83.
(19)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82.须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の廟額·封号の下賜について」，载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编：『中国——社会と文化』第9辑，1994年。
(20)小岛毅：『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礼の言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108页。
(21)比如元明清时期广受世人崇拜的妈祖神，南宋嘉定十年（1217）时，其封号已达到当时制度所规定的最高爵位八字妃（灵惠助顺灵卫英烈妃）。在那以后，虽然有过六次加封，但其爵位仍停在八字妃的基础上，只是名称有所改变而已。但到了元代的至元十五年（1278），其封号一跃而上成为“护国明著天妃”。此后，又经历了几次加封，到元末的至正十四年（1354）时，其爵号变成了“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即成了十二字的天妃。妈祖神封号参照愛宕松男愛宕松男：「天妃考」，载『愛宕松男愛宕松男東洋史学論集 第二巻：中国社会文化史』，三一書房，1987年，第165页注2。又如近世以来被视作是科举保护神的梓潼神，元延祐三年（1316）时，其封号上升到“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的十字帝君，参见森田宪司：「文昌帝君の成立——地方神から科挙の神へ——」，载梅原郁編：『中国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第410页。有宋一代，真武神的封号停留在八字真君上，但到元大德七年（1303）时，其封号也上升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参见（明）王圻辑：《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十。
(22)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载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刀水書房，1988年；滨岛敦俊：『総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第114—115页。
(23)滨岛敦俊：『総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第115—118页。
(24)小岛毅：「嘉靖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载『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17辑，1992年，第70页。
(25)滨岛敦俊：『総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第122—125页。
(26)Romeyn Taylor, “Ming T'ai-tsu and the Gods of Walls and Moats”, Ming Studies 4, 1977, pp.32-37.
“Official and Pop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Ming”, In Liu Kwang-ching, e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27)至少其中的五显灵官庙（五显神、五通神）和祠山广惠王庙不符合儒家的祭祀观念。五显神和祠山神都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其来历非常古怪离奇。有关五通神的情况，可参考Von Glahn, Richard, “The Enchantment of Wealth: The God Wutong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Jiangn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1.2, 1991。
(28)有明一代非常普及的水神金龙四大王及平浪侯晏公的封号，明后期流行在民间的传说则称其封号是由洪武皇帝授予的。这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由于史料的限制，现阶段笔者尚不能作出明断。有关金龙四大王神的情况，参考蔡泰彬蔡泰彬：《明代漕河四险及其守护神——金龙四大王》，载《明史研究专刊》（台北），第十期，1992年。平浪侯晏公则参考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6页。
(29)如永乐七年（1409），中央王朝授予妈祖神以“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济天妃”的封号，并赐予“弘仁普济”庙额，参见《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九《群祀考》。
(30)滨岛敦俊：『総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第157—158页。
(31)《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九《群祀考》：“一请求禁革淫祀。乞敕翰林儒臣博采三礼及诸经传自天子至于庶人当祀之神，纂集成书，刊示四方。凡天下鬼神不系礼典及当代祀典者，并撤之。其庙宇毁，其像设仍乞禁革。塑绘人匠违者，付法司论罪，则礼制明而民志定矣。礼臣议如所言，从之。”
(32)如《明史》卷一百六十一《张昺传》载：“举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铅山知县……乃尽毁诸淫祠。”又如嘉靖《太平县志》卷四 “里社坛”条载：“成化间陈敬所先生彬率其乡人去淫祠，立社坛。”
(33)参见方志远：《成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八章。
(34)南炳文等著：《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64页。
(35)《礼部志稿》卷八十四“会议厘正神祀”条：“伏望皇上以祖宗为法，敬事天地，孝事宗庙，严事山川百神。此外凡有斋醮祀祷之类，通行罢免，不惟绝异端之奸，亦可省无益之费，仍敕中外，凡宫观祠庙，非有功德于民者，不合祀典，俱令革去。间有累朝崇建，难于辄废者，亦宜厘正名号，减杀礼仪，庶尽以礼事神之心”。
(36)（明）《礼部志稿》卷五十三“尚书倪岳传”中说到：“凡京师诸神祠，淫名侈费，诸不经训者，裁革殆尽”。另外，Frederick W.Mote氏谈到，弘治初年，原来受成化皇帝宠幸的道士、僧侣及与他们有着密切关系的宦官均受到处罚（参见Mote, Frederick W., “The Ch'eng-Hua and Hung-chih Reigns, 1465-1505”, In Frederick W.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Ⅰ,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p.351）。另外，滨岛敦俊氏所考察的常州府江阴知县黄傅及苏州府常熟知县杨子器批判、弹压淫祠的活动（参见滨岛敦俊：「近世江南金総管考」，载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会と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年；滨岛敦俊：『総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可能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的。
(37)具体情况可参照小岛毅：「嘉靖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
(38)参见小岛毅：「宋代の国家祭祀」，载池田温編：『中国の礼法と日本律令制』，东京：東方書店，1992年，第481页注2。
(39)科大卫：《明嘉靖初年广东提学魏校毀淫祠之前因后果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载《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井上徹：「魏校の淫祠破壊令——広東における民間信仰と儒教——」，载『東方宗教』99号，2002年。
(40)参见小岛毅：『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礼の言説』，第124—129页。
(41)《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九《群祀考》：“神宗万历二年十二月，礼科给事中梁式题请清祠宇疏，言禁左道三事。一日清祠宇寺观，庙宇俱载令甲，间有创建，必俟奉闻，所以重祠典而端好尚也。今各处大小庵观寺院，不可数计而鼎建日繁，募徒相望，规制僭越，煽惑民风，甚非所以尊主威伐奸盟也，请敕下所司毁其太甚，罪其擅作，不但民归本业，而奸党渊巢亦厘剔过半矣。从之。”
(42)《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七《群祀考》的按语中说：“我朝厘定祀典，……但有功于国，有德于民，靡不列入典礼。春秋将祀，所以隆崇报而答神庥。”
(43)康熙年间，江苏巡抚汤斌曾对苏州府境内的五通神、刘猛将军等淫祠进行大规模的禁压、毁除，但此时汤斌的出发点是肃正苏州的奢侈风俗（参照《汤子遗书》卷二《毁淫祠以正人心疏》），其影响也是区域性的，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扫除淫祠活动。关于汤斌禁毁五通神一事，台湾学者蒋竹山有过详察。参见蒋竹山：《汤斌禁毁五通神——清初政治精英打击通俗文化的个案》，载《新史学》（台北）第6卷第2期，1995年。
(44)参照《皇朝通典》卷五十。有关历代妈祖神加封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可参照James L.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愛宕松男愛宕松男：「天妃考」，载『愛宕松男愛宕松男東洋史学論集 第二巻：中国社会文化史』，東京：三一書房，1987年。蔡相辉：《以妈祖信仰为例——论政府与民间信仰的关系》，载《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汉学研究中心，1994年。李伯重：《“乡土之神”、“公务之神”与“海商之神”：简论妈祖形象的演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二期。
(45)参见澤田瑞穂：「清末の祀典問題について」，初载『東方宗教』23号，1964年，后收入『中国の民間信仰』，工作舎，1982年，第534—539页。
(46)有关这些变化，上田信及KatzKatz有过较详的介绍（上田信：「宋—明民俗宗教」，第143—147页。Paul R.Katz, 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p.24-32.），其所依据的先行研究是主要是田仲一成（「南宋時代の福建地方劇について」，载『日本中国学会報』22辑，1970年；『中国祭祀演劇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21—26页）。中村治兵衛（中村治兵衛：「中国聚落史研究の回顧と展望——特に村落史を中心として——」，载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国聚落史の研究——周辺諸地域との比較を含めて——』，1980年，第15页）。金井德幸（「南宋祭祀社会の展開」，载立正大学史学会编：『宗教社会史研究』，東京：雄山閣，1977年；「宋代の村社と社神」，载『東洋史研究』38卷2号，1979年；「宋代の郷社と土地神」，载『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上）』，東京：汲古書院，1980年；「宋代浙西の村社と土神——宋代郷村社会の宗教構造——」，载『宋代の社会と宗教』，東京：汲古書院，1985年）。
(47)有关这一点，可参照EbreyEbrey, Patricia Buckley and Peter N.Gregory, “The Religious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 pp.29-30。Stephen Teiser, “Popular Religion”, p.384。
(48)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滨岛敦俊：『総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第7—8页。
(49)关于蒋子文神的产生及传播，可参照宫川尚志：『六朝宗教史』，東京：弘文堂，1948年，第七章。
(50)关于项羽神崇拜的情况，参照宫川尚志：「項羽神の研究」，载『東洋史研究』3卷6号，1938年。内田智雄：「項羽神物語」，载『東方学』12辑，1956年。
(51)关于这一点，以研究宋代民间信仰著称的松本浩一也已注意到。参见「宋代の社と祠廟」，载『史境』38·39号，1999年，第5页。
(52)引自松本浩一：「宋代の社と祠廟」，第13页。
(53)参见斯波义信：「中国の祭祀共同体について」，载『社会経済学』44卷3·4号，1979年。
(54)Yang, C.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p.96.
(55)参见须江隆：「祠廟の記録が語る「地域」観」，载『宋代人の認識』，東京：汲古書院，2001年，第52页。水越知：「宋代社会と祠廟信仰の展開」，载『東洋史研究』66卷4号，2001年。
(56)有关父老的概念，可参照守屋美都雄：「父老」，载『東洋史研究』14卷1·2号（后收入『中国古代の家族と国家』，東洋史研究会，1968），1955年。最近，柳田节子则对宋代的父老有过精细的考察，「宋代の父老——宋朝専制権力の農民支配に関連して——」，载『東洋学報』81卷3号，1999年。
(57)Duara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32-138，245-246.
(58)Maurice Freedman, “O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In Arthur P.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59)关于公共领域的概念，可参照Huang, Philip C.C.,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19.2, 1993。
(60)关于正祠的概念，可参照小岛毅：「正祠と淫祠——福建の地方志における記述と論理」，载『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14辑，1991年，第202页。
(61)须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の廟額·封号の下賜について」。
(62)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pp.79-104.金井德幸：「南宋の祠廟と賜額について——釈文珦と劉克荘の視点——」，载『宋代の知識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
(63)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64)关于元末明初浙东精英阶层与朱元璋政权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の軌跡——洪武朝の疑獄事件と京師問題をめぐって」，载『東洋史研究』，37卷3号，1978年；「元·明交替の理念と現実——義門鄭氏を手掛かりとして——」，载『史林』，65辑，1978年。
(65)参见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载『総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第114—125页。
(66)如胡国钧：《胡公大帝信仰与方岩庙会——浙江省永康县方岩胡公庙会调査》，载《中国民间文化》第4集，1991年；《辐射性的同心圆：胡公大帝信仰圈概述》，载《中国民间文化》1995年第二期。吴刚戟：《永康县厚塘村胡公庙会组织及其信奉活动》，载《中国民间文化》1992年第四期。沈毅：《浙江景宁山区地方神信仰调査》，载《中国民间文化》1993年第三期。吴真：《大山里的鬼神世界——浙西南山区信仰民俗调査》，载《中国民间文化》1991年第二期；《遂昌县祀神考析：浙江西南山区信仰民俗调査之二》，载《中国民间文化》199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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