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信仰普及的要因

关羽信仰普及的要因_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

3.关羽信仰普及的要因

（1）道士阶层的积极推动。

前面已经证实，宋元时代浙江境内关羽庙的出现与道教有着紧密的关系，南宋时期关羽神还出现了“崇宁至道真君”这样的道教神号。另外，诸葛亮、张飞等神灵虽也被朝廷授予不亚于关羽神的爵号，但他们俩与道教的关系却远不及关羽神密切。井上以智为指出，明中期成化年间（1465—1487）以来，关羽信仰逐渐走向繁盛⁽⁶⁵⁾。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成化年间以后关羽信仰的兴盛背景就能推知关羽信仰普及的要因。

经过滋贺高义、间野潜龙、松本浩一、酒井忠夫等人的研究⁽⁶⁶⁾，可知道教中的正一派上层与明中央王朝乃至皇帝有着密切的接触。明代，道教通过吸收、融入中国的社会价值观（以儒家为中心），其影响在社会上逐渐扩大⁽⁶⁷⁾。明成化年间，皇帝及其家属对佛教、道教等宗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种状况下，这一时期全国兴起了一股创建、兴修佛教寺院、道观、神庙的热潮⁽⁶⁸⁾。成化十三年（1477），皇帝下令对京城的关羽庙（白马庙）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工程，重建后的关羽庙，其规模、气派都超过了旧制⁽⁶⁹⁾。成化十七年（1481）,皇帝又派太监梁芳前往解州关圣庙进行祭拜。由这两件事可知,成化皇帝在积极推动、推崇关羽神的崇拜活动。

那么，为什么成化皇帝会对关羽神这么热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成化十三年（1477）年大学士、淳安人商辂为北京汉寿亭侯庙所撰的碑文。

当天子怀柔百神之日，聿新祠宇，祗荐祀事，所以报大功于异代，祈景贶于方来，无非为国家为生民计也。自是以往，阴阳调而风雨顺，五谷熟而民人育，国有祯祥，物无疵疠，永济斯世于雍熙太和之盛，则侯之所以翊赞孚佑我圣明者，其功不亦伟乎。⁽⁷⁰⁾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成化帝希望关羽神能够保佑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永佑皇明。而成化帝的这种思想，极有可能受道教影响所致。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成化十七年太监梁芳前往解州关圣庙祭祀时所用的祭文。

逮于有宋，敕命灵魂复统阴符之兵剿灭蚩尤之恠，妖氛既绝，旱虐随消，降甘霖，池水若境，生民获利，国课充输，公快私忻，惟神是赖。⁽⁷¹⁾

由此可知，南宋以来流传开来的关羽神大战蚩尤的传说被载入成化皇帝的祭文中。如前所述，该传说可能是由道教编撰出来。也就是说，成化皇帝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其对关羽祠庙的修建及祭祀，是在道教影响下而出现的。

众多先行研究都已指出，成化皇帝以来的明代历朝皇帝（除隆庆帝外）都热衷于道教，重用道士⁽⁷²⁾。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关羽信仰很可能获得了顺利的发展。

井上以智为指出，万历四十二年（1614）十月十一日，司礼太监李恩奉皇帝之命，前往北京月城关羽庙，赐予关羽神以“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此时关羽信仰达到了历史最高潮⁽⁷³⁾。接下来，就分析一下这件事与道士之间的关系。

万历四十二年，杭州孤山的关羽庙得到了重修。董其昌所撰的碑文中谈到了关羽被封赠为伏魔帝君。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张岱对此事的记录⁽⁷⁴⁾。

北山两关王庙。……其近孤山者，旧祠卑隘，万历四十二年（1614）金中丞为导，首鼎新之，太史董其昌手书碑石记之。其词曰：……甲寅秋（1614），神宗皇帝梦感圣母，中夜传诏，封神为伏魔帝君。

按此说法，万历皇帝夜梦中与圣母相遇，于是马上传诏封关羽神为“伏魔帝君”（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关圣帝君）。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嘉兴人沈德符对万历帝加封关羽神的记录⁽⁷⁵⁾：

蜀汉关壮缪侯，本朝所最崇奉。至今上累加至大帝天尊之号而极矣。或云上梦有异感，遂进此衔名，未知果否？然又加南宋岳鄂王谥号，见之诰祠，不下壮缪，则海内或未及闻也。其最后加岳谥云：诛邪辅正大将精忠武穆帝君，主洞天福地，统领祀蒸尝，叶理三十六雷律令，替七十二侯天罡，受命上清，永扬帝化，神霄右监门，靖魔忠勇岳鄂王，荡虏大元帅。其崇奉亦至矣。

沈德符谈到关羽神在万历年间最受崇祀，其时被授予了帝君封号，主要是皇帝在梦中体验了异样的感觉，与前述董其昌的记载基本相符。此外，万历皇帝还授予岳飞神以更高的爵位。在此，二位神灵的爵号都带有较为浓重的道教神灵特征，也许二人的爵号都是因道士的请求而被授予的。关于此事，清代《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九《杂祠、淫祠》载：

刘若愚《芜史》云：时掌道经厂太监林朝最有宠，封号实所奏请云。

万历时林朝任掌道经厂太监⁽⁷⁶⁾，而道经厂是掌管道教事务的，明代皇帝与道士之间，基本上是通过太监来联系的，因而这项封号可能是道士通过太监向皇帝做工作的。

清顺治（1644—1661）初年，山东济阳贡生张尔岐在其所著《蒿庵闲话》谈到万历年间关羽被授予帝君称号时也说：

吾乡邢信卿先生云：未出金牌之先，京师缁黄喧传有此封号，臣者入内言之。上曰：此殆天意，遂有是命。⁽⁷⁷⁾

按此记载，“伏魔大帝”的封号最初先在道士、僧侣中间流传，甚至连朝廷大臣也不知其事，后经求证皇帝后，方知皇上确实曾加封此号。从零星文献可知，明末道观里确实出现有“伏魔大帝祠”⁽⁷⁸⁾，可知道士们对此封号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愿意把关羽庙改称“伏魔大帝祠”。由此不难想象，“伏魔大帝”封号的由来，很有可能是道士们向皇上要求的结果。

为了补充说明这一推论，接下来看一则万历四十二年之前的记录，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十“杂祀”中记到：

今上万历二十二（1543）七月，礼部覆奏，崇宁宫道士张通原奏汉寿亭侯祠额请名，奉旨祠名与做英烈。

崇宁宫位于山西解州关圣庙旁，关圣庙即由该道观道士管辖。万历二十二年（1594），由崇宁宫道士张通原请求“汉寿亭侯祠”（即关圣庙）的庙额，万历皇帝同意赐予“英烈”二字作为庙额。由此例可知，万历年间有关羽神的加封活动，其最初的策划者可能就是道士。

万历年间创建、修缮关羽祠庙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道士活跃其间。如位于杭州吴山关公庙中的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迪功所撰的《吴山鼎建关公庙碑记》⁽⁷⁹⁾中记到：

杭之吴山孕秀毓灵，群庙萃止，而公祠未建，人心缺焉。万历丙戌（1586）方伯新安余公始辟承天灵应宫右区，肖像祠公。越庚寅（1590），仁和令蕲水徐公、钱塘令富顺赵公嗣成。越甲辰（1604），钱塘令江陵朱公秩入春秋祀典。先是辛丑（1601），羽士钱立言、里人朱佐，共募诸好事者太平郡守凌公、孝廉徐公辈，恢宇使就深广，谋刻碑记未遂。越甲寅（1614），游戎广陵蔡公捐俸佐役，使以币来征记，余辱蔡公交契最深，谊既莫辞。而公忠义大节，尤所愿执笔者。庸谨记。碑树庙东数武，翼以亭，诸叶助者并列名下方，而羽士陈奇政、刘奇谟总理，劳尤剧也。

据此碑文，杭州吴山的关羽庙建立在道观的领地内。其庙碑也是由该观道士们四处游说、募缘而成，此后该庙还被列入了钱塘县祀典。

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一下道士们积极介入关羽信仰及其相关活动的原因。

明弘治元年（1488），由于礼部给事中张九功及礼部侍郎倪岳的上奏，明中央王朝从儒教原理主义的立场，对全国的祠庙信仰进行了清理整顿⁽⁸⁰⁾。在这次打击淫祠活动中，位于京师的东岳庙、都城隍庙、真武庙、文昌宫、圆通寺等与道教、佛教密切相关的庙宇及其信仰活动都成了清理整顿对象。在倪岳的上奏文中，没被作为清理对象的祠庙只有三处：

今将查到在京各项祭祀，除太仓之神、汉寿亭侯关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应祭外，其余各寺观神祇应否致祭，缘由逐一议批开坐，伏乞圣明裁处。⁽⁸¹⁾

在北京城中，只有太仓之神、汉寿亭侯关羽、宋丞相文天祥完全符合祀典，应予祭祀。其他祠庙的祭祀活动均需重新审批。儒教原理主义的倡导者完全认可关羽信仰，其庙宇及信仰活动不在清理整顿之列，无疑会推动关羽信仰的发展。

弘治以前，解州当地豪强不法占领关圣庙所属祭祀田的情况非常严重。弘治三年（1490），解州监生蒲昭向皇帝上奏，要求当地不法豪强返还关圣庙的田产。皇上亲自处理此事，结果数百亩田产被强制归还给关圣庙的道士们⁽⁸²⁾。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道士们积极扶持、兴建关羽庙，并从事相关的信仰活动，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如若这样的话，官宪及读书人不但不能阻止其在关羽庙的活动，而且还会支持其活动。随着关羽信仰的兴盛发达，管理关羽庙的道士们自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香钱等）。通过创建新的关羽庙，道士也从官宪或民间那里获得大量的赞助。

另外，由于《三国演义》等作品及与关羽相关的戏剧的流行，明代以来，关羽其人其事已是妇孺皆知。道士们借用关羽的名声，从事有关的宗教活动，也很容易被民间社会所接受。雍正年间刊刻的《关圣全书》中，收载有如下的灵验传说。

浦城道士张东海，万历初年于是邑降雷乩，书关帅临。旁观一妄人云：若号英雄，何失手于马忠。乩即大书曰：马忠贼字今何在，关某威灵恰至今。书毕，以笔于此人颈上一圈，其人即仆地，次日毙。颈中一带如绳痕云。⁽⁸³⁾

虽然这是一则传说，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明清时代，道士们利用关羽神的威名，在民间社会从事扶乩等活动。万历年间焦竑所执笔的京城正阳门月城关羽庙的碑文中，谈到北京人凡要从事重要的活动，均要到该庙来占卜决定⁽⁸⁴⁾。可以说道士们利用关羽的名声，通过扶乩、占卜等宗教活动，直接获取了经济收入。

总之，明中期以来，道士们为了确保、扩大自己的利益，在全国各地积极兴建关羽祠庙，并通过太监向皇帝要求授予关羽神封号及庙额等，由此推动了关羽信仰的迅速发展，使关羽信仰在短暂的时期内得到普及。可以说，道教势力是明中期以后关羽信仰走向全面繁盛的一支最重要的生力军。

（2）儒教原理主义的中央祭祀政策及皇帝、官僚、文人等阶层的提倡、参与。

如绪论所述，洪武元年（1368）十月，朝廷下令各地向朝廷申报应予祭祀的神——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并把其具体事迹呈上，由王朝中央政府进行审批。洪武三年（1370），出台了非常严厉的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⁸⁵⁾。与宋元时期王朝政府重视神灵的显灵事迹相比，朱元璋政权的祭祀政策，其原理主义色彩非常强烈。也就是说，对于所有的人格神，首先重视的是其生前有无“义行”，是否符合儒家的价值准则。对于受到历代尊崇的忠臣、烈士之类人格神，一律以其初封为实号，对于后世褒崇有加的溢美之称，一律予以革除。按照这一政策，宋元以来的关羽封号全部被革去，只留下其生前由汉献帝授予的“汉寿亭侯”这一封爵。

虽然宋元以来累加在关羽神身上的所有封号因明太祖的政策而一笔勾销，但由于关羽生前有忠义大节，因而关羽崇拜仍然获得了明中央王朝的热情支持。如前所说，洪武二十七年，中央王朝在南京鸡鸣山之南重新建造汉寿亭侯庙，并把它列入王朝祀典，每年由太常寺的官员举行祭祀。靖难之变后，虽然首都迁到北京，但永乐皇帝马上在北京建造汉寿亭侯庙，并把它列入北京十庙，由中央王朝定期派遣礼官举行祭祀活动。

万历年间王圻所撰的《续文献通考》中，留下了多处关羽庙的营造记录。据此可以制成表1-2。

虽然王圻《续文献通考》所记录的关羽祠庙数量并不多，但在同书有关明代的祠庙记录中，关羽祠庙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祠庙，可见关羽祠庙的兴建在明代达到了一个高潮，是所有祠庙中发展最快的一种。由此表来看，明初的洪武、永乐年间，关羽祠庙的营造活动非常突出。由此可知，早在明初，明中央王朝便在大力推广、加强关羽信仰。

如前所述，成化年间，可能是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皇帝扩建了京城的关羽祠庙。自古以来，关羽便以忠义事迹闻名于世，而这样的性格特征完全符合了儒家的价值取向。因此，当明朝皇帝、太监们热心于新建、修理关羽祠庙时，作为儒教原理主义提倡者及忠实支持者的知识分子及各级官宪，很难提出异议，甚至还不得不转向支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化三年（1467），在湖北省当阳县，由地方官宪主持，在传说中的关羽陵墓前重新建造了关羽陵庙，并把它列入当地祀典中⁽⁸⁶⁾。也许是受到成化十三年皇帝下令重修京师白马庙的影响，成化十四年（1478），解州知州张宁也对当地的关圣庙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并由当时的礼部尚书周洪谟撰写了记文⁽⁸⁷⁾。成化十五年（1479），湖北当阳知县姜英及钦差镇守太监等对关羽陵庙进行了重修，并与当阳县儒生们一同恳请时任湖北按察使司的薛纲撰写庙记⁽⁸⁸⁾。就笔者所见，明代解州关圣庙及当阳关羽陵庙的所有记文中，以成化十四年周洪谟及成化十五年薛纲的记文最早。由此可知，在皇帝重视关羽祠庙后，地方官宪及儒生马上群起响应。

弘治皇帝即位之初，对佛教、道教并无多大兴趣⁽⁸⁹⁾，其时礼教官僚中，要求取缔、打击淫祠的呼声日益增高。弘治帝不得不同意了肃正神号，清理整顿祠庙祭祀活动的宗教政策。尽管如此，在弘治元年（1488）年礼部侍郎倪岳的奏稿中，仍然提出关羽祠庙不在整顿之列。也就是说，即便在弹压淫祠的最高潮中，关羽祠庙的信仰活动不但不受任何限制，反而受到了朝廷的格外庇护、支持。如前述解州关圣庙，弘治三年重新得到数百亩的祭祀田。针对此事，嘉靖初年的吕柟评价到：“我孝庙敬皇帝追崇之典超迈前古，昭兹英烈，用敦纲纪，其旨深远矣。”⁽⁹⁰⁾成化年间以来由皇帝倡导兴起的关羽祠庙建设风潮，在弘治年间依然得到了官方的有效支持和保证。

明中期以降，在各地关羽庙的兴建、崇拜活动中，经常能够看到地方官宪及读书人充当倡导者的例子。前面已述及解州关圣庙、当阳关羽陵庙的修建活动是由地方官宪及读书人所倡导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浙江境内关羽庙的修建活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万历初年，出生于余姚县的礼部尚书翁大立为余姚县关羽庙所作的碑记⁽⁹¹⁾：

吾姚灵绪山西故有公庙，江山环抱，信神明所都。曩岁倭奴寇姚，猝尔几陷。祷于公庙，卒以却城。于是当路暨邑父老议恢庙制，而乡先生大参管公、见比部钱公德洪、水部叶公选自祖父来严事公者。钱遣弟冠带乡宾德周，管遣弟侯门教读完董其役，叶则捐负郭田若干亩为士庶倡，经始嘉靖丙辰（1556）六月，积二十四年规制始闳，解州、当阳恐伟丽不若是。钱、管二君心诚劝矣。姚人见倭奴歼遁既如，彼管氏、钱氏、叶氏奕世甲科又如此，佥曰神所阴佑。率以五月十三日走庙下，月兮蠁精禋，冠盖塞途，鼓乐震川谷。嗟乎，烈士丈夫固有此哉。是役也，厚助者太傅大学士吕公本聪、总督尚书胡公宗宪、分守参议许公东望、邑令李公凤、周公鸣埙、李公时成、陈公助、邑丞周君宝。替是役者，冠带儒士、朱衣冠带、义民钱抚之。

余姚县关羽庙重修活动，是由钱德洪（嘉靖十一年进士，刑部员外郎）、叶选（嘉靖十七年进士、郎中）等在中央王朝任职的余姚籍官僚及余姚历任知县等地方官吏及绅士的主导下进行的。其中钱德洪、叶选等人的祖先一直信奉关羽的灵力。据翁大立的叙述，受钱德洪、叶选等人的影响，余姚县的民众中也兴起了参拜关羽祠庙的活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叶选的儿子，知府叶逢春所撰写的碑文⁽⁹²⁾。

吾姚有关祠甚显，有祈辄应，然稍圯。会有欲毁之者，神即立报以奇祸。于是先君后皋府君名选同石峰管公、绪山钱公复创新庙貌。先君前后所助计六百金。初大父友庵府君夜忽梦神云，“岁无斋主，君能主吾斋，令若后昌”。比觉惊异，晨起即抠衣往庙所。试守者如梦。即斋，岁以为常。先君忆神往昔，故殚虑奉持，不惜喜舍，以隆神祠。每当神诞，先君辄鸡鸣具衣冠携家长幼，个斋肃拜，尽晡始返，朔望必谒祠虔如也。

据此可知，叶选的父亲友庵府君确实是当地关羽庙的热情支持者，叶选本人也是该庙的信徒。身为士大夫，但叶氏家族仍然相信关羽的灵验，这样的宗教信仰其实与其他“邀福去灾”的淫祠活动并无多大区别。在前述翁大立的记录中，修建关羽庙的契机是由于在关羽庙祈祷，所以倭寇撤退了。而按照叶逢春的说法，是由于有人想毁坏庙宇，于是关羽神显灵使之遭遇祸难。当然这些说法很有可能是编造出来的，但不管哪种说法，都认为该庙关羽神有所灵验，而这些灵验的记录者是士大夫，且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仿佛他们也认可这些灵异故事，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地方官宪及读书人都对当地流行的关羽信仰持肯定、支持的态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嘉靖年间张寰所作的杭州寿春庵关羽祠的碑记⁽⁹³⁾。

顷坐倭夷入寇，东南第靖。今大中丞兼司马梅林胡公宗宪初以御史监军两浙，慨然以平寇为己任。竭忠展画，神人协应，于时授方略于谋士，练兵于吴山之寿春庵。侯示之梦，若有相于公者。已果连破贼数阵，其渠魁徐海、陈东、麻叶皆授首焉。桓桓武略，朝野倾慕，与侯异世而同称矣。公之力赞玄功，动皆神助，非偶然者。饬祀而尸祝之也。诚宜。予偶赴春社，卜行窝于寿春，佥谓兹举允合祀典，不可无记。杭郡守顺德李君景萃偕诸僚佐，征予为文勒石，义不容辞。因表公堂堂正气，煌煌伟绩，不独吾人所欣依，而亦神明所默佑也。

按此记文说法，胡宗宪在抗击倭寇时，曾在杭州吴山的寿春庵训练军队。在那里，关羽神示梦于胡宗宪，暗中佑助其抗倭。在实际作战中，胡宗宪果然接连得胜，斩获倭寇首领徐海、陈东、麻叶等。于是胡宗宪下令建造关公祠并虔诚祭祀之。张寰认为此举符合祀典，所以当杭州知府要求张寰撰写记文时，他便“义不容辞”写作此文。通过这一事例，可知明朝官僚、读书人也是在积极支持、推广关羽信仰的。

上面所举的仅是余姚县和杭州的两个事例。不过由此也可知道，嘉靖年间当倭寇骚扰我东南沿海时，朝廷的官员们确实是在积极推进关羽庙兴建、祭祀活动。为了补充说明这一结论，下面再看一则与浙江相邻的江苏省常州府的关羽庙的有关记载。嘉靖年间著名文人、武进人唐顺之所作的碑记中写到⁽⁹⁴⁾：

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继乱东南，天子命督察赵公文华统帅讨之。师驻嘉兴军中，若见关侯灵响助我师者，已而大捷。赵公请于朝，立庙于嘉兴以祀侯，具公所自为庙碑中。明年（1556），倭寇复乱，赵公再统师讨之。师过常州，军中复若见侯灵响如嘉兴。赵公命有司立庙于常州。侯之庙盛于北而江南诸郡庙侯自今始。或谓江南古吴地，吴侯仇国，吴不宜祀侯，侯亦不必歆吴祀。此未为知侯之心与鬼神之情状也。

由此可知，浙江省嘉兴、江苏省常州的关羽庙都是大官僚赵文华向朝廷申请而兴建的，其理由都说成是关羽神显灵助王师讨倭。按唐顺之的说法，嘉靖三十年代之前，江南地区关羽庙还非常少，但从此之后，江南地区也应走向兴盛为是。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反对在江南各地兴建关羽祠庙的人也有不少，其理由是关羽曾是吴国的仇敌，不宜在吴地得到祭祀。这一说法早在正德年间太仓人陆伸所撰的《太仓关王庙记》里就已提及⁽⁹⁵⁾。这一事态说明，嘉靖三十年代之前，关羽信仰尚未在包括浙江在内的江南地区普及⁽⁹⁶⁾。而到了万历年间以后，反对意见再也不见于庙记中，这也许是由于关羽信仰此时已为江南各地人所普遍接受，因而反对其信仰的意见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进入万历年间后，官僚们在浙江省各地兴建关羽祠庙或重建关羽庙的例子随处可见。如前面提到过的（1）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遂安县知县马呈鼎创建关羽庙。在康熙《遂安县志》所载的关羽庙中，这是创建年代最早的一座。（2）杭州吴山的关羽庙也是由“方伯新安余公”及钱塘、仁和二县知县所创建的。（3）杭州孤山附近的关羽庙，也是在万历四十二年由中丞金学曾的首倡而建设的。（4）衢州府的关羽庙也是由衢州知府张尧文重建的。

通过以上这些论证，可以肯定自从嘉靖三十年代以后，包含浙江省在内的江南地区的关羽信仰，逐渐走向隆盛。而这些地区关羽祠庙的修理、建设，主要是在官僚及读书人的主持下进行的。官僚及读书人都强调关羽的忠义性格，由此可知关羽信仰现象与明朝的祭祀政策相符合。这一时期，在扫讨倭寇的战斗中，关羽神显灵帮助明朝军队及当地百姓的有关记录，实乃属于为了促进关羽信仰兴盛而编造出来的传说而已。通过这些灵验传说，民间社会也很容易接受关羽信仰。但在这里必须予以说明的是，因关羽显灵而击退倭寇的传说，只不过是众多关羽传说的一小部分而已⁽⁹⁷⁾。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像井上以智为那样，把关羽信仰兴起的原因归之于战乱频发的历史背景。

如前所说，万历四十二年，因道士们的要求，皇帝授予关羽神以道教色彩很浓的帝君封号。这种授予封号活动显然与明初朱元璋的祭祀政策相矛盾，因而其授封过程完全不符合正式的程序。由于关羽神的正神地位在明初就已得到确定，因而针对皇帝的加封，很少有官僚站出来提反对意见。不但如此，到了天启四年（1624）以后，在朝廷祭祀关羽时，开始正式采用道教色彩的帝君封号⁽⁹⁸⁾。此后，皇命敕命地方建造关羽庙⁽⁹⁹⁾及把地方上的关羽庙记载为关帝庙的事例在各地方志中均可见到。如果没有皇帝、官僚及读书人支持的话，明末关羽神的道教封号是不可能在社会上以及国家制度上得到流行的。

总之，通过文人们强调关羽神的忠义性格，关羽信仰完全符合了明王朝的祭祀政策，因此，当成化皇帝开始重视建设关羽庙时，明朝各地的官僚及读书人也都群起响应、支持关羽庙的兴建活动。而道士们在明中期以后也开始积极参与关羽神的祠庙建设、管理及庙额、封号的申请活动。通过道士们的努力，关羽的灵力便开始在民间广泛流行开来。到了万历年间之后，关羽神终于成为全国官民的狂热信仰。因此，井上以智为所提出来的关羽信仰繁盛的两个要素，虽然与关羽信仰的普及有所关联，但并非是明中期之后关羽信仰走向兴隆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