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关于贫困发生原因的理论
（一）早期的理论
20世纪以前，国外研究贫困产生原因的学者很多[1]，如佩利（1743—1805）、穆勒（1806—1873）、西尼尔（1790—1864）、施穆勒（1838—1917）、瓦格纳（1835—1917）、萨伊（1767—1832）等。但影响最大的当数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马克思的贫困理论[2]。
1.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
179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出版了争议颇大且影响深远的著作《人口原理》。该著作在两大基本假设，即“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人类生活资料按照算数比率增长，人口按照几何比率增加的论断，因此，人口增长不受抑制，必然会出现贫困。
2.斯密的贫困理论[3]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认为，贫困一般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社会的整体贫困；二是指社会中的贫困群体或贫困阶层。斯密所言的贫困主要是指财富在社会不同群体间分配所导致的贫困。他对“贫困”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贫困就是无法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斯密认为，工资水平应有一个底线，即能满足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甚至要比这种要求更高一点，以使他们能够生儿育女。一旦劳动者的收入低于这一水平，就陷入贫困。在斯密的理论中，财富根据三要素进行分配，即土地、资本和劳动。土地所有者所获得的是地租，资本所有者得到的是利息，而劳动者所应得到的是劳动工资。斯密认为劳动者的收入是劳动工资。在土地私人占有和资本积累之前，劳动产品全部是劳动者的所得。土地的私有和资本积累从根本上导致动者的贫困。
3.马克思的贫困理论
革命导师马克思对贫困问题有大量的论述[4]，对产生贫困原因的分析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1）地理因素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5]。（2）人口和生产力相互压迫说[6]。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相互压迫，即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的两个阶段，在生产力不够发展的历史阶段，科学也不发达，这时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如果人口增长超过生产力发展的容纳界限，会把这些超出生产力容纳的过剩人口置于生产条件之外而陷入贫困境地。[7]（3）制度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无产者贫困化的根源。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它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8]
（二）近现代的贫困理论
近现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文明程度迅速提高，但贫困问题，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贫困仍然是人类社会基本人权得到改善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全社会对人权、公平正义等问题关注程度的提升，一大批学者如纳克斯（Ragnar Nurkse）（1953）、阿瑟·刘易斯（A.Lewis，1954）、欧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59）、穆尔达尔（Myrdal）（1962）、乔根森（D.Jogenson，1967）、拉诺（Lennoir）（1974）、明焦内（Mingione）（1982）和莫雷（Charles Murray）（1984）几乎是终生致力于探索贫困发生的原因[9]，特别是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的阿马蒂亚·森对饥荒产生原因的深刻分析，更是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对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按照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1.发展经济学视角的贫困成因论
（1）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这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R.Nurkse）在1953年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主要是“贫困恶性循环”，其产生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纳克斯从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恶性循环论证了“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的命题。（2）低水平陷阱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纳尔逊（1956）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中，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是阻碍人均迅速提高的陷阱，从而陷入“低水平陷阱”。（3）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提出了贫困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他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一个因素发生变化会引起另一个因素发生相应变化，产生“回波效应”，并强化原先的因素，导致经济发展过程沿原来因素的发展方向发展，因此，这种发展关系是一种“累积性的循环”，并得到“回波效应”强化。一个国家之所以贫困是由于造成贫困诸因素的积累、循环和回波造成的。（4）人力资本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1990）认为，欠发达国家之所以陷入贫困境地，是由于这些国家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限制了人力资本的发展，进而制约了生产效率提升，使整个国家处于贫困状态。
2.其他视角的贫困成因论
截至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颇多，称谓多样，就主要流派的成果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能力贫困论（capability poverty）。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的一个概念。UNDP在该报告中指出，收入的匮乏只是贫困的一部分，强调贫困不仅仅是缺少收入，更重要的是基本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匮乏与不足。低收入是导致贫困人口获取收入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体系的软弱无力，社会排斥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2）权利贫困论（entitlement poverty）。这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在其著作《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和《饥饿与公共行为》（Hungry and Public Action，1989）中，森首次使用“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研究贫困（饥饿）问题。他从权利方法视角将贫困、饥饿视为“权利丧失”的结果。穷人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穷人缺少4个方面的权利：一是以交换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将自己的商品与他人交换；二是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将自己的资源或雇用来的要素用于生产；三是以自身劳动力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将自己的劳动力用于自己组织的生产或受雇于他人；四是以继承或转让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继承财产或接受赠予。前两种权利的失败，是自然经济条件下致贫的根源；后两种权利的失败，是市场经济条件致贫的根源。
（3）社会排斥论（social exclusion）。这是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继勒内之后，一些学者进一步扩展了受排斥群体的范围，如西尔弗总结性地指出，在以下方面“人们可能会遭受排斥”：生计，有保障的固定就业，收入，财产、信贷或土地，住房，最低或普遍消费水平，教育、技能和文化资本，国家福利，公民身份与法律平等，民主参与，公共品，民族或主要种族，家庭关系与社交活动，关爱、尊重、满足与理解等。受排斥的阶层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且这种状态会在代际传递（阿玛蒂亚·森，1998）。
（4）贫困文化论（poverty culture）。刘易斯（Lewis）认为，“贫困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和理性的社会亚文化现象。它的存在既表达着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他认为，一般来说贫困者会长期生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会空间，贫困者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影响，很少与外界其他人群联系，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与外界相隔离的“亚文化圈”，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贫困状况的加剧。受贫困文化的影响，这些贫困人群缺乏成就动机、教育接受率低、只能从事一些低收入的职业，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状况，此外，这种生存模式也有可能影响下一代，形成代际循环。
二、国内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较为深入地研究中国贫困的成因。李含琳等一批学者认为中国贫困区致贫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性贫困
康晓光（1995）、李强（1997）、吴忠民（2000）和陆学艺（2002）等将焦点集中在群体贫困和结构性贫困上，认为所谓的贫困与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社会资源等因素是紧密相关的，社会贫困与社会公正呈负相关，即社会成员越是能够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贫困程度就越低，相对贫困是违背了公正性原则的结果。导致我国农村尤其是西部地区普遍贫困的是制度，如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工农剪刀差、工业分布偏好等。因此他们主张要彻底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从制度上和结构上入手。
（二）区域性贫困观
姜德华等（1989）认为，区域性贫困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由于缺乏资源；二是因为资源开发不足。对于西部来说，特定的地理环境与自然环境使得资源开发不足，再加上土地贫瘠，沙漠风化严重等，导致发展缺乏后劲。此外，由于交通、资金、通讯、基础设施较为落后，进一步限制了区域发展。另外，由于工业发展对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偏好，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匾乏的自然资源无法吸引那些具有较大经济效益的工业，再加上民族情况复杂，导致工业发展较为落后，落后的工业状况不能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也不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李含琳（1996）认为贫困的实质及其产生根源包括资本短缺论、资源贫乏论、自然环境论、人口素质论、劳动挤压论、科技落后论和阶级划分论等七个方面。
（三）素质贫困论
王小强和白南风等（1991）等认为人口素质是贫困原因和落后的根本原因。贫困地区尤其是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深受本民族传统思想与较低文化素质的影响，导致部分民众难以有效利用资源、从事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陷入贫困状态。
（四）能力约束贫困论
罗必良（1991）等认为导致贫困的原因在于个人能力不足，如文化素质较低和缺乏科技意识导致贫困地区农业对科技的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制约着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贫困的根源是由“陷进——隔离——均衡”所构成的一个低层次的、低效率的、无序的、稳定的区域经济运转体系，这个体系决定贫困延续的轨迹。还有人从社会关系网络出发，认为关系既是一种资源，同时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在本身资源就相对缺乏的农村地区，关系虽然有助于某些人获取资源，但同时也为其他人获取资源制造了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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