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十三年大规模扶贫的反思

时间：2023-03-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回顾甘肃三十多年扶贫的奋斗历程，我们在欣慰的同时，也觉得有一些值得仔细审视的地方。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这些种类繁多的自然条件制约因子难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表3-6　2014年甘肃各地市GDP的构成（%）注：以上为地级市的均值，所以第一产业的比重要低于属于贫困区农业县的GDP构成。综上所述，三十多年的扶贫成效显著，但在扶贫模式、资金投入等方面也有一些值得重新审视的地方。［4］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编，甘肃扶贫开发资料

对三十三年大规模扶贫的反思_甘肃省扶贫开发实践成就与攻坚对策研究

自1982年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长期领导、关心和支持下，在国家扶贫办、财政部、发改委、林业部和农业部等各相关部委及国际上友好国家和组织的鼎力扶持和帮助下，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甘肃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反贫困的辉煌成就。回顾甘肃三十多年扶贫的奋斗历程，我们在欣慰的同时，也觉得有一些值得仔细审视的地方。

一、“贫困”及“扶贫”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贫困”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标准和内涵。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对“贫困”没有设定具体的收入标准，按照民间的理解（根据我们在通渭等地的实地调研），“贫困”是一种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极度困窘状态，在那个时代，仅正常年景人均口粮在200斤以下的家庭为“贫困”家庭，凡能够勉强度日、不断顿的家庭都属于非贫闲家庭。此后，国家制定了贫困的标准，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贫困标准迅速调整，如1978为100元，1984年为200元，1985年为206元，1986年为213元，1987年为227元，1988年为236元，1989为259元，1990年为300元，1992年为317元，1994年440元，1995年为530元，1997年为640元，1998年635元，1999年为625，2000年为625元，2006年绝对贫困线为693元，相对贫困线为958元，2008年绝对贫困线为786元，相对贫困线为1067元，从2009年始，国家将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合二为一，以1067元作为新的扶贫标准。2013年，国家确定的贫困标准是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2008年以前，世界银行规定的标准是人均日消费1美元，2008年，世界银行根据75个国家（其中包括转型国家）的贫困线数据以及2005年购买力平价（PPP），对1天1美元贫困线进行了重新修订。根据这次估算，15个最不发达国家贫困线的平均数为1.25美元/天。75个国家的中位数贫困线是60.81美元/月，相当于每天2美元。扣除15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其余60个国家（含转型国家），贫困线的中位数相当于2.5美元/天）^[6]。

由以上的“贫困”标准的变迁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贫困是绝对的贫困，这种贫困直接威胁到人生命安全，是对“生存权”的直接威胁；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贫困”是一种已经脱离了对生命直接威胁，但影响人的生活质量的贫困，因此，现代意义上的贫困是威胁人的“发展权”的“贫困”。与此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前，“扶贫”的要点是解决人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维护人民的“生存权”；90年代以后的“扶贫”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生产条件为主导，解决人民的“发展权”问题。

二、已经脱贫地区距小康仍然遥远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依然很低

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7]，六盘山连片区各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400～4100元（当年价），且多数县在3000元左右，秦巴山区各县为2400～3000元，藏区为3200～4700元；按照2300元的贫困标准，这些连片贫困区的一大部分县，仅是勉强脱贫而已，远低于同期甘肃（4495元）和全国的平均水平（7917元）。

（二）自然条件的制约尚没有根本解决

根据第二章的研究结论，在六盘山连片区的关键致贫因子中，水资源短缺、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秦巴山区是耕地短缺、地质灾害频发，藏区是耕地短缺、草场不足、高寒阴湿等自然因子。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这些种类繁多的自然条件制约因子难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

（三）产业结构仍然处于农业主导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2014年三大连片贫困区的多数县的GDP构成中，第一产业在30%～40%左右，高于省内较发达地区的GDP构成，如省内的兰州市、金昌和嘉峪关等地（市），更高于国内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的GDP构成。在农业产业内部，多数县（区）仍然以种植业中的大宗粮食类产品为主导，这种产业构成，在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农产品面临价格“天花板”、成本不断上升的格局下，农民收入水平难以快速提升。

表3-6　2014年甘肃各地市GDP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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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为地级市的均值，所以第一产业的比重要低于属于贫困区农业县的GDP构成。

三、“救急”式的资金分配难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三十多年的扶贫中，国家和省财政投入了近200亿元的各类扶贫资金，仅1983—1997年用于河西走廊商品粮基地建设、景泰电管工程二期、引大入秦电管工程配套、刘川二期及一些小型引黄灌溉工程等生产性资金投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河西地区及上述灌区的脱贫问题。其余多数地区，特别是中部干旱区、高寒阴湿地区及部分民族地区，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撒胡椒面式的资金投入方式，并没有使这些地区生产条件彻底改善，仍然长期处于靠天吃饭，“贫困”——“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的循环状态。

四、乡镇企业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982—2000年，政府为了解决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力，在当时流行的“无工不富”口号影响下，将一部分扶贫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成立了一大批小型乡镇企业。时至今日，那些承载着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希望的乡镇企业多数早已不见踪影。

五、承载力限制了移民的空间

将居住在高寒阴湿、不具备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地区的人口，移至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利于发展的川水地区，是解决脱贫的最佳选择，问题是甘肃凡自然条件较好地区，无一不是人满为患，在一些沿黄地区和河西走廊，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土地承载人口数量相当。可以说，移民无处可移。

综上所述，三十多年的扶贫成效显著，但在扶贫模式、资金投入等方面也有一些值得重新审视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下一阶段的扶贫攻坚难度极大，必须寻找新的扶贫模式，付出更大的努力。

本章参考文献

［1］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编，甘肃“两西”农业建设文件讲话汇编（1982—1985）［D］。

［2］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编，甘肃“两西”农业建设文件讲话汇编（1988—1989）［D］。

［3］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三西”地区扶贫开发文件讲话汇编（1990—1997）［D］。

［4］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编，甘肃扶贫开发资料汇编［D］，（2012）。

［5］共济著.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3。

［6］刘坚主编.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成就与挑战——《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2001—2010年）》中期评估报告［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