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劳动者收入与中国的未来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用最普通、简单的语言表达了改革的目标，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对改革开放之前的贫穷社会主义实践感到幻灭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邓小平的这句话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有了新的理解。社会主义不是要人贫穷的，而是要人富裕的。毫无疑问，“致富”是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和变迁的主要动力。

30多年之后，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呢？很显然，我们已经走了一半。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裕起来了，但并没有走向“共同富裕”。不仅如此，多年的经验表明，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这是这些年来很多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拉美化”现象的原因。一旦进入“拉美化”，不仅邓小平所设定的目标不能达到，而且会走上与改革开放目标相悖的道路。领导层显然没有放弃当初的目标，早期提建设“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既定目标。

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就必须跳出目前的困境。目前的困境是什么？这个困境是如何造成的？只有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出路。

部分先富的综合病症

可以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称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综合病症”。这种“综合病症”有多方面的体现，最显著的就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越快，收入的分化就越大，也就是说，所产生的财富被导向少数群体。这种趋势似乎毫无办法阻止。进而，收入的巨大差距导致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缺失，社会很不稳定，依靠高强度的暴力机器来维持稳定。少数社会群体染上“过度富裕病”，拥有巨大财富，但心里日益深感不安，在全世界寻找“安全”的落脚点。而社会的贫穷者很自然产生正当的“仇富”心态，各种对财富阶层不利的因素在快速产生和发展。可以说，富者和穷者已经演变成两个敌视的阶层，双方似乎都在等待“历史的那一刻”。

不仅如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的未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化”、“未富先老”等。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所产生的发展动力渐趋消失。现在除了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力量的动员式经济发展外，来自市场的经济发展严重缺乏动力。尽管已经意识到消费社会是未来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资源，但在收入高度分化的条件下，消费社会根本就建立不起来。

如何医治这个“综合症”？劫富济贫显然不是选择，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选择。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尽管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反复的选择始终没有走出这种选择本身。贫穷社会主义已经证明失败，也不是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邓小平的后半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何走？很简单，就是提高劳动者工资。劫富济贫是通过革命夺取财富，不是创造财富。贫穷社会主义也只是对现在的富裕者的剥夺，对贫穷者本身也没有利益。通过劳动来致富是整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也是基本社会正义的来源。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在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今天，它反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严重地阻碍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境内资金还是境外资金，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获取了过度的利润，暴富而成为消费过度群体。而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消费不足，甚至严重不足。在大多数人没有致富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自然非常困难。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确立社会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制度等；没有这些政策和制度，人们即使有了钱也不敢消费。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只需行动。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从劳动获得相应的收入，人们就不会有消费能力。

一味依赖廉价劳动力也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资方过度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工资就能赚取巨额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就不会有动力去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过度剥削劳方尤其表现在境外资金企业。大量的境外资金到中国动机很单纯，就是要利用廉价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土地价格上去了，只剩下廉价劳动力了。珠江三角洲30多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到现在还在使用大量的农民工。这表明在30多年里，极少技术上的进步，也就是没有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一般是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这说明，在今天，廉价劳动力已经不再是竞争的优势，而是劣势了。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也使得劳方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在珠三角等地区，农民工就能打败大学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畸形经济结构的后果。

廉价劳动力也导致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主要是在外资部门）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发达国家、美国等都有责任，但中国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尽管大家可以互相推卸责任，但谁都必须面对。因为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无论是国际经济还是内部经济，都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尽管是顺差国，但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要比逆差国更甚，过度发放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变成转移财富机制，财富从穷人转向富人，从贸易顺差国（中国）转向贸易逆差国（美国）。美国通过发行货币就可以把危机转移给中国等国；中国发行货币只是把危机转移给社会。这使得中国社会和国际经济秩序变得更不公平。

提高劳动者收入利益多重

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与廉价劳动力有关，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使得劳动力不再廉价来应对和解决。中国要从发达经济体学习经验。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先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由于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因为有民主（选票）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使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亚洲经济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经济起飞之后，日本政府实行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级社会，使得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社会之一。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是当时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经济体，它们也通过不同方式成功培养中产阶级，建设消费社会。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消费社会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而达成。在新加坡和韩国，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新加坡，全国工资理事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事会主要由劳方、资方和政府组成，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制订劳动工资水平。政府的这种主动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样的劳工运动，既保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升级构造了有效的压力。

中国大陆地区尽管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尽管近年来，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量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倾向于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会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

这里尤其要强调，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减少人民币国际压力的最有效举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上面所提到的贸易不平衡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币要升值，但升值不能过快，必须渐进。这不仅是因为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影响到很多企业的生存和总体经济发展，更因为人民币升值只有利于富人。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来自欧美的商品会变得廉价一些，但这些产品在中国的消费者还是富人，与广大的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较之人民币升值，提高劳动者收入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却更符合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

提高劳动者收入，会产生几个“有利于”。第一，有利于减少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出口，实现国际经济平衡。出口仍然很重要，但出口不能继续依赖于廉价劳动力，而应当通过提高技术来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资源。第三，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很多都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如国有企业过大、垄断，而民营中小企业不够发达等。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国家就必须从结构上下功夫。第四，有利于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如前面所讨论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资方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提升技术，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创造利润。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企业家光思考着如何通过剥削劳动者而获利，这个国家就不会进步。实际上，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于技术创新。第五，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为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以人为本”并不抽象，实现邓小平当初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人本社会。

有关“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话题已经讨论很多时日了，但各方面发展的情况表明，现在是必须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