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国民所得仍然很低，但毕竟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那么有没有实现文化上的崛起？显然没有。中国经济崛起了，生活富裕起来了，但并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相应尊重，也没有使得本国的老百姓更幸福。无论是对内政还是外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困惑。人们不禁要问，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中国能否提供给老百姓一种道德生活？能否提供给国际社会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或者价值？
答案显然是不令人乐观的。从内部说，经济上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旧道德体系的解体，那么新道德体系又是怎样的呢？没有道德体系，社会难以维系。从外部来说，缺乏一种吸引人的文化和其所体现的价值体系，经济崛起往往被视为一件可怕的事情或一种威胁。国人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努力向外宣传自己的文化。由于缺乏新的思想和价值，只好求助于传统文化，办孔子学院；在实际中孔子学院又被简化成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无论是办孔子学院的人还是从事其他媒体传播的人都不太清楚，他们要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
王赓武先生把今天中国的崛起称为第四次崛起。历史上，中国至少有三次被公认为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人们也把中国的再次崛起称为“复兴”。既然中国崛起过，人们可以从崛起的历史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诸如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
根据王先生的看法，第一次崛起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即从秦朝统一中国到汉朝。在汉朝，中国的影响力到了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汉朝周边的很多国家进口汉朝的商品和技术，主要是丝绸、纸张、陶瓷以及陆军和海军技术。在这个阶段，中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经济和文化。
汉之后的400多年里，中国分裂为几个动荡不安的小国。但公元7世纪唐朝的建立宣布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唐朝的影响力传播到了日本和东亚其他地区，维持了近300年，这时的中国完全不同于汉朝。唐朝的强大和其外在影响得益于其高度的开放。唐朝不仅文化上开放，政治上也开放，被西方学者称为“开放的帝国”。佛教的传播和北方游牧部落在中原定居，这两种影响的强大混合力塑造出一个新的国家，显示出其高度的世界性。高度开放也迎来了一个贸易和工业不断增长的时代。来自遥远国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带来的新东西，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而且为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由此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全盛时期。
1368年，明朝建立，中国由此实现了第三次崛起，持续了约400年。这期间，儒家思想重新被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这次崛起与前两次相比要逊色得多，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始变得十分保守。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国家江河日下。尽管明朝加强防御，仍不断遭到来自周边的侵袭，并最终被满族人所征服。虽然建国之初的清朝非常强大，而且更具侵略性，但此后的统治中却更多延续了明朝的保守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衰落下去。1840年强大的英国进攻中国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无还手之力了。
缺乏创新气魄的崛起
今天中国的崛起，与前面三次崛起相同的，是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的增强。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缺乏汉那样的制度创新和唐朝那样的开放和文化崛起。尽管经济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当开放，但文化上过于保守封闭，在拒绝接受普世价值的同时，又没有内部的文化创造力。
今天中国的崛起模式，如果不加以反思和革新，有可能重复明朝的悲剧，即在国家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明朝在体制和思想上的闭关锁国，使得国家失去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机会。明朝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端。当时中国无论从国家还是社会，都比任何国家更具备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能力的象征，而在东南沿海“异常猖獗”的“海盗”，则是民间海洋能力的象征。但因缺乏思想和制度创新，王权庇护下的巨大既得利益，最终扼杀了中国通往海洋国家的道路。
文化崛起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远远被低估。汉唐的崛起在于文化，其最终衰落也在于文化。如果文化不能崛起，必然对经济甚至政治产生严重的制约。从内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会有制度上的创新，最终必然导致封闭和衰落。从外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果光有经济上的崛起和与之相关的军事化，就会被视为“霸道”和“威胁”，从而恶化国际关系环境。
人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和文化同时崛起的案例（汉唐），也可以观察到经济崛起没有导致文化崛起的案例（明朝），经济崛起和文化崛起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两者不是一回事。即使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同样可以有文化上的崛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伟大的思想和文化创造，都是在极其贫困的状况下进行的。
文化崛起三个非经济因素
文化创造与政府分权、文化开放、文化人独立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更为相关。三个因素中存在其中一个，就可以促成文化创造的出现。分权和开放导致文化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的经验。历史上，每次分权状态出现，尤其是皇权衰落的时候，文化就呈现出复兴的情景。今天的人们并不希望通过国家政权衰落来获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们大多希望国家政权的强大。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来支撑。但分权和文化崛起之间的关系，的确说明了国家政权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的问题。
中央集权和文化衰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朝的集权模式导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权模式则走向了文化崛起。为什么？一是两者的集权模式不同，二是唐朝开放，明朝封闭。明朝政权深入文化领域，国家政权掌控了文化，同时明朝又实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唐朝国家政权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领域，唐朝的文化领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会”。同时，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帝国，在文化全面向外开放的同时，能够把外来的文化整合进自身的主体文化。
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独立的，即使是专制和贫穷，也无法阻止文化的创造。俄国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沙皇还是共产主义专制，都没有阻止俄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俄国知识分子在专制下创造出辉煌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化人没能在专制下进行文化创造，与文化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有关。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西方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把思维创造作为终生职业的社会群体。
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文化崛起，关键在于调整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府从来就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要政府来创造文化纯属乌托邦。这并不是说政府和文化创造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环境中，政府决定了文化创造的成败。
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边界。唐朝的政府权力边界没有对文化创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则扼杀了文化创造。今天中国的政府边界缺乏限定，权力涉足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全覆盖，导致了文化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创新基因生长困难。
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都会对文化崛起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国际层面，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是开放还是封闭。开放导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闭导致明朝丧失文化崛起。当前的现象是，政府太多的资源被用于控制，用于创新太少。即使投入创新的资源，也是用于政府认可的文化领域。但现实是，任何社会的政府官僚很少真正懂得文化创新。
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经常走向反面，导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业的衰落。佛教领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源上，政府都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结果反而导致了佛教内部大面积的腐败。文艺、文学等文化领域也同样。为什么会这样，逻辑很简单：一旦这些群体可以通过依附政府生存，他们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结果必然是衰败。其他国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业，但一定是通过放权让专业人士来做。这种放权的方法不见得会导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会导向衰落。在中国，政府也会放权，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政治目标。
政府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往往导致双输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导致大部分人对政府高度依赖，结果便是文化的衰落。而那些想保持一些独立性的文化人，要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得不与政府对抗，造就了另一种与政府相对立的文化，也是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挑战政治现状成了这个群体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很容易理解，这样的文化创新（无论是宗教还是艺术和文学）在中国本身不被政府接受，还会经常受到排挤，而在西方则被叫好，将此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崛起。如果从一个客观立场来看，无论是政府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创造，还是为了反对政治现状而从事的文化创造，都很难走向文化的崛起，反而在最大限度上制约着中国的文化崛起。政治本来应当只是社会的很小一部分，社会大部分空间是非政治性的。即使是集权和专制，只要政治权力具有边界，文化创造仍然具有巨大的创造空间。
毋庸置疑，如果中国要走唐朝崛起之路而避免明朝崛起之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从官僚体制中解放出来，把文化人从政治官僚过程中解放出来。只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中国的文化才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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