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建社会道德体系

社会道德解体了，但社会必须具有道德才能生存，道德必须得到重建。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

如何重建道德，首先必须跳出目前的左右争论。实际上，左右派各自的意识形态背后的是利益，特殊阶级的利益。要重建道德，首先必须认识到道德的普世性。换句话说，道德重建必须去阶级化。因此，中国应当对接受了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重新评估。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市场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但并没有找到道德重建的有效方式。马克思提倡的是阶级斗争，把道德分解成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道德。但历史已经说明，阶级斗争不仅无助于道德重建，反而会造成新形式的道德衰败。阶级斗争表明社会的对立，而在一个阶级高度对立的社会，很难进行道德建设。

阶级论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多自由主义者尽管不强调阶级，甚至因为马克思所提倡的阶级论对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不利而反对阶级论，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阶级形成的一种主要根源。如果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来缓解或者调和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那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就会发生重大社会危机。

实际上，在道德面前，所有社会成员应该是平等的，无论贵贱，无论贫富，他们都是人，都是需要道德而生存的。这似乎类似一种宗教解释，但实际上人们不需要用宗教来解释社会存在的道德需要。任何文明开始之初，人们都用普遍的人性来解释道德的需要。

社会分化导致道德解体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尽管也不存在绝对平等的社会，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并不是很大，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用学术的话来说，是一种生存（或者生计）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异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分化导致社会道德解体。

如何应对这种道德解体？历史上有两种方法。一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即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但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方式行不通。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到最后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等到消灭了市场经济，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通过政权动员来发展经济，但没有可持续性，最终社会会沦入普遍贫穷。在人人贫穷的状况下，只能产生虚假的道德。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遏制和消化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冲击。这是西欧发达社会的经验。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从早期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悲惨世界”式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很难想象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生存到现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一个社会领域。当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仍然在经济领域发挥其作用的同时，通过提供保护社会的机制，避免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货币化，从而保护了社会领域。尽管人们非常强调宗教在提供西方社会道德资源方面的作用，但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种种保护社会的机制，很难保证社会道德的生存和发展。

回到中国，要重建道德，我们也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很难想象通过消灭市场经济就能重建道德，这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实际上，消灭市场经济本身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而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制造出无穷的非道德。

道德重建，谁是主体？

道德的重建，谁是主体呢？既然道德的解体是资本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结果，那么道德的重建也离不开这三个角色。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扮演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资本尽管是道德解体的主要根源，但道德的重建还是需要资本的力量。道德重建包含经济成本，这种成本必须由资本来承担。西方福利社会的基础还是市场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富，就不会有福利社会的可能性。

在中国，政治权力或者政府能够在道德重建过程中做什么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任何社会具有三种力量，即经济力量（钱）、政治力量（权力）和社会力量（人口）。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之，道德就会面临解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各级政府没有在资本和社会之间做好平衡的角色。在任何社会，不管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较之于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总是最弱小的。这也是一旦社会力量起而反抗其他两种力量往往表现出暴力性的原因。很显然，暴力往往成为社会保护自己的最终的手段。在中国，由于缺乏民主政治机制，社会力量本来就远比其他力量弱小，一旦资本和政治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社会力量就会变得更加微不足道。多年来社会对资本和政治力量的不信任、敌视，甚至暴力化，就是权钱结合带来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就趋于解体。

在中国，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相结合还产生了其他两个结构的失衡，即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西方，私人资本对政治力量是一种有效制约，中国的私人资本极其微弱，对政治权力不仅没有制约性，反而高度依赖于政治力量。由于在中国，国有企业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结果也必然造成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型企业是社会大部分人生存的经济空间。中小企业弱小，表明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所拥有的经济空间极其微小。因此这些关系的失衡，对社会道德的生产和发展构成了结构性制约。

如果说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是经济发展所必须，那么政府就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社会的机制。这就要求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相对分离，只有当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的时候，政治力量才有可能在社会和资本力量之间作为一个仲裁者，平衡两者的力量。在当今世界，西方世界因为有大众民主，政治倾向于与社会力量结合；中国因为缺少民主的制约力量，政治力量与资本形成天然的联盟。这两种极端都产生着很多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经常成为民粹主义，民主政治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使得其经济体系不堪负担；中国资本和政治力量的紧密结合，正在有效地破坏着社会基础。自由派经常忽视第一个问题，左派经常忽视第二个问题。

政府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另一种努力，就是为社会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够的制度保障，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法治和法制建设上。好的制度必须要扬善遏恶，而不是相反。要扬善遏恶，就需要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尤其是健全的法制。那些不愿意接受艾滋病人的医院，那些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途中断手术的医生，那些诬告扶起倒地老人的人……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法律不能制裁这些，那么就无异于鼓励非道德。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法律现状常常就是这种情形。中国的立法者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

道德建设还需依靠社会力量

政府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道德产生的经济结构和法律结构，但很难提供一种道德力量。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由儒家提供道德，但是这种传统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当农业社会消失的时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就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当然，儒家可以作为一个私人道德基础存在于社会。

如同任何社会，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而不仅仅是进行政治教育。中国长时期的、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很难说是成功的，在一些情况下，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就拿中国对日本的认同来说，这些年来，中国人不远千里到日本购买马桶盖、电饭锅、感冒药、安全套等等日本商品，疯狂程度令各国惊讶。对欧美国家的商品也如此。这里并不是说买日本商品或者到日本购物，就等于不爱国了。现在的中国人有能力把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这个国家的产品认同分离开来。实际上，如果爱国主义不能超越“不买日货、买国货”的初级阶段，就会是贫穷的爱国主义。不过，在东亚的环境里，人们的购物行为也确实能够反映出有关爱国主义的一些问题：在韩国很少看到日本车，人们都是以买国货为荣的。

从很多人的日常行为来判断，很多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仍然淡薄，甚至虚无。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经发起一场近似法西斯主义的“新生活运动”，即一场道德重建运动。就算没有其他干扰这场运动，运动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道德是社会成员互动的产物，很难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来施加于社会。

中国社会道德的建设还是需要发挥社会的作用，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从社会力量来说，要拯救道德，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公民社会建设。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空间有了很大的增加，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在涌现，不过，社会空间的增长，主要在那些不敏感或者敏感弱的领域，在关键的道德领域（尤其是宗教），社会空间还是非常有限的。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提供道德力量，但还是继续假装着能够提供。这就出现了道德真空。政府到最后必须意识到这一点，要逐步正式从道德领域退出，让社会来承担提供道德资源。但必须强调的，如上所说，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其次，道德重建还需要一场持久的全社会的公民社会运动。公民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道德转型和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道德的重建和每一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因为没有道德，社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作为整体，中国公民社会的道德意识远比其他社会薄弱。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高度政治的道德教育，或者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教育所致。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道德重建的意识虽然淡薄，但并不是没有。从社会对诸多非道德事件的反应来看，道德意识还是存在的。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间的道德意识只有被动员起来，才能形成气候。公民社会的道德运动，有望可以建设公共空间的道德，也就是公德，这是中国最需要的。

因为道德趋于解体，中国社会个体已经面临生存危机。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还是多大的财富，也难以生存。没有道德、没有信任，社会就会到处是陷阱。因此，重建道德也就是社会自救。要么自我毁灭，要么自我拯救，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任何社会都要经历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国也应当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