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当进行人本主义教育运动

在任何社会，国家的转型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即组织和意识形态。在组织方面，中国就是要从一个非规制型国家转型成为规制型国家。在这方面，人们已经有很多讨论，笔者也多次论述过。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型。

无论是管治党政官员还是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一旦被内化成为行为规范，就会起到自我规制和自我约束的作用。没有自我规制和约束，任何外在的制度制约都不能发生有效的作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作为自私的人都可以找到制度缺陷，牺牲公众利益，牟取私利。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规制发达的西方国家也频频发生因追求私利而导致各类危机的原因。再者，意识形态也可以造成有效的社会环境约束。意识形态赋予社会成员有效的准则来判断干部官员的行为。有了这种准则，社会就可以在抵制和抗议党政干部的不正当行为的同时为规制者提供信息。

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发生作用的。在毛泽东之后，多数人都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负面的东西。这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对毛泽东时代过分意识形态化政治的一种反动。但是出问题的并非意识形态本身，而是意识形态的内容。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结果造成了社会的对立和动荡。从邓小平时代一直到本世纪初，尽管很少讲意识形态，但实际上经济GDP主义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党政官员的潜意识。在这段时期，执政党不时进行不同形式的政治教育运动，但都局限于党内本身，并且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人本主义并未落到地方

中共十六大后，执政党为人本主义正名，努力推动中国走上人本社会主义道路。对执政党来说，人本主义的要求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同时人本主义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就是说包括经济社会在内的各方面都要以人为本，发展的目标是人。人本主义也体现在后来所总结的“科学发展观”中，因为科学发展观的目标也是人。

从提出人本主义到现在已经多年过去了，尽管高层想方设法把人本主义体现在各种政策中，但到了地方就无影无踪了。虽然“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等概念满天飞，但大都是官样文章，哄骗中央和百姓的。在地方党政官员中间，很少有人能够把人本主义内化为人的行为准则，更不用说是体现在地方政策和官员的个人行为中了。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任何社会的主体都是人。任何体制要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都必须把人当成主体。金钱主义、以钱为本和市场万能主义都足以对一个社会的政治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在经过了市场经济熏陶后，中国人现在知道了利益的重要性，也知道利益制约利益的作用。但显然以一种利益制约另一种利益并没有见效。利益之间的制约或许会导致公共利益（public goods），但也有可能导致公害（public bads），就是说一个更比一个坏。因此，被今天的人们誉为自由主义祖师的亚当·斯密一方面强调“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作用，但同时更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实际上，西方自由主义一方面强调自由，但另一方面，其各种道德教育也无处不在。

在制约市场经济或者资本的权力方面，人本主义是西方克服早期资本主义缺陷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人本主义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并且成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人本主义传统深厚，较之那些人本主义较浅的资本主义国家，北欧国家的人本社会主义表现更为典型，政府更加清廉，社会更加稳定。

应当唤醒人的自觉

中国目前以钱为本的局面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存亡问题，更是社会的存亡问题。如同西方社会，中国也具有丰厚的人本传统。但自近代以来，因为革命和战争等多种因素，传统人本主义荡然无存，西方的人本主义又没有学过来。在五四运动以来长达世纪之久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教育运动，有反传统教育，有革命教育，有阶级斗争教育，有愚弄人民的个人崇拜教育，也有多次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等等，但就是没有人本主义教育。

就是因为没有人本教育，党政官员那里很少有人的权利概念。在他们决策、行为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公民的各种权利，包括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等。没有人本概念，再加上中国的各种制度因素，党政官员自然形成了以钱为本和以权为本的概念。在没有人本概念的情况下，对钱和权的追求，必然导致对人民权利的漠视甚至侵犯。同样，当公民开始追求权利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国内需求来看，中国非常有必要开展一场持久的和大规模的全国性人本主义教育运动。没有这样一场教育运动作配合，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很难成功。人本意识就是权利意识，一方面保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不去损害他人的权利。这是人的自觉，实际上，这也是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期望，也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的一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