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布关于转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封建权力的对象是土地和农民。地主之间不断争夺着土地和剥削农民的权利。他们也谋求提高集体或个人从受控农民身上获取更多利润的能力。这种能力因时因地变化。对大部分历史学家来说，1348年的黑死病是封建农业经济历史上的分水岭。在那之后，东欧的大部分农民再度成为农奴（reenserfed），而大部分英格兰和法国的佃农从其庄园主手中赢得了更大程度的自主权。封建主义的研究者们已经在寻求解释这一共同的欧洲人口衰退所带来的不同结果。

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 1947）最早对此提出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认为，封建经济的边际产出日益低下，这意味着领主们在危机时刻想要榨取农民的努力是注定会无法实现的。12和13世纪初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领主，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人口增长、佃农份地的“碎片化”，以及人均农业产出的绝对衰退，其结果是，当领主们试图维持其从农民身上榨取的剩余产出时，必然加深了人口危机[2]。

对黑死病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领主们没有多少应对的余地。“贵族阶层对这一事态的反应远非一致，并且正是在欧洲不同地区反应的差别之上，随后数世纪经济史的大部分差别才随之确定”（Dobb 1947，pp. 50-51）。多布辩称，所有封建领主都想将其佃农变为农奴，以确保在其地产上劳作的劳动力供应。那样的话，领主将稳获农业产出的一部分，即便人口减少也只意味着农民之间彼此竞价以更高租金来获取租种领主的土地。

多布指出，农奴制正如所有强制劳动体系一样，要求广泛的监管来确保劳动力能足够努力地劳作以生产剩余（除去维持其自身生存所需之外）。封建时代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使得对领主而言，要在很多地方投入必要的军事和行政力量去留住和监管佃农劳动力，从而变得无利可图。多布认为，农奴制只有在下列地区才是在财政上可行的：即那些土地人口比较高的地区，和投入更多劳动力能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的地区（1947，pp. 50-60）。之前的状况容许领主将生存所需的农田授予农奴（由此将生计问题留给农民自己），但仍留下了广阔的土地以生产那些领主可出于自己需要来使用或出售的粮食。后一种情况避免了过度监管的必要。如果不管投入多少劳力，土地仅有最低限度的产出，那么高度积极性的或集中监管的劳力们从这些瘠土中获得的，也不会比毫无积极性和缺乏监管的农奴们更多。这两种状况只有在东欧才同时出现，因而农民们也只有在这些地区才被重新转变为农奴。

由于多布并未分析封建主义之下农业阶级关系的动因，他所隐含的逻辑乃是：西欧的土地领主没有强推农奴制，只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相反，他们减轻租税并出租领地，由此减少了行政管理支出，并在15世纪下半叶人口开始恢复增长时保证了土地租金增长（1947，pp. 60-70）[3]。

多布正确地指出，“从劳役（labour-service）到货币支付（money-payments）之间的变迁，或领主出租领地这些简单的事实，并不必然体现了耕种者从仆役义务中解放出来，也不说明他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现在是自由契约关系”（1947，p. 63）。在西欧，黑死病之后向现金地租的转型创造出了多布所说的“小规模生产方式”（p. 85）。在这一方式中，那些（小）生产者一方面被贵族政治和行会特权排斥，但其劳力和财产又从封建约束中解放出来，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是，由于来自行会和重商主义的垄断以及继续在封建国家保护下收取地租的领主们的不公平竞争，生产者们累积资本和将其小规模生产方式转变为真正资本主义的能力尚且有限。因此，西欧领主们将农民农奴化的失败引发小规模生产方式的兴起，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相对于行会从市场垄断中获利或小规模生产者从自我剥削中获利，生产者们从剥夺一个成长中的无产阶级中获取利润的机会要等到行会和贵族统治权力在英国革命中被摧毁之后，这使得“英格兰在随后半个世纪中的工业资本飞速增长，这一增长超越了那些还未发生政治变革的其他国家”（p. 176）。

多布对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分析有一个主要的瑕疵：从黑死病之后仆役劳力的废除到亨利八世改革之后那一世纪中土地私有权力和多数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的发展，这中间足有两个世纪，他无法解释这一点为何会有这样的滞后（Lachmann 1987，p. 17）。多布也不能解释为何相似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和相似的晚期封建政治体系，在英格兰导致资产阶级革命的时间却比在法国早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多布论述的缺点已由三个学者群体论及。一派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赞同韦伯：封建主义是停滞的，但将城市领域确定为外在于封建主义的转变场所。他们的观点已由斯维茨（Sweezy［1950］1976）和其他学者在对多布的批评中谈到过，第三章中我将探讨这一城市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第二派接受了多布历史叙述的基本框架，但随后从生产水平问题上转为关注“统治阶级自我组织”的发展或国家的形成，目的是解释为何发生了下述转变：即政策和组织从有利于贵族政治再生产转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生产的资本主义化。这一观点主要由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中心主义者以不同方式发展，本书后面的章节有很多讨论。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封建主义在生产层面上的动力，并将这些动力与贵族和统治者的在国家和国际政治层面的行动相联系，我们才能弄清楚上述模型的缺陷所在。为达致这样的理解，并弄清地方历史和欧洲历史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首先来谈一下多布的马克思主义转型理论的第三类批评，它主要是由非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统计历史学家所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