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行为的物质制约

在13至19世纪晚期的相当长时期内，法国在从封建到资本主义农业转变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追随了英国的脚步。如今，在21世纪，欧洲地区才即将达到英格兰和尼德兰在16世纪晚期首先达到的农业生产组织化。据此来看，本章的剩余部分，以及事实上这整本书，似乎是一些吹毛求疵的争论。

本节所评述的很多学者都关注（历史的）长期性。他们拒绝认为在16世纪英格兰（或事实上在任何其他时间、其他地方）发生了土地社会关系的革命性转变，相反他们声称：资本主义农业是在好几个世纪中逐步发展的，尽管速度不同，路径不同，但到了19世纪，西欧的所有地区都达到了相同的终点。

许多这类历史学家声称封建土地所有制安排甚至早在黑死病之前就已开始衰退[4]。凯斯琳·比迪克（Kathleen Biddick 1987，p. 279）认为，到1251-1275年间，“领主们几乎已终止了（对农民土地所有制安排）的干预，并让惯例下的私有财产这一易碎的外壳去承受土地市场的重量。”[5]比迪克和其他作此论的历史学家不仅相信土地的市场分配天生就比封建体系下的土地控制更有效率，他们还暗示，他们所理解的能从市场组织中获取的好处，符合13世纪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在把市场理性归因于13世纪从事农业的主体这一点上，这些历史学家与第三章将要讨论的那些理论家颇有不同，因为他们并不假定城市领域是理性经济行为的唯一来源；相反，他们把乡村的地主看作是西欧首要的资本主义行动主体。

这一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现”将使读者在脑海里浮现出两个问题：首先，如果资本主义果真比封建主义远为理性，而且一些从事农业的人据称在13世纪也已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为何大多数欧洲领主和农民们对这一绝妙而全新的生产组织在那么长时间里都视而不见？其次，为何那些有远见的早期农业资本家无法像16世纪英格兰和荷兰的商业农场主那样实现在产出和收入上的急剧增长？

本章回顾的这些学者们并未回答第一个问题，甚至都未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提出模型（常常只是隐含解释）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解释为何从事农业的主体不能照他们的理性理解行事，或为何他们的理性最终损害了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最大化物质和人力资源产出的可能。本章节回顾了13世纪以来地区和国家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差异的一系列不同解释。关注时间和地理差异，对于辨别资本主义转型的不同因素（哪个更重要），提供了最好方法。

经济发展的人口制约

法国历史学家中最流行的，也是英国和其他欧洲学者的著作中相当重要的研究路径，是布伦纳（Brenner 1976，p. 33）所称的“马尔萨斯模型”[6]。与M. M.波斯坦（M. M. Postan）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相联系的这一模型，认为存在一个朝向土地和劳力使用理性化的长期普遍趋势。这些学者把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和对“改良”土地的大量技术投入联系起来，以便增加谷物的生产，并提升劳动力效率。坚持这一学术传统的学者们寻求确定那些在封建欧洲阻碍或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因素。

黑死病之前那些世纪的人口增长，引导新的劳力和资本投入越来越边远的土地，反而阻碍农业的发展。农民们运用公社团结和王权保障的合法权利去确保他们能保住大部分土地和农业产出，以喂饱他们自己那不断扩展的家庭，因此无法对农业增加投资（Bois［1976］1984，pp. 187-200；Fourquin［1970］1976，pp. 130-15；Neveux 1975，pp. 35-39）。封建地租在增长率上（如果还不是在绝对量上）的跌落，也减少了领主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源（Bois 1984，pp. 215-25）。

14世纪中叶的人口崩溃为土地的重新投资开辟了机会[7]。法国的领主们“对农民强加了……额外的经济压力……（并）与那些在其他情况下产生或准备产生农奴制或再农奴化的地方一样，制定了相似的计划”（Le Roy Ladurie［1977］1987，p. 65）。然而农民起义破坏了那些计划，而王室的法学家们又限制了封建领主对农民的权力，转而强化了农民的社区，以确保其有能力为国家收缴赋税（Le Roy Ladurie［1977］1987，pp 65-66；Neveux 1975，pp. 63-68；Nabholz 1944，pp. 533-36）。

由于其逼迫农民付出更多租金的努力受阻挠，土地领主转而签署长期或永久的租约以便获得一笔固定的租金，这在租约一开始的时候就可支付（Neveux 1975，pp. 138-40）。最终，通货膨胀使得这些租约一文不值，其结果是许多土地在事实上从贵族阶级手中转移到了普通人手中。农民家庭之间的分化导致了许多土地根据租约集中在商业农场主手中，（他们成为了新的精英）（Le Roy Ladurie［1977］1987，pp. 135-75）。

关于法国不同地区农民的继承体系对于土地集中问题的不同影响，勒华拉杜里及其同事有相当出色的解释[8]。但他们没有说明为何有些地区的土地领主将土地出租给佃农，而在其他地区他们则订立对分佃耕制（metayage，一种分成制）协议，还有其他省份的土地领主在不同的体系之间转移（Le Roy Ladurie［1977］1987，pp. 78-81）。

勒华拉杜里及其同事的历史叙述的缺陷使他们无法解释：为何商业农场主只有在法国北部才获得土地控制权，又为何不是在17世纪晚期之前[9]。他们暗示通货膨胀要花三到四个世纪的时间才能侵蚀封建领主地租的价值，而农民也要同样长的时间才能通过世代分割和复原人口损失来逐步丧失其承租权（Le Roy Ladurie［1977］1987，pp. 329-48）。法国历史学家们看来对指出下述情况颇具爱国自豪感：在他们看来，法国北部由定居业主经营的小块商业农场接近或也许超过英格兰的那些由食租资产阶级的经理人经营的更大农场（Bois 1984，p. 404 passim；Le Roy Ladurie 1975，pp. 1412-13；Leon 1970）。然而，他们并未解释，为何在英格兰农业中出现的相对快速且全国性的转变，在法国却只以更缓慢且更区域化的现象重现。

地区生态学

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 1988）认为生态学——也即，土壤类型及某种程度上其所能承载的农业的差异——乃是必须被加入人口统计分析中的因素，以此来解释英格兰和法国之间因国家层面对比而模糊不清的地区性差别。对戈德斯通来说，“1650年之后英格兰为何比法国更高产的问题，应被分解为两个国家内部的地区问题：为何英格兰北部、东部和边远西部各县英格兰宜耕农业的传统心脏地区更高产？以及为何法国南部和中部各省不如法国北部和东部高产？”（p. 291）。戈德斯通更进一步质问，为何英格兰中部和法国北部的开阔地带直到1650年一直拥有相似的农业系统，却在之后分流了？

通过比较英格兰和法国不同地区的土壤类型，戈德斯通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认为，在1650年之前的农业方式下，英格兰中部和法国北部的粘重土地区是各种土地中最高产的。既然这些土地是最有价值的，它们因而得到了最集中的耕作，并由典型的中世纪宜耕闲田和村社牧场系统集中控制。戈德斯通相信，在这些地区，生产和阶级关系是由欧洲历史上基本的马尔萨斯因素支配的——这些已由波斯坦、勒华拉杜里及其他人予以概述。

在人口增加后[10]，这些肥沃的土壤以及对村社牧场的使用权容许农民家庭养活自己，即便其租种的土地在代际继承中被不断“切分”。相比起来，在法国南部和西部以及英格兰边陲的较贫瘠土地上的农民，就无法在其租种土地细分后养活自己一家，当食物价格和赋税上涨而收入下降时，他们就被迫陷入破产境地。在法国，这些农民经常起义抗税，但从长期来看，这两个国家瘠土上的农民都渐渐丧失所有，财产最终都集中到富农、资产阶级、乡绅或贵族土地所有者手中。

戈德斯通描述了土地肥沃的地区发生了减弱版本的马尔萨斯循环，而土地贫瘠的地区则发生了土地产权的集中（也是回应人口压力的一种方式），上述景象有赖于他是否能断言，同样在1500-1650年间，阶级斗争（这一因素）并不能突然或显著地改变肥土地区农民应对人口价格压力的能力，也没有导致贫瘠地区佃农破产。戈德斯通的确解释了这一点，他认为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相对缺乏类似英格兰圈地运动这样的事件[11]，并主张一个缓慢土地集中化进程的主要受益者是富农和资产阶级投资者，而非乡绅或贵族阶层。

戈德斯通认为，英格兰和法国农业的关键变迁，以及英格兰相对于法国的经济优势的根源，是伴随着1650年后新耕作技术的发明到来的。这些新技术正适合英格兰北部和西部的轻质土地区，却并不适合法国南部和西部的贫瘠土地。其结果，英格兰和法国一度相似的贫穷乡村地区，到1650年之后其发展出现了分流。

新技术使英格兰的轻质土地区能以比传统的中部宜耕地区更低的成本生产粮食。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转移到了牧场，以供应1650年后因稳定的人口和收入增长（至少在城市地区是如此）而促进的大众肉类消费市场。在收入增长而日用品价格回落的快乐年月里，英格兰小农愿意将自己的土地出售给商业农场主。相比而言，法国贫穷地区无法调整到新市场；没人想要购买这些土地，而农民们也留在乡下，当受到收入下降、日用品价格、赋税攀升等挤压时，还偶尔爆发起义。只有在法国东北部，地主们才从贫困的农民手中买下土地产权，并通过向巴黎粮食市场的持续垄断供应来获取利润。

戈德斯通的地区生态分析使他得以解释下列情形：英格兰中部粘重土壤地区农场经营策略从耕种到牧场的转移，以及轻质土壤地区从牧场到耕种的转移，同时表明为何成功的商业化集中于法国东北部。他的模型具有两个优点：简洁且注意到农业技术市场策略，而此前我们回顾的那些将数量持续变化的人口统计和阶级力量混在一起的历史学家却造成了特定的、理论上的纷乱论述。然而，戈德斯通所指出的转型中的事例是有选择的，无法解释为何在随后的世纪里乡绅和商业大农场主变富裕，而那么多农民却在16世纪及之后的数世纪里无依无靠、穷困潦倒，即便新的农业技术或多或少提高了农场的产出（Allen 1992，pp. 191-231）。

特别是，戈德斯通忽视了人口循环中马克思主义论述的核心问题：为何农民即便在黑死病之后的人口剧降中也并未破产，反倒在1650年之后人口和价格下降周期中变得一无所有？戈德斯通暗示生态良好地区的农民在1650年后想要出售土地，因为他们能将其卖个好价钱并进入城市贸易——在1348年后这是个显然不对农民开放的选择。不过，作为对14世纪人口危机的对照，17世纪一个得到更好发展的土地市场和更大的城市领域，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回避了其他问题：如果农业价格下降了，为什么商业农场主和资本主义投资者还想买入土地并为圈地运动和土地改良花钱？如果农业领域在1650年后反倒兴旺发达，那么为何农民不保住他们的土地？——尤其是既然戈德斯通并未宣称新技术从规模经济中获益。

我将在第六章谈及这些问题，但在此先要提一下。戈德斯通认为英格兰和法国面对长期的人口限制，同样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他们各自的贫瘠地区在1650年后发生分流。但这并不能解决前一节中提到的人口统计历史学家们的问题。地区生态确实重要，戈德斯通对此的讨论以及在其著作中还未引述的无数研究者对“田野系统”和耕作技术的考察，是比较研究的重要部分。不过，生态并非解释所有重大的时间和地理分流的主导变量。更关键的是，戈德斯通的模型无法说明生态区内部和跨区域的重要差别（这些将在本章后面的部分探讨），也不能说明在1650年之前英格兰部分地区农业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兴起。

理性封建主义

另一种解释认为，尽管农奴制在14世纪已告消亡，但公地制度（common field system）在西欧长期存在（他们如此宣称），这主要是因为在两个条件之下这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一直到17世纪及其后才有所改变。比如，斯蒂法诺·菲诺阿尔特（Stefano Fenoaltea 1988）认为，庄园之间的生态差异之大，并不亚于跨地区之间。有些土地区块更适于集中耕作，而另一些则更适宜少量劳力投入的庄稼，或作为牧场。一个农场上不同宜耕地的最佳种植或收获时刻，能相差数周之多。

如果农民只拥有一整块土地，并只有单一的生态条件，那么有些农民将只有贫瘠的土地，不值得其家庭单位已有劳力的支出，而其他人则没有足够的家庭成员去充分地耕种他们高产的土地。更进一步说，同一块土地就得在同一时刻进行播种和收割。在这一系统下，一个农民社区要么无法有效利用整个庄园的土地，要么就得在种植和收获季节花大量监管费用来聘用雇佣劳动力来互相协助，并将贫瘠土地上家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高产土地上的家庭和集约耕作中不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中来[12]。这样，通过划定公地，就可以实现“系统性多样化经营”，缩小了“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并［扩大了］乡村劳力作为一个整体的产出”（Fenoaltea 1988，p. 192）。

农民们共同管理一个公用地系统引起的交易成本，在这一系统建立伊始[13]，就维持在较低的程度，只要庄园上的所有农民相信（他们也确实如此）这样一种土地分配的方式能将其集体收入最大化。在“市场进入和技术创新”（p. 192）开放机会的那些时间和地方，一旦有些农民认识到在庄园制度之外比之内能有更多收入，这一信念就随之破碎了[14]。只有在这个时候，农民们才寻求退出对土地的集体管理。他们通过各种伎俩捣乱，提高了农民集体维持公地制度的成本，即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最初并未从土地私有制和面对市场的农业生产中获益，但都被迫终结公地制度。由此，菲诺阿尔特宣称，只有在那些市场渗透到原先自给自足的农村地区的时刻和地方，一个稳定且长期存在的庄园制度才会改变。

菲诺阿尔特的理性选择分析基于一个庄园公地制度的形式模型之上，它的简洁优美是由于忽略了很多欧洲封建时期的历史史实。在他的文章中遗漏的细节之一是领主和阶级冲突[15]。当事实上农民之间总是存在分层时，以及有时在各佃农群体之间因不同类型的土地所有权而直接冲突时，他却假定了在庄园佃农之间存有一个粗率的相等和一致性[16]。庄园体系并不是一个由不变的生态条件、人口周期或持续无法进入市场等因素决定的一个不变的体系。相反，农民同时承担了庄园和市场系统的交易成本，因为两者都是对于特定需求和机会的部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