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提出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之间互动的结构性模型，并以此考察韦伯关于世袭城邦内政治取向资本主义局限的理论。我从欧洲城市人口排名变化的概述开始，以此追寻并确定自治商业城市衰落和民族国家中心兴起的时间。本章的主要部分通过对佛罗伦萨的长期案例研究来讨论城市资本主义的动力。我选择佛罗伦萨是因为，它是典型的意大利城邦，在某段时期垄断了欧洲中世纪国际交易和奢侈品制造；也因为其后它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继续在意大利和欧洲政治及贸易中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由此，研究佛罗伦萨的历史可以解释其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政治经济体内从顶端到二流（虽然仍是中心位置）地位的往复运动[12]。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中，佛罗伦萨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因为美第奇家族对教廷的控制提供了攫取农村剩余价值的另一种方式，而本来的城市精英只能通过控制治下乡村贵族阶层的方式来（获得剩余）。而佛罗伦萨的衰落终结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可能路径。教会也日渐变得民族化，在民族内部组织起来的世俗贵族则逐渐主导了教会。
为解释贸易、生产的发展和政治力量为何从寡头统治的城邦转移到阶级统治的民族国家，那么说明佛罗伦萨政治和经济自主性的局限就很重要，这一点对于我讲的较少的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城市也适用，我用它们来和佛罗伦萨作比较。本章不只是把佛罗伦萨和其他城邦看作一个演化的世界体系中暂时的领导者，或是资本主义精神不足的地区，而是把它们看作社会的造物，其内在的动力唤起了社会行动者的某些行为，而这些行动者的利益由其深嵌其中的地方和全球背景所界定，行动者能力也由此受到限制。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城市资本主义的相对衰落，要先决定社会心理因素、世界体系因素、军事技术因素和内部结构因素的因果次序，这样才能进一步解释为何国家，而不是城市、世界体系或个人思维，才是资产阶级形成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实践的必要场所。本章以关于城邦内部经济行为局限性的观察来收尾，从而为下面各章对16到18世纪期间国家和阶级形成的分析奠定基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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