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力量的人口测度（-年）

历史人口统计学家将人口用作为衡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城市财富的最佳替代变量。人口的增减被用来追踪那些年代里领先的经济、政治中心的兴衰。城市占地区人口的比率、城市地区和市场的层级的数量，都被用以衡量城市和城市化对农村腹地的政治经济所产生的影响[14]。

据此测度，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城市化阶段。从11世纪直到黑死病时期，欧洲（俄国除外）生活在人口5 000人以上地区的人口从9.5%上升到10.5%。这一百分比增长因那些世纪中欧洲总人口的翻番更加显著，因而城市人口在10 000以上的地区也翻了一番还多（Bairoch 1988，pp. 136-137）。城市和乡村的总人口在黑死病之后大大下降，但城市化水平只稍稍下跌，而城市数目基本保持不变。

当欧洲从黑死病中普遍恢复过来之后，“16世纪上半叶开始了缓慢的城市增长……1550年到1650年间的这个世纪戏剧性地加快了脚步，然后减速，在18世纪上半叶到达一个低点”（De Vries 1984，p. 39）[15]。

整个欧洲的数据掩盖了这一时期各地区和国家在城市增长方面的关键差异。1300年，意大利北部是欧洲最城市化的部分，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地区约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之中。城市化程度排名其次的是不久前还是穆斯林地区的科尔多瓦（17%），随后是以根特为中心的比利时疆域（14%），以及阿拉贡（14%）。以蒙彼利埃为首的地区（11%）是欧洲其余部分唯一人口城镇化率超过8%的地区（Russell 1972，p. 235）。

到1500年，比利时已成为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城市居民比例约为俄国以外欧洲平均值的四倍[16]。尼德兰以三倍于平均值的水平紧随其后，而意大利北部在城市化方面稍稍次之。西班牙约当时欧洲均值，其他国家则在城市化方面都低于均值。

200年后，尼德兰已经以四倍于欧洲平均的水平成为欧洲领先的城市化国家。虽然欧洲大陆整体上都在增长，而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发展停滞，也许城市化水平有所退后，但仍分别是欧洲平均值的2.5倍和1.5倍。1700年，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化水平实际上已与英格兰、葡萄牙不相上下。西班牙和法国处于欧洲平均水平，而其他国家都远远落后。

上述数据追溯了1450-1550年欧洲城市化“从南到北”的转移，布罗代尔将之称为“第一个”16世纪（引自Wallerstein 1974-1989，1:68）。在“第二个”16世纪（1550-1640年），尼德兰取代了比利时，而伦敦即将步入其世界支配地位的高速增长阶段。

城市霸权从意大利到比利时、尼德兰，以及最终到英格兰的这一运动图景，是以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为基础的，从而不免遗漏了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化过程中最至关重要因素相关的时间和地点。首先，国家层级的分类方法对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而言乃是时代错误。这些城市当时要么是独立的次国家政治单位（即城邦）中的支配因素，要么在其所处区域内与虚弱的君主与贵族共享主权，并经常通过参与跨国网络（例如汉萨同盟城市）来确保其贸易权利和政治力量。这些自治城市（16世纪前包含几乎所有主要欧洲城市）的政治和经济命运与它们所处其中的那些未来的民族国家几乎没有太大关系。实际上，国家层面数据的第二个问题——把所辖地区内经历兴衰的城市和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数据混同起来——也正折射出以民族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在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的命运中并没有扮演多重要的角色。

独立城邦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城市地区中的支配角色反映在其人口数量上。将1320年和1500年超过50 000人口的基督教欧洲城市的人口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那一时期商业中心对于行政首都的绝对优势（见表3-1）[17]。

表3-1　基督教欧洲人口超过50 000的城市（1320-1500年）

资料来源：1320年的资料见Russell 1972；1500年的资料见Chandler 1987，p. 19。

第一个年代（即1320年）是黑死病引发人口危机前城市化的顶峰时代。在十一个位居前列的城市中，七个是仅控制尺寸之地的商业城市。意大利的优势体现在，七个城市中有六个集中于此（另一个位于如今的比利时）。此外，巴勒莫既是西西里（此前不久已从那不勒斯王国分离出来）的贸易中心又是首都。在位居前列的城市中仅有两个是更广阔的政治单位的首都；伦敦的人口一方面是因其作为成长中国家的首都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是因其作为港口和商业中心的角色。只有巴黎，作为已崛起为西欧人口最众多政治单位的首都，才算是唯一真正的行政中心[18]。

1500年是欧洲第二阶段城市化的前夕，当时的状况表明了政治首都作为城市资源中心的声望在增长。人口超过50 000的城市中仍有七个商业城市。从意大利到低地国家转移的开端在此表现为：这一清单上意大利的锡耶纳被比利时的布鲁日所取代。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清单上增加了四个政治首都。其中两个（里斯本和那不勒斯）仍是航运中心。巴黎已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布拉格和莫斯科几乎只是因为把人口吸引到政治中心而进入了这一清单。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中世纪商业和政治中心的人口波动很大，往往随着城市获取或失去对商路和政治领地的支配权，出现相对和绝对的波动。在公元1320、1500、1600和1700年，有18个城市曾一度或数次跻身欧洲最大的十个城市之列（见表3-2）[19]。

表3-2　基督教欧洲十大城市的人口及其排名（1320-1700年）[20]

资料来源：1320年的资料见罗素（Russell 1972）的论述；1500-1800年的资料见钱德勒（Chandler 1987，pp. 19-21）的论述。

1300年，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邦曾有六个位居十强之列，到1500年衰退为四个，而到1600和1700年则仅剩两个。黑死病之前的时期里，意大利北部经济力量和城市化的集中具有如此强的压倒优势，不仅在三个区域的领先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位列欧洲城市最前列，连那里的二线城市（博洛尼亚、锡耶纳和热那亚）也都跻身十强。然而，到1500年，这些二线城市不仅相对地，也绝对地丧失了其人口数量。曾从米兰获得高度经济自主权的热那亚，是这一趋势为数不多的例外。在16世纪，城邦之中仅有威尼斯和米兰据载获得显著人口增长，而只有威尼斯在城市化方面超过了欧洲整体的增速。

16世纪是任何一个意大利城邦的最后辉煌时期。即便是在意大利内部，它们也面临罗马和巴勒莫这样的政治首都的竞争[21]。在整个欧洲，16、17世纪是首都大城市崛起的时刻。伦敦和巴黎一起跻身欧洲最大城市之列。这两个崛起中的政治、经济大国的首都，人口两倍半于阿姆斯特丹，后者是1700年时候的第三大城市。这一优势比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成为帝国首都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大。

在17世纪，城市自治权的实际完全丧失，及其对自己所处的国家政治单位的强烈依赖也反映在其人口变迁中（见表3-3）。不管在1600年还是1700年，在人口超过100 000的城市中，人口的最大增长都出现在主要政治、军事强国的首都。二流或衰落中的列强的首都人口增长幅度较小，但也很可观。而意大利城市仅是城邦自身或小片领土的首都，在人口方面增长乏力或出现衰退。最终，被并入国家的那些城市（在其中它们不再是首都）经历了无可挽回的衰退。塞维利亚（Seville）就是典型。一旦马德里于1561年被指定为一个重要民族国家（即便它很快步入停滞并随后衰落）的首都，它就在40年间从村庄发展为一个重要城市，随后超越了塞维利亚的人口水平及人口排名，而后者一度曾是西班牙最前沿的、自治程度很高的城市。

表3-3　佛罗伦萨和人口超过100 000城市的人口变化（1600-1700年）

资料来源：人口数据见Chandler 1987，pp. 20-21。

正如上述三张表所展示的，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城市化最突出的特征乃是其脆弱性。城市和城市网络在一两个世纪之内就获得或丧失了其相对优势。在13世纪晚期，佛罗伦萨、热那亚、米兰和威尼斯都变成主要商业中心。米兰和佛罗伦萨在1340年代衰退到二流位置。热那亚直到1379年被威尼斯击败时一直是意大利领先的政治力量。随后威尼斯变为欧洲领先的商业城市，直到15世纪末。佛罗伦萨从1420年代起到这一世纪结束，对威尼斯在银行业和制造业上的地位造成了严重挑战。

在黑死病之前的一个世纪中，意大利还面临另外两个商业中心的竞争。参与香槟集市[22]的诸城镇直到其1285年丧失特殊地位前一直与意大利城市竞争，随后被里昂所取代（Abu-Lughod 1989，pp. 51-77）。更重要的是比利时城市布鲁日和根特，它们从13世纪起交替支配欧洲北部的贸易和纺织品制造业，直到威尼斯在1370年代夺取了其商业网络。这两个城市的制造业和人口在15世纪晚期都面临绝对衰落。16世纪初起，安特卫普成为欧洲领先的商业城市，直到它在1550年间被复兴的热那亚超越。当1620年代阿姆斯特丹作为第一个一度成为世界上领先的资本主义城市的欧洲国家首都[23]出现时，自治城邦的全盛期最终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