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的独特性

11世纪佛罗伦萨的新统治贵族仍是封建精英，但有一处关键不同[29]。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第二章所描述的贵族统治，从其对封地的统治中汲取收入、权力和社会地位（虽然相比起早先的贵族统治权力和范围都要小）。与此同时，新贵族所属的贵族共同体（佛罗伦萨和其他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城市公社）与欧洲别处的贵族团体机制相当不同。其他欧洲贵族被迫服从某一君主，或共同团结起来抵制某一君主以获得让步，但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公社缺少君主存在，它们于是消耗在宗族、派系和党派之间的斗争中。

11世纪获得权力并在12世纪支配城市公社的新精英，按乡村的和封建的图景来形塑佛罗伦萨的社会、政治和城市地理。当乡村宗族迁移到城市，他们带来自己的穷亲戚，建造巨大的家族大院，构成了由单个扩展家庭所居住的城市居民区（Heers 1977，pp. 17-34；Padgett and Ansell 1993，p. 1289）。扩展家族为宗族首领提供了一批武装随员，使他们能从城市公社的权位公职中分得一杯羹。

11世纪的佛罗伦萨的公共政治乃是宗族政治。贵族宗族规模很大。11世纪托斯卡纳高达十分之一的农村人口都是贵族（即此类扩展家族成员），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土地，也并不比平民的生活水准好多少（Heers 1977，pp. 1-34）。宗族不断扩展的办法是与其他贵族家庭联姻和接收较弱、较穷贵族家庭进入宗族的城市大院，以换取他们对贵族公会（consorzeria，贵族之间的互助公会）的政治和军事效忠（Waley 1969，pp. 170-79；Martines 1979，pp. 34-38）。

在12世纪，佛罗伦萨的贵族公会合并为两大不断变化的联盟：圭尔夫派（the Guelfs）和吉贝林派（the Ghibellines）[30]。吉贝林派公开声称效忠日耳曼皇帝及其对意大利的领土主张，而圭尔夫派则与教皇和法国国王联盟，后者寻求维护安茹王室对南意大利的统治（Waley 1969，pp. 200-204）。“中世纪的宗派斗争根植于地方上的基层斗争，即便他们聚集在更大的‘教皇对皇帝’的旗帜之下”（Padgett and Ansell 1993，p. 1295）。佛罗伦萨的宗族能（他们也确实这么干了）从一派转向另一派，只要这样做能获得公职或在城市政体中获得其他好处（Waley 1969，p. 207；在Hyde 1973和Martines 1979对佛罗伦萨政治的详尽描述中，这些贵族的不负责任和机会主义变得相当明显）。

新贵族在与敌对宗派斗争时，会向上向下寻找同盟。意大利北部诸强之间僵局的长期性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维持了城市自治权；一方面使宗派斗争不会轻易获得解决，只有在短暂外来侵略期间，由来自上层的单一支配性力量的干预才能得到解决。这种来自上层干预的缺乏，在那个时代的西欧是独一无二的，这使得并鼓励城市贵族依赖城市公共政治中的非贵族联盟。意大利北部在欧洲商业中的中心位置，扩展了他们能带入宗派斗争的潜在同盟和资源的数量。

由于佛罗伦萨贵族模仿早先国王和皇帝通过向下寻找盟友[31]，下放有限的主权来赢得政治力量，他们转变了城市的政治组织，并最终削弱了他们自己的统治。贵族阶层向商业精英寻求财政和政治援助。为确保富裕平民的支援，贵族阶层不得不允许其进入城市公社政府。正如贵族城市公社在其相互僵持的上级之间赢得了自治，迫使国王、皇帝和教皇对佛罗伦萨仅仅拥有象征性主权，通过不同贵族宗派斗争赢得权力的平民也扩展了他们在城市公社中的法律地位。在13世纪，这一新精英（所谓“显贵”）取得了对城市公社政府的支配权，并随后转而取消贵族在乡村（contado）的封建权利，并禁止贵族进入城市公社政府。

本章的随后部分追溯了从贵族到显贵、从显贵联合到寡头精英的权力下移过程，以及随后美第奇家族及其党派的崛起。有关精英斗争和大众挑战寡头统治的历史叙事，为思考我在本章开始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基础。我所探求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独特的政治结构，如何开创了12世纪到15世纪期间佛罗伦萨商人在资本积累以及与城市之外的政治主体相抗衡等方面的特定优势。然后我讨论在美第奇统治下固化的社会结构如何限制了16世纪佛罗伦萨商人适应新经济机会和挑战的能力。在本章末尾我将说明，佛罗伦萨这一案例可以被推广来解释16世纪政治和经济领导权从城邦精英到民族国家精英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