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耕农和法国、尼德兰及西北欧其他地方的小产权者完成了一场农业革命，他们利用技术创新把产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只有在农业革命已经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主要的成果之后，精英们才影响农业生产[60]。精英们干预农业的理由没有改变，就是为了保全土地及产品不被敌对精英和敌对阶级夺走。
在数个世纪里因为各自政体内精英斗争轨迹的特殊性，各个精英干涉农业的利益和力量不断变化。英国、法国、尼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精英们各自都有某种力量，去影响农民和其他农业生产者的工作。通过不同的做法，各个国家的精英们形塑了生产效率各异的生产模式，土地产出和劳动成果也依不同方式分配。这些差异反过来塑造了之后的工业资本主义在各国以及全世界的发展。
比起英格兰和法国的精英们，尼德兰精英管理农业生产并攫取剩余的能力比较弱。因此，尼德兰可以被看做一个负面的例子，从中看出如果英格兰和法国自耕农自发的农业革命没有受到干扰，其成果没有被本国的精英们攫取，那会是什么样子。
尼德兰的农业资本家跟英国的和法国的一样，通过满足城市对高利润食品和工业所需作物的需求来发家致富。农业资本家的财富随着城镇经济的波动而起伏。尼德兰农民经营良好，有能力继续投资于农业改良，只要尼德兰的城市居民能从国际贸易和殖民主义当中发财。当尼德兰将殖民地和贸易网络丧失给英国的时候，城市的需求下跌，尼德兰的农民因而失去了收益和资本。
农业里的自耕农革命终归依赖于兴盛的城市市场。我们看到尼德兰农业的盛衰，以及法国农业改良如何被限制在为巴黎提供农产品的地区。自耕农自己没有构成足够的市场来维持自己创造的农业进步，他们也不能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自耕农足以发动一场农业革命，但是他们对资本和推动工业资本主义的市场需求贡献不大。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论述的那样：
如果1760年的棉产业、1850年的铁路和1900年的汽车产业都只依赖当时的市场需求，这些产业都不可能发生技术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因而必须想办法制造越来越大的市场。除了一些极其罕见的、有地方特殊性的例子之外，制造业市场在一般的封建框架里无法实现……此外，还不清楚这些社会转型的早期阶段是不是足够迅猛和波及广泛，以至于立刻扩大了需求，或者产生足够有诱惑力、足够确定的市场前景，让制造商愿意进行技术革命。对一部分情况而言确实如此，因为在17世纪和18世纪“发达地区”仍然规模小而分散……要发生工业革命，许多的国家和多个工业必须“强制鼓风”，企业家们的贪欲才能被煽动起来，最后爆发（［1954］1965，pp. 43-44）。
霍布斯鲍姆指出“强制鼓风”有三个来源：（1）“所有国家的贸易大都直接或者间接地集中于工业最发达的国家”；（2）“特别是英格兰自己制造了一个大规模而且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3）“一个基于奴隶种植园经济的新的殖民体制，它创造了自身特殊的‘被迫的饥渴’”（Hobsbawm 1965，p. 44）[61]。
要维持工业革命所需的创新和投资，这三个因素是必要的。在尼德兰，繁荣的黄金时代还不够长，不足以把尼德兰的农民或者城市工人转变为一个消费者阶级，以产生足够的需求来刺激制造业。尼德兰农民确实在黄金时代里成为制造成品的购买者。但是作为消费者他们的重要性低于尼德兰市民和国外购买者。一旦输掉了国外市场，城市需求下跌，农村产业太过脆弱，不能维持任何行业的生产需要。
只要能把粮食卖到巴黎去，法国的农民就能发财。只有对那些供应日益扩大的巴黎市场的农民而言，农业投资才是划算而且可能的。反过来，巴黎消费者的需求依赖于绝对主义政权的财政。法国农民经受了好几次从富足到赤贫的大循环。内战和旷日持久的国外战争无论胜败都造成了君主制的财政危机。每次财政危机，官员和国债投资者的收入都会降低，这反过来降低了对高利润农产品和城市制造业的需求。每当这时，农业资本家就承受着双重的损失：增税、掠夺、战争期间的劫掠夺走了农民们的资金，同时市场需求下降也减弱了农民积累和恢复资本的能力。
尼德兰和法国的自耕农都短期地从其他（殖民或者国家财政）行业的兴盛中获利。但是，发展出尼德兰贸易帝国和法国国家的精英们却攫取了这些行业中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两个国家的精英们都逐渐转型成类似从国家领取年金的食利者（取得了类似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袭地位），耗尽了其殖民和商业体制的资源和灵活性，而这两点恰是与英国竞争所必需的。
在17和18世纪，尼德兰和法国的农业和城市投资资本主要来源于两处。两国日益减少的可以投资于国家官职和国债的精英们把可得的资本注入这些机会，因为这比其他投资渠道更加赚钱。当英国开始控制越来越多的国外市场和殖民地的利润时，法国和尼德兰的农民和制造业者遭受着通货膨胀和需求降低的厄运。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资本的而没有门路获得国家官职的人（或者特权精英想要分散风险，不愿全部投资在国家官职）不想冒险，因为改良本地农业和扶植国内工业的收益都不确定。于是，法国和尼德兰的资本外流，包括流入英国。英国的国家和股份公司由此更便宜地得到了资本（Carruthers 1996，pp. 53-114以及书中其他各处）。
英国国内的结构性关系将资本导入生产企业，而其竞争者的资本又都被寄生的精英政权吸走，这两者结合起来哺育了英国的农业和工业。国外竞争者的虚弱使英国在国际军事和贸易竞争中攻城略地，并吸引了整个欧洲的资本。
英格兰的农业因而直接和间接地扶植了其工业资本主义。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解放了资本和劳动力，让它们可以先转移到早期资本主义的家庭和农村制造业中，而后进入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主义[62]。英格兰的农业资本主义间接地成为结构性壁垒，防止资本被浪费在政治斗争上。
英格兰的农民们是个特例——他们农业革命的成果被一个不需要政治投资来保卫地权的乡绅阶级攫取。在英国内战之后，政治投资的机会也所剩无几。精英斗争和政治投机并未耗尽投资（这种情况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西班牙帝国、尼德兰和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伊丽莎白时代，精英结构在地方上稳定下来，内战之后全国的精英结构也稳固了。
英格兰乡绅对土地的绝对所有权保证了农业利润不被寄生的国家精英攫取。农业革命的成果也不会因人口增长而消失——这种情况在法国的很多地方发生，收益稳定的农民把剩余投注在多生孩子上，这些孩子之后可以挣工钱给家庭带来现金收入[63]。
乡绅——除了极个别的例外——自己没有成为工业资本家。反之，他们制造并保护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剩余，对抗着上层毫无生产性的国家精英和底层再生产性的农民。乡绅创造了一场农业革命，这是跟敌对精英和农民争夺地权时无心造成的副产品。私有地权、农业资本主义和乡绅的地方统治结构结合起来，捍卫了早期近代英格兰经济的支柱产业，使其利润不受威胁——国家精英和其他敌对精英无法攫取，消费者继续花高价购买食物，完成了农业革命的自耕农和农业劳工也分不到好处。乡绅保护自己的结构地位不受上、下阶层的威胁，在此过程里通过挟持自耕农革命积累了资本，将农业劳动无产阶级化，形成了一个最适于在征服国外市场的同时保护国内经济的国家。通过这一过程，封建精英和阶级斗争创立了英国的国家和农业生产方式，它们是英国首先实现工业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
[1] 赫斯特（Hirst 1975）是研究这类政治互动的最好的资料。休斯（Hughes 1987）很好地总结了近期对斯图亚特王朝政治的研究。也可以参考拉塞尔（Russell 1979，pp. 17-22以及书中其他各处）的著作。
[2] 我对圈地运动过程和历史的总结是基于艾伦（Allen 1992，pp. 25-36）、沃迪（Wordie 1983）以及叶琳（Yelling 1977）的著作。
[3] 议会限制教会法庭的诸法案最初是在爱德华六世未成年时通过的，彼时封建巨头和较小的世俗地主支持华威伯爵政变反对萨默赛特公爵。世俗地主拥立华威伯爵为护国公，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争取君主通过立法加强世俗地主对土地权利的控制，打压农民的土地权利。立法限制教会法庭就是这一系列法令的一部分（Cornwall 1977；Land 1977）。
虽然爱德华和其他未成年君主一样，其统治是一个王权虚弱的非常时期；但是1549年这一系列事件产生了持续的后果，因为世俗地主在农民土地权利问题上保持团结，君主无力削弱或克服这种团结，这情况一直延续到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
[4] 有固定租期或者不定期租约的少数农民集中在以前属于修道院的庄园里。比起世俗地主，在黑死病流行过后，修道院不太愿意用免除劳役的租约去竞争佃户（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述，这类租约成为了在册业权）。因此，直到人口恢复造成对高地租或高劳役的农地需求之前，修道院的土地仍有闲置。修道院庄园也就能够依固定租期和不定期租约来出租土地。对这些佃户更加不利的是，他们缺乏一个强大的庄园法庭，以便组织反抗封建领主的要求。在修道院庄园主拒绝将闲置土地以在册业权的方式出租的地方，庄园法庭没有运行起来，因此其功能也就被弱化直至废弃。固定地租租约或不定期租约直接由修道院庄园主和农民双方商定，绕过并且削弱了庄园法庭。解散修道院之后，这些修道院庄园被世俗神职人员买走，新的地主可以轻而易举地抬高地租或者驱逐佃户，因为承租人缺乏牢靠的庄园法庭的有力法律保护，来阻止地主立刻收回租地，或者阻止地主单方面地改变租约的条款（Kerridge 1969）。宗教改革之后，发生得最快最猛烈的收回土地和圈地运动都在之前属于修道院的庄园里。斯帕福德（Spufford 1974，pp. 58-93）、豪威尔（Howell 1983，pp. 58-77，147-97）以及芬奇（Finch 1956，pp. 38-76）提供了这个过程的例子。
[5] 有的地主缺乏政治力量来赢得复核地权，或者在册业权人有足够的法律依据而不怕核查。这些地主们可以实施的另一个策略：赢得自由业权人的支持来抵制庄园法院。
在16世纪和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自由业权人有理由参与抵制庄园法院。回想一下，在黑死病流行过后，自由业权者与隶农在庄园法庭里联手，强迫地主取消劳役（labor dues），并减少现金地租（cash dues）。隶农因此从旧有地位移动到高一等的在册业权人的位置上。因为租地不再增加对地主的额外劳动义务，自由业权者也赢得了扩展他们农庄的机会。
在16世纪和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自由业权人的利益计算发生了变化。普通法强化了自由业权人的土地权利保障。依庄园的习俗，地主只能有限地增加自由业权人的赋税，但是依据普通法，自由业权地租是固定的，随着不断的通货膨胀，地租只有名义上的意义了。不仅如此，普通法还不限制自由业权人出售土地和继承土地的权利，且不用缴纳转让租金。最后一点，与黑死病流行过后的那个世纪相反，16世纪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因此自由业权人要想承租新的土地，唯一的方法是靠地主把在册业权人驱赶出去。
自由业权人因此有理由和地主一起抵制庄园法庭。一旦地主对自由业权人作出让步，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并分化了农民社区，地主就可以上诉郡治安委员会实行普通法，不再更新在册业权人的租约。最终的结果（除了对自由业权人作出的更大让步之外）和复核地权一样，在册业权人失去了土地，而地主获得了对租约的完全控制（Kerridge 1969，pp. 33-35，65-93）。
[6] 少数的在册业权人也有一丁点自由业权的土地，他们甚至在复核地权之后仍保留着这些土地。但是，失去在册业权之后，这些家庭所剩的土地低于维生所需。最终这些家庭不是变卖了自由业权的土地，就是把它用作商业农场的核心部分。当然，如果地主想要把土地变成牧场，或者建立一个大的商业农场，那么曾经的在册业权人和小自由业权人就无法租到足够的土地为生，因而他们只能破产或者被迫立即卖掉自己的土地。
斯帕福德（Spufford 1974，pp. 58-93）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说明复核地权如何影响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7] 地主们迫切需要积聚票数来强行通过一块圈地，因而就算一些在册业权人愿意而且也有能力支付市场价，地主们也要把他们的土地收回。
[8] 参见第二章，表2-3。其中归纳了法国各省的精英结构和阶级关系之间的联系。
[9] 在法国，部分土地上实物地租和劳役转变为现金，这些土地所占比例各地区之间相差很大，其跨度在1789年为33%至90%。一个省的各个村之间甚至差异更大，有的地方土地受益完全没有转变为现金地租，有的则全部转为现金缴纳（Jones 1988，pp. 48-49）。不过，无论是综合概述还是地方研究，法国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到16世纪时法国佃户大多数用现金缴纳封建地租，而劳役和实物地租在1600年之后已是封建领地收入中微不足道的部分了（Jacquart 1974；Le Roy Ladurie［1977］1987；Neveux 1975；1980；Venard 1957）。
[10]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旧制度时期法国批发和零售价格指数。波朗（Baulant）的巴黎谷物价格序列是唯一的在三个世纪中持续测量的数据。它测量了那几个世纪里法国家庭消费的最主要食物的价格，因此也是对比地租、工资和政府财政收入变化的最好指标。
[11] 霍夫曼（Hoffman 1994，pp. 238-39）发现王室财政从1515年的900万里弗，增长到1780年代的年均4亿2 152万里弗。控制通胀和贬值之后，如第五章所示，相当于实际增长了964%。如果我们控制谷物价格来解释贬值，我们得到谷物的通胀率为468%。在这些调整之后，王室财政增长率仍然是谷物价格增长率的两倍多。
[12] 在巴黎大区地主每亩收入最高（其部分地区有法国最肥沃的土壤和最高的农民产出），农业产品缴纳王室税收从1600-1620年的6%翻番至1789年的12%，而封建领地征税占农民农业产出的比例从32%降至20%（Dupaquier and Jacquart 1973，pp. 172-77）。
[13] 封建地租涉及一系列实物和现金税收和义务，农民和其他耕作者必须将这些缴纳给其农地所在地区的大领主。封建领地地租可以变卖或者让渡，农民最后可能会给各式各样的个人和机构支付不同类型的地租。
封建地租是“被动的收入权利”。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传统上称之为“封建地租”。这两个名词都表达了一个意思，虽然封建领主或者他们的代理人需要主动收取他们应得的赋税，封建领主却可以不参与管理和进行农业生产就得到这些收入。换言之，封建领主得到地租是因为他们对土地和农民的封建权力，而不是因为任何经济活动。
封建地租在法律上和概念上都不同于土地租金。土地租金是通过出租耕种权利而得的利润。土地租金是主动的收入，因为掌握耕作权利的人需要自己务农，或者安排佃农或转租来保证土地有人耕种。土地租金的水平最终要靠出租者自己——或者指使承租者和佃农——改善土地和收成的能力来决定。
[14] 本段和之后两段讨论的地主策略是基于丹登魏尔（Dontenwill 1973）、菲奇（Fitch 1978，pp. 181-87）、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7］1987）、内沃（Neveux 1975）、瓦兰（Varine 1979）、韦纳尔（Venard 1957）和伍德（Wood 1980，pp. 141-55）等人的著作。
[15] 资产阶级的土地买家恐怕跟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党人和新人一样（Emigh 1997，p. 436），想要多元化他们的投资来降低风险。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并不公开投资信息；但是，我们能从他们的实践中看出他们跟今天的投资人一样，乐意在低风险下接受较低的回报。
[16] 依丹登魏尔（Dontenwill 1973，p. 160）的计算，1630-1665年，谷物价格翻番，而地租增长了四倍。
[17] 参见马可夫（Markoff 1996，pp. 16-64）的著作，其中分析了封建义务，以及在大革命前夜农民们、资产阶级和贵族是如何看待这些义务的。
[18] 霍夫曼（Hoffman 1996，pp. 35-69）具体说明了使得佃农耕种和租地成为获利最丰、利润最低的策略的条件。他发现，17世纪不在地地主已成常规，要寻找可靠的管理者来监管商业农场变得特别困难。埃米（Emigh 1997）发现托斯卡纳在15世纪出于类似的原因转变为佃农耕种。
[19] 农民自我剥削导致额外劳动力的使用缺乏效率，这鼓励了家庭规模增大，并且导致土地过度细分——这一过程被格尔茨（Geertz 1963）称为“农业内卷化”。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剥削是：20世纪的美国人不顾小生意极高的失败率和低回报，辞掉大公司工作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大企业借这种自我剥削来削减员工，就像300年前的法国地主利用农民的自我剥削来获利一样。
霍夫曼（Hoffman 1996，pp. 51-52）论述道，农民想要自己耕种一些土地，不过是作为工资下降和食品价格上升的补充。在霍夫曼看来，这种分散风险的策略导致（农民愿意接受的）地租从市场层面来看是不经济的。
[20] 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7］1987，p. 66）、内沃（Neveux 1975，pp. 134-38）和卡农（Canon 1977）讨论了君主介入地主和农民间的土地纠纷。鲁瓦雷特（Loirette 1975）提供了君主介入农业阶级斗争的个案研究，可以参考。
[21] 查尔沃斯（Charlesworth 1983）列出了1548年之后农村抗议的完整地图册。至于1548年之前的求恩巡礼和其他抗议，我参考的是戴维斯（Davies 1968）和弗莱切尔（Fletcher 1968，pp. 21-47）的著作。这些资料和对具体郡县反抗形式的分析（我在文中引用的）是本节讨论的基础。
[22] 戴维斯（1968）对求恩巡礼的分析是最好的。他仔细展示了为何经济困境不能解释这些暴动的地点和时机，并记录了教士和地主鼓励农民行动反抗君主的作用。
[23] 米德兰起义1607年4月起始于北安普敦郡，5月之后英格兰中部各郡接连发生抗议，行动的目标是反抗圈地。反抗运动召集了成千上万的抗议者。6月在牛顿发生了更加严重的农民起义，抗议运动在该月被王室的军队镇压，主要农民领袖被处死。——译者注。
[24] 在此，我的论述仅限于英格兰。在本章的其他地方也一样，我没有涉及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发展情况。
[25] 本节其余部分讨论所依据的资料来源即为表6-1的资料来源。
[26] 我在第四章里定义了紧密组织的郡县精英（tight county elites），并且解释了他们是如何产生的。
[27] 东安格利亚地区是英国东部旧时安格尔王国所在的地域，其中包括诺福克、萨福克和剑桥等郡。——译者注。
[28] 参见查尔沃斯（Charlesworth 1983，pp. 8-16，29-31）、沃迪（Wordie 1983）及叶琳（Yelling 1977）的著作。
[29] 林肯和德比有一些圈地运动，被这些郡包围的几个教区是暴动的中心。伍斯特几乎没发生圈地，那里的暴动是反抗核查地权和回收租地。［查尔沃斯（Charlesworth 1983，pp. 16-21，31-36）总结了农民起义的原因。沃迪（Wordie 1983，p. 493）提供了圈地率的数据。］
[30] 萨默斯（Somers 1993）做出了最新也最成熟的研究支持农耕地区和畜牧地区产生不同政体的理论。她对比了实行农耕的敞田地区和土地不规则的畜牧地区。前者的乡绅取得了政治霸权，用他们的权力控制农民的土地和劳动；后者的地主力量较弱，不得不与农民们分享权力，而农民通过村庄团结在一起。萨默想要解释的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发展，该文化培育了关于公民权利的政治和社会福利两方面的意识。她发现这样一种文化并没有在敞田地区发展起来，那里的乡绅控制着政治，并且在郡县层面形塑了经济；而这种文化在土地不平整的畜牧业地区发展起来，在与地主的斗争中产生的村庄社区意识在18和19世纪转变成了对公民权利的要求。在农耕地区的农民和无地劳工对政治和法律望而却步。畜牧业地区里农村产业集中，农民和日益增多的产业工人们维护旧村庄的权利，并且集体参与村庄的和其他政治制度，在这些情境中展示出新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
萨默斯与戈德斯通（Goldstone）等学者不同，她能够分辨哪些机制可以解释行动的时机和行动者实现利益的能力差异。她通过追溯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历史发展做到这一点，而不是仅仅假设人口周期和以土壤类型为指标的农业生产制度之间有不言自明的关系。萨默斯的著作虽然关心的是阶级政治和民主制度的产生，并且聚焦于18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但仍然适用于我在此发展的模型。萨默斯和我都从制度的角度看待政治和经济，把权力和生产形式当作历史偶然连锁事件的结果来解释，而不是将之仅仅视为在离散时刻上个人或群体利益的最大化。
[31] 法国太大而农民又太容易暴动，不能建构一个单一的数据来源，像查尔沃斯（Charlesworth 1983）所作的数个世纪英格兰农民反抗的历史地图那样。这一部分的讨论基于仅有的三个全面且系统的对旧制度和革命反抗的定量分析。勒马尔尚收集了1661-1789年的暴力反抗的数据。他在一篇文章（1990）里展示了该研究的结果。（我要感谢马可夫1996年让我知道这篇文章的存在）。
勒马尔尚只提供了一些——虽然是很关键的——定量分析结果。虽然只简明扼要地公布了这些结果，勒马尔尚还是修正了查尔斯·梯利对法国斗争的广博但粗略的研究。梯利的观点反应了大多数对早期近代法国的社会学讨论，他认为从宗教改革到大革命期间法国的国家取代地主成为农民反抗的主要攻击目标，而勒马尔尚直接反驳了这一观点。另外两个定量研究也不支持梯利的理论：伏维尔（1993）和马可夫（1996）的著作。伏维尔做出了对各种形式革命行动的地理分析，他将地方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家庭规模、文化程度和农业阶级关系相关联。马可夫建构了一个完备的大革命期间反抗行动的数据，他用这个数据来分析三个阶层递交的陈情书，以及市场、国家权力和封建领主回应的社会测量指标。
伏维尔和马可夫都与勒马尔尚的见解一致，而与梯利的主张相反；他们发现反封建领主的斗争和反地主、谷物商人及其代理人的生存斗争——而非反对国家官员的抗税斗争——在革命年代里仍然是最常见的农民起义形式和起义目标，正如勒马尔尚所示，在1789年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些斗争已经占据主流。
[32] 因路易十四在1685年废除南特赦令，法国新教徒再次开始受到迫害。在法国中南部的朗格多克地区，新教徒为了反抗迫害而起义。因为起义的新教徒多是农民，起义就用农民当作工作服穿的、叫做卡米撒的罩衫来命名。新教徒对迫害的武力反抗从1702年开始，激烈的交战持续到1704年。1704年皇家军队对新教徒起义军妥协，起义军分裂。之后零星的战斗持续到1710年。到了1715年——尤其是路易十四死后——对抗才真正停止，小规模的新教徒社区得以重新建立。——译者注。
[33] 梯利（1986）也指出，革命前旧制度下的斗争中暴力和死亡的数量曾有所减少。科林斯（Collins 1988，pp. 194-213）发现投石党之乱后的抗税斗争仅涉及罢税，但不会攻击官员。皇家军队应对反抗的办法是抢粮食抢牲口，而不会杀掉抗议者。贝克（Beik 1985）发现，在投石党之乱后外省精英们、国王、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减少了暴力行为。伯纳德（Bernard 1964）追踪了投石党之乱后主要的叛乱，并发现1675年之后叛乱规模和暴力程度都有所下降。
[34] 伏维尔的数据（Vovelle 1993，pp. 297-344）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发现在邮局密度、人口密度和城市化（他认为这三者都是市场的指标）与革命行动有强相关性。伏维尔总结道，市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封建领主的反动伪装之下，都能激发革命行动。
[35] 马可夫发现抗税斗争集中在西部。“大革命猛地把税负从一些地区转移给另一些地区；毫不奇怪，那些处境不利的地区［在旧制度里也是最有特权的地区］成为了西部反革命行动的中心”（Markoff 1996，p. 350）。
[36] 斯科特（Scott 1976；1985）当然不认为他按年代编修的那些反抗事件是没有效果的。但是，他几乎把全部笔墨都落在记录抗议的文化基础上，而不具体说明这类抗议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37] 马可夫此处的结论和布伦纳的阶级分析相左，与把农民社区理想型当做地区性现实的地区生态模型也不一致。
[38] 这是马可夫那本绝妙著作的主要结论，也是他的伟大洞见。
[39] 怀特（1962，pp. 39-78）展示了欧洲新农业技术发明的编年史。艾伦（1992，pp. 107-49）和霍夫曼（1996，pp. 165-66，p. 202）都注意到作物产量增加大多数是得益于成本较低的早期创新，而资本投入密集的改良——例如改进排水和灌溉系统，以及圈地——最多贡献了产量增长总量中的五分之一。
[40] 艾伦（1992，pp. 131-33）发现诺福克的农民、一些法国和弗兰德地区的种植者，以及整个尼罗河盆地早在13世纪就达到了亩产20蒲式耳（尼罗河地区“可能上古时代就已经达到这个水平）”（p. 133）。这些特例是因为当地土地极其肥沃，而且投入了非常多的劳动力从事精耕细作。确实，在黑死病之后诺福克、法国、弗兰德地区劳动力枯竭，因不能继续进行劳动力密集的精耕农业，作物产量也就下降了。
[41] 蒲式耳（bushel），相当于35.42升。——译者注。
[42] 其他作物的产量也翻了一番。“大麦和豆子的产量增长与小麦类似；燕麦每亩产量增至15蒲式耳”（Allen 1992，p. 131），“玉米产量也翻了将近一番”（p. 208）。
[43] 关于新的农业技术的采用和扩散，法国的情况参考霍夫曼（1996）的论述，英格兰的情况参考艾伦（1992）的论述，尼德兰的情况参考德弗里斯（De Vries 1974）的论述。
[44] 我在第二章中回顾了人口决定论模型以及对此模型的批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罗伯特·布伦纳的论述。
[45] 读者们也许觉得奇怪，本章没有强调英法两国的地区差异。许多学者持续强调英格兰的农耕地区和畜牧地区的差别。瑟斯克（Thirsk 1967；1984）和戈德斯通（1988）的论述是社会学家们经常引用的。贝克和布特林（Baker ＆ Butlin 1973）以及亚伦（1992）的论述分辨了“三大自然区”——全农耕地区（heavy arable）、半农耕地区（light arable）和畜牧地区（pasture）——比起瑟斯克和戈德斯通简化且不准确的二元划分，这三位作者给出了更加细致的分析。
瑟斯克和戈德斯通认为，封建土地租约的具体安排形式以及之后资本主义取得发展或者缺乏发展，都是在人口周期影响下，企图从不同类型土壤中，争取产出和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我在第二章归纳并批评了杰克·戈德斯通的地区生态理论（1988）。在此必须指出，戈德斯通认识到的转型是有选择的，因此他不能解释为什么乡绅和大规模农业资本家会发家致富，而如此多的农民在16世纪和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变得一无所有和贫困化，虽然新的农业技术在大小农庄都提高了生产效率（Allen 1992，pp. 191-231）。
[46] 当然，有的土壤优于其他。但是，整个欧洲的产量都提高很多，远超中世纪的水平。1997年，英国和法国的谷物收入每亩分别达到101.9和101.1蒲式耳，十倍于中世纪的水平。英国和法国亩产相当，这本身就反驳了戈德斯通的论点（1988），即法国只有部分地区拥有像英国全国那样的自然条件来发展农业。欧洲其他国家从未像英、法那样大量投资于农业改良，其作物产量也可以远超中世纪水平：意大利亩产69.6蒲式耳，而西班牙和波兰分别为42.0和43.4蒲式耳［1997年的产量以“谷物按出米当量产出的吨数”除以“播种公顷”得出，摘自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的统计数据库（http://www.fao.org）］。可见欧洲的所有土壤都可以产出远超中世纪一般水平——亩产10蒲式耳——的作物。问题还是：为什么西北部的欧洲人采用了近代早期技术来发展生产，而其他欧洲人却没有呢？
[47] 沃勒斯坦（1983）在理论层面上说明了这个观点。关于农业组织和劳动生产效率的分析和个案研究，英国的情况请参考：豪威尔（1975，1983）、库斯莫尔（Kussmal 1981）、斯帕福德（1974）、瑟斯克（1957）、赖特森和利文（Wrightson ＆ Levine 1979），以及叶琳（1977）的论述。内沃（1975）总结了法国的情况，而波伊斯（Bois［1976］1984）、丹登魏尔（1973）、格鲁特（Gruter 1977）、里奥［Leon 1966，特别是萨巴蒂尔（Sabatier）和吉谢尔（Guichard）的章节］、佩雷（Peret 1976），以及韦纳尔（Venard 1957，pp. 63-68及书中其他各处）的论述提供了一系列个案研究，揭示了法国的农业投资、创新和改良受到的局限。
德弗里斯（1974）的论述仍然是对尼德兰农业的最好归纳。他发现投资于改良的是家庭农场，这些农民拥有他们的农场或者租约有保障，他们自己务农并雇用有限的工薪劳工。
意大利和西班牙是负面例子。回想一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基本没有人投资改良农业，伦巴第是一个特例，因为在城邦的农业资本家可以在教士土地上赢得固定地租和事实上的永久租约。这种永久土地权使得投资于灌溉和新作物（主要是丝绸）变得划算。在西班牙，封建土地控制和劳役的持久存在也阻碍了对改良的投资（Davis 1973，pp. 143-56；Dupla 1985，pp. 44-126；Kamen 1980，pp. 226-59；Lynch 1992，pp. 1-16；Vilar 1962）。
[48] 阿瑟·杨的错误想法，参见《在英格兰北部的六个月旅行》（A Six Month's Tour Through the North of England，London，1771）也是许多就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著书立说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相信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为何艾伦（1992）所作是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为何我要把他的发现详细陈述的原因。
[49] 人口决定论也可以预测工资下降的时机和下降幅度，因为最厉害的下降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发生的，而工资缓慢上升始于人口增速迅速下降的时候。人口模型不能解释的是：为何生产食品的低工资成本既没有让消费者得益，也没有让投资于土地改良并雇请劳工的商业出租者获利。理论模型必须追踪权力操作的地点和使用方式，才能解释为何所有的好处都流向了地主们，这些地主们拥有控制土地、地租、关税以及管理劳动力流动和居住的政治力量。
[50] 瑟斯克（1967；1984）和戈德斯通（1988）也同意托利党的观点，虽然他们认为雇佣劳动力只在农耕地区增多，而在畜牧地区以前的农业劳动力变成了小商人。
[51] 这也呼应了之前提到的人口决定论的问题：即整个大陆的人口周期不能解释在欧陆一部分地区发生的农业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欧陆其他地区并未出现。罗伯特·布伦纳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他的模型也不充分，我在第二章里专门说明了他的模型，在本书中也多次概括性地提及。
[52] 绝对主义君主的政治军事政策与商人的组织相结合，加之巴黎市场的拉动，重新配置了法国的运输系统。离巴黎较近或者离商人网络较近比有水路可通更占优势。国家和商人活动把一些地区拉进法国的核心地区，福克斯（Fox）所说的“另一个法国”（1971）的边界随之改变，曾经利用水路围绕外省城镇建立起商业网络的其他地区则成为一潭死水。
赫克托和布鲁斯坦（Hechter ＆ Brustein 1980）绘制了一个更细致的地图，来说明三种地区生产模式。不过他们论述道，每个地区的社会结构都是在12世纪定型的。他们认为封建地区形成了国家，因为那里的贵族能榨取大量的剩余价值，而依靠疲软的牧业和小商品的地区地主们所得远不及此。赫克托和布鲁斯坦的理论是本质主义的；他们分析的国家形成（或者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些固定因素的结果。他们的模型忽略了数个世纪的精英和阶级斗争对各地区农业体制的改变。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形成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这些过程不能从几个世纪前的原初因素来预测。这就是为什么法国18世纪最发达的地区不是天然条件最好的地方，也不是中世纪时社会关系最先进的地方。
[53] 在这一点上，霍夫曼对于法国的发现呼应了艾伦对于英格兰的发现。
[54] 本段和之后十段里讨论的地主策略参考了霍夫曼（1996）、勒华拉杜里（1975；［1977］1987）、韦纳尔（1957）、雅卡尔（Jacquart 1974）、内沃（1975）、丹登魏尔（1973）、格鲁特（1977）、梅约（1966）、米罗（Mireaux 1958）、佩雷（1976）、圣雅克布（Saint-Jacob 1960）、伏维尔和罗什（Roche 1965）以及伍德（1980）的论述。
[55] 勒华拉杜里（［1977］1987）、内沃（1975）、莫里诺（Morineau 1977）、丹登魏尔（1973）和佩雷（1976）的论述给出了地租上涨的不同数字，这和他们研究的具体地区有关。但他们都同意续约的时候地租上涨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而新租约里却不总是反映出生产效率提高的收益。霍夫曼（1996）更确信地主们能够发现生产效率进步，因为一年或两年的短期租约的市价不断上升。无论地主们对生产效率进步如何敏感，他们都放弃了其中的收益以换得更长的租期。最有可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是大佃户，他们可以要求长期租约因而延迟上交生产效率收益给地主。
[56] 英格兰教士们也参与这类牺牲组织利益的交易。当宗教改革把教会的土地卖给俗人后，这类腐败才被根除。法国没有这样的没收财产和转卖制度，因此教会腐败一直延续到大革命时期。
[57] 这个模式和本章前面考察过的英格兰农民抗议类似。17世纪在乡绅仍然没有组织起来的地方——这部分地是因为地主不在场或者消灭了封建巨头，地主们能力有限，不能涨地租或者挑战农民的传统地权。在法国也类似，在地主无组织或者不在地的地方，富裕农民和商业农民（等同于自由业权人和有保障的在册业权人）可以伸张按传统地租租地的权利（droit de marche），或者实施反对地主涨租或者新佃户竞价的集体行动（mauvais gre）。在法国和英国，在强势农民对抗弱势地主的地方，地租停留在传统水平上。
[58] “对此问题最细致的考察……表明即便是巴黎盆地肥沃的土壤，一个家庭也需要至少10公顷（或者接近25亩）地来养活自己、喂牲口并缴纳所有的税款”（Hoffman 1996，p. 36）。霍夫曼（1996，p. 40）和雅卡尔（1974，pp. 165-66）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四分之三的家庭的主要收入靠的是做工获取收入。内沃（1980）、迪帕基耶和雅卡尔（Dupaquier ＆ Jacquart 1973）、萨巴蒂尔（1966）和吉谢尔（1966）发现他们研究的地区到了18世纪三分之二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庭依赖做工获取收入。
[59] 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Althusser ＆ Balibar［1968］1970，p. 106）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说明了这一观点。“要在真实历史当下中来思考所谓的落后、先进、生存和发展不平衡等并存的概念，我们必须把他们置于整体的复杂结构之特定统一中来考察。”在我看来这是说：要理解任何资本主义或者国家和任何其他社会现象的特殊发展，都必须把它们看作持续的社会斗争的结果，这些社会斗争在永无止境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定义并改造了整个社会结构。
[60] 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工业革命制造的机械、化肥、杀虫剂和种子投入使用，创造了第二次农业产量的跃升，并极大地减少了对劳动力投入的需求。第二次农业革命不是本书所讨论的范围。
[6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研究（1974-1989）建立在霍布斯鲍姆的基本洞见上，并特别专注理解第三个需求来源的动力及其对资本主义在核心和整个世界体系中发展的影响。
[62] 艾伦（1992，pp. 211-62）追溯了17和18世纪农业雇佣劳动力的绝对下降，尽管总体产出增加了。艾伦说明了土地所有者得到了生产效率进步的全部好处。食品价格并未下降，而工资也没有上涨。艾伦（pp. 263-80）认为，农业利润被浪费掉了，因为土地所有者把钱花在奢侈品上，并投资于无法取得回报的农业改良上，特别是把农耕土地转变成牧场，这往往需要巨大的投资。但是，克鲁瑟斯（Carruthers 1996）展示了土地所有者也投资于国债和股份公司，这间接地降低了创立工业的企业家的资本成本，他们也支持军事活动为这些工业开拓海外市场。
[63] 艾伦（1992，pp. 303-311）认为如果乡绅没有攫取自耕农的地权，那么18世纪的农业工资将会上涨67%到100%。但是，如果工资涨幅如此之巨，或者如果自耕农控制更多的土地，那么农民和劳工就有能力消费农业革命产生的大部分成果。豪威尔（Howell 1975；1983）认为，有私有地产的自耕农会有意减少生育，好让土地完整地传给一个继承人，而现金积蓄则传给第二个继承人（作为嫁妆，或者为第二个儿子投资一门生意，或者资助他学习某个专门职业）。在英格兰部分地区，农民能种更多的地，但地权缺乏保证。那里的生育率更高一些，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也是这样。在英国没有地的人生得多，他们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让他们的工资接近生存底线。乡绅打击了自耕农并控制了无地者，为之后的工业资本主义做了“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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