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的独立性和宗教改革

我在第二章中做了说明，教士们在英国和法国都是羽翼丰满的精英，控制着独立的制度机制从农民那里榨取资源，并管理着封建封地的土地权利。第四章和第六章展示了英法两国教会都身处其中的、截然不同的精英关系结构，从而塑造了两国特殊的阶级和国家结构。本章剩余的部分要援引以上章节的相关讨论，以解释教会及其支持者变化的结构性位置如何形塑了两国的宗教信仰模式以及特殊的新教和天主教政治经济教条。和本章之前介绍的关于宗教变迁的理论相比，我特别注意强调我的精英斗争模型在解释精英们转变民众信仰的时机和对目标的选择，以及理解某些信徒将自己的信仰和实践强加于他人并最终成功或是失败的时候，到底解释力如何。

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在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相互加强。天主教教士群体利用他们公认的力量，代表世俗信众与上帝沟通，以便攫取什一税和控制其他封建生产的权利。与此同时，教士们只有通过教会的任命才能主持宗教仪式，而取得圣职则意味着能在特定地区收取什一税。从理论上说，天主教教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机构。既存的教士们会任命新的教士，肯定他们在精神世界的权力。上级教士为低阶的职务挑选候选人。教会信条由教皇们颁布，并由整个英国和法国的天主教教会重申，因此教会以及教士的制度和精神力量是耦合一致的。

实际上，英国和法国的天主教教会被迫与其所在国家的君主们和贵族们分享教士的任命权。君主们和贵族们对于教会职务和收入的控制也使得他们拥有一定的法术—宗教权力。英国和法国的君主利用他们身为本国天主教会首脑的制度性位置赋予王室的世俗职位以法力，即“君主的魔力（rois thaumaturges）”[10]。通过使用他们世俗统治的圣器来治病——就跟神父使用圣礼满足其信众世俗的需要那样——这两个国家的君主们都先发制人地抢夺了教会的通灵力量（Bloch 1973；Thomas 1971，pp. 194-204）。

英国的小贵族无法控制教会内部的制度性位置，因此也无法拥有通灵力量。但是很多法国贵族和城市贵族的法人团体可以从教会攫取精神的以及经济和政治的资源。法国贵族把教会资产和圣职转移到他们自己所控制的宗教团体之中。这么一来，法国贵族经常可以把自己置于世俗信徒和教士之间，担任中介的角色，将教会拥有的通灵力量导向他们所选择的精神和世俗目的。虽然基本没有法国贵族能够宣布自己拥有与君主相当的通灵神力，但是贵族控制的世俗宗教团体的确成为民众祈求拯救此世和身后苦难的、拥有法术—宗教力量的场所，而贵族则成为他们膜拜的偶像（Bordeaux 1969，pp. 66-68；Bossy 1970；Hoffman 1984）。

宗教改革之前的天主教教会面临来自民间的与术士截然不同的挑战。依据审判女巫的记录，天主教神父——或者至少其中担任英国和法国教会审判或其他司法职务的高级神职人员——在宗教改革前的数个世纪，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竞争者的威胁。因为民间术士和他们信徒没有留下书面记录，因此历史学家永远都无法确定在宗教改革之前，民间魔法的流行程度到底如何；不管是其绝对程度，还是与宗教改革之后遭到严酷迫害、因此被广泛记载的民间魔法相比。对本研究来说，要紧的是宗教改革前后的对比：改革之前，英法两国的教会、王室和贵族掌握着通灵力量，对于来自民间的挑战不太在意；而宗教改革之后，对于民间魔法的迫害加重了，尽管不甚连续也并不总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