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

在近代欧洲，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和国际经济往来对社会内部的精英关系和阶级关系影响极为有限。比起本书考察的任何其他社会，意大利北部城市深受外部军事力量的影响。但是，即便是在意大利，国外力量也在极为有限的结构变迁里扮演一个极其特定的角色。列强之间的斗争使得城市赢得自治，继而独立。而欧洲大陆和区域的冲突，也在数个最为关键的世纪里阻碍了各个城邦的寡头巩固权力，其间敌对的派系就会向下层寻求联盟。在这些世纪里，通过扩展和转变世界经济而发财的“新人”得以进入新旧精英在城邦里占据的结构位置。

一旦单一的寡头巩固了权力，精英和阶级关系便在各个城邦固定下来。当某个城邦的精英内部派系斗争平息时，列强争端就不再影响该政体的精英和社会关系。“新人”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地位，不能再转化为本国的政治地位。实际上，寡头统治的城邦阻碍了新人的经济投资，迫使他们转移资本，往往还有政治拥护，以便在世界经济中获得机会。

没有精英内部各阶层的斗争，阶级关系和生产组织在各个城邦就保持不变，一个城市取得或失去了对欧洲市场的控制都无关紧要。美第奇仍维持着在佛罗伦萨的霸权，行会仍保持着特权——即便他们丧失了对羊毛和丝绸市场的控制，而罗马教廷和其他跨欧洲的银行系统则被对手控制。与此相似，热那亚政体也不受其城邦在欧洲金融业中沉浮的影响。威尼斯的精英和阶级关系，没有随着城市成为地区强权，之后也没有因陷落于奥斯曼帝国而发生改变。

尼德兰在外国影响下发生的结构变化类似于意大利城邦的经历。就像意大利北部一样，尼德兰的精英关系也形成于反抗国外统治的过程中。和意大利城邦类似，一旦荷兰共和国从外国统治中挣脱出来，社会关系就变得僵化。无论17世纪尼德兰上升至欧洲和世界贸易的统治地位也好，还是在下一个世纪把这一领导地位输给英国也罢，尼德兰精英之间的关系结构、他们的政治制度以及农业和制造业生产组织都固定不变。

尼德兰和意大利的精英们通过争取国外市场而获得组织优势，这是他们反抗外国统治的斗争留下的遗产。尼德兰和意大利的寡头无法在不牺牲自身的国内霸权的情况下，适应世界经济和军事竞争的后续变化。这也就难怪，组成寡头的个人和家族从来没有为了更多的财富、地缘政治权力或海外威望，拿自己的精英地位冒险。

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不影响既存的欧洲精英们的生存。这类外部因素确实会影响各个精英在各自的城邦、民族国家或帝国里，通过控制榨取剩余价值的组织而得到利益。意大利和尼德兰精英（所建构的）组织能力，在早期参与国际贸易和生产的一定历史时期回报丰厚，但是当地缘条件和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之后，回报相对降低。

当西班牙帝国吸收了新的政治实体之后，它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变得僵化。欧洲那些被征服地区的精英或其他阶级的政治机会减少了，因为他们被吸收进哈布斯堡帝国。尼德兰的部分领土挣脱哈布斯堡统治获得独立，在独立斗争的过程中社会结构才发生了巨变。只有当西班牙精英侵略并征服美洲——美洲起初在世界体系之外，后来成为世界体系之内的边缘地区——的时候，他们才成为社会转型的推动者。

法国和英国发展出不同的农业资本主义，这是在他们取得国际贸易的主要地位之前。在旧制度和大革命时代，经营国际贸易的商人是法国精英斗争中的小卒子。英国商人对于内战的结果倒是多少重要一些，他们协助动员伦敦的激进派，并且引导他们为议会的目标效力。但是，在内战中的伦敦起最重要作用的“殖民地私商”，以其国际贸易的规模和成果而言，却是英国商人中最边缘的一分子。他们在内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主要是由于这些商人在1640年代震荡英国政治的连锁事件中处于特殊的地理、时间和结构位置。殖民私商通过努力在英联邦时期赢得了新的英国海外政策，并且一直延续到君主复辟。这一政策调动了国家的权力，使得这些商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最终获得垄断。

1640年代的精英和阶级斗争转变了英国商人为了在世界经济体中追求市场地位和地缘政治权力而发展起来的组织优势。结果，殖民私商从一个世界政治经济边缘地区的边缘行动者，转变成为一个在世界经济中日益扩张的政体和经济体中占统治地位的行动者。当殖民私商参与革命和内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追求世界霸权。他们只是在追求保持既有的贸易活动不受国王、特许商人和国外竞争者的挑战。英国内部的斗争决定了各个精英和阶级从国内生产和国外贸易以及之后数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得到的利益比重。

英国和法国从各自革命中产生了根本上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使得英国在18和19世纪成为比法国（或荷兰共和国、西班牙或任何其他欧洲列强）更游刃有余的国际竞争者。但是，与荷兰共和国、西班牙以及更早期的意大利城邦一样，英国的优势是国内斗争铸就的。世界体系的状况和动力决定了每个竞争者特殊的结构，从而可以在多长时间内保持优势地位，并使得直接或间接参与世界经济的每一个政体、精英和家族获得不同的利益。世界体系很重要，但是不是像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所宣称的那样，其重要性需要被更加严格地界定。

相反，西欧精英斗争对世界其他广大地区具有深远影响。美洲、爱尔兰及其他欧洲较贫弱地区、亚洲和最后的非洲都以不同方式被转变了，因为各个欧洲列强内部的斗争产生了特定的精英，他们以斗争中获得的利益和能力来统治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和土地。殖民私商主要是因其国内的而不是国际的地位影响了内战；但是，一旦他们在内战中的作用转换成了新的国外政策，他们就有可能去深刻地改变英属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精英和世界经济之间这种单向的因果关系，在西班牙的例子里展现得最为深刻。西班牙征服者摧毁了印第安社会，引入了奴隶制和其他强迫劳役的形式，并且重塑了拉丁美洲的生态和经济。但是，无论征服美洲，还是而后失去美洲帝国，西班牙国内的社会关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就如同精英属性意味着精英比平民更具策略优势，更容易发动（政治）斗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也确保了中心国家中的精英能够劫掠和征服世界其他地区的土地和人民，但不会伤害他们在本国的精英地位。意大利、西班牙和尼德兰精英在保存精英属性的时候，丧失了他们的中心地位。每个新崛起的大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的时候，都对世界体系自身的结构和动力产生了预期之外的影响。这些后果中包含对新精英开放机会，让他们能够夺取中心地位，淘汰之前居于统治地位的旧精英。但是，当一个旧中心的精英失去他曾经从海外收获的利益时，他仍然免于国内的挑战。衰落的中心国中的精英若是失去了地位，那就是国内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在时间上和因果关系上不受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动态的影响[4]。

与此类似，对于欧洲国家和企图争夺政治权力的精英所掌握的财富，战争也只会产生特定的而且有限的影响。国外的军事行动会影响革命的发生和结果，也影响规模较小的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虽然比起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查尔斯·梯利的模型，这种影响更加有限也更加特定[5]。在自己的民族是否应该打一场仗的问题上精英们总是存在分歧，因为他们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不同，而且他们肩负的战争开销份额也各异。君主或者“国家精英”并不总是好战分子。比起议会和国民大会中大多数激进成员，（英格兰的）查尔斯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六都没那么热衷于对外发动战争。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以及后来荷兰共和国的精英们都有自己的海外政策，不管是建立联盟还是许诺他们参战，并且通常都是跟敌对精英对着干。西班牙的欧洲和美洲帝国内部的精英们逐渐开始拥有不同的军事目标，这为西属美洲最终争取独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佛罗伦萨和英国的精英靠对外政策来保护他们的贸易和宗教利益。路易十六和国民大会都把战争看作动员国内和国外力量的手段，以打击他们的对手。

战争可以加强或者削弱各式各样的精英，而不仅是君主或者“国家精英”。佛罗伦萨的统治精英对国家之外的敌对精英发动战争，付出的代价是1378年突发的寡头政变，并被迫在1430年代使得“新人”进入美第奇的联盟。为了给爱尔兰战争埋单，查尔斯一世被迫重新召开议会，而议会却组织起来反对他的统治。巩固和扩张帝国而进行的战争花费之巨，给哈布斯堡王朝带来了致命损害。

相反，外省的战争削弱了投石党人，并给了国王相对优势。国民大会成功地利用国外战争动员经济和人力资源以对抗国内的敌人，并建立了革命国家。国外战争在巩固法国的革命政权，以及确保新国家支持的精英长期掌权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像世界体系的变迁，战争对国内精英有直接影响。战争的效果取决于精英关系的特定结构，以及各种精英获取财政收入的组织基础。（很多著作）泛泛归纳了战争对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或者战争对革命或者其他斗争的发起和（特别是）结果的影响。而本书中比较的这些案例呈现了多样的因果顺序，说明这些归纳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