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总是理性地寻求利益最大化。人们确实想要维护并且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状况。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受限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网络的复杂性，只有有限的力量来找到和依循一条理性路径。复杂性让一个人很难看清如何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复杂性同样限制了改善个人社会境遇的机会。
正如我们在整本书中看到的那样，非精英有效行动的机会跟精英相比，空间要小得多，出现频率上也远少得多。精英行动者在宗教改革之前严重受限于欧洲的封建制。有效行动的可能性随着宗教改革扩展，虽然这些可能性仍然是特定的，并且依赖于创建通常同时包括精英和非精英群体的联盟网络。
一旦精英行动起来，他们便触发了一系列偶然的变化，没有谁能预测或者预先设计。精英在一个时期取得的社会资源，在经历了剧烈和意外的社会变革之后，往往就不再那么有价值了。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源对维持盟友总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在革命中确定行动的策略就没什么帮助了[8]。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因为当今如此之多的社会现实都是这一大转型铸就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根本性变化在过去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绝不可能理解我们自身影响变迁的各种可能性，也无法确定社会行动的最佳场合和时机。我们必须了解，近代欧洲的精英以及今天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精英们几乎总是精于维持捍卫他们利益所需的社会制度。变迁总是始于精英斗争的激化。当非精英的群体与精英中的某些阶层结盟，并且赢得精英的让步，拥有长期的权利时，根本性的转型就发生了。
今天，我们仍然与那些制度苦苦抗争——为了保存他们在精英斗争里赢得的特权，佛罗伦萨的显贵、尼德兰的寡头、西班牙征服者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地主、商人、官僚建立了这些制度。当我们充分理解了精英们和各阶级如何斗争来克服旧的约束、又形成新的约束的过程之后，我们才能明白当下社会现实和重建世界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程使得他们以及我们自身仍是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
[1] 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在《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 1992）一书中得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社会行动者是由他们在网络中的结构性地位来定义的，而不是他们的特质。“问题是：特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会因为研究总体及时间的不同而变化。至于这种关联发生的变化频率以及程度，则是经验研究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这种关联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这取决于观察到的关联发生在何时何地。”（p. 189）
伯特继续论述道，“不从特质的角度来解释，就需要一些概念和研究工具，透过行动者特质与重要的结构模式的相关来关注结构模式本身。这种研究的结果更有说服力，也更有理论的累积价值。结构洞理论［伯特在他这本书中阐发的］就是一例。”（译者注：以上两段伯特著作引文翻译摘自〔美〕罗纳德·伯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关系》，任敏、李璐、林虹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和200页。译文有改动。）我要在这本书中论述的精英斗争理论，也是矫正对于特质的不恰当关注的路径之一。
[2] 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 1996）论述道，通常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所感知到的革命可能性，用托克维尔式的结构机会来分析的话，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以1979年伊朗革命为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能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大量的群众感受到了革命的可能。我在这本书中考察的革命案例表明，非精英的群体不需要先去确定“国家”的力量，只要他们能和精英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发动革命）。这里所研究的近代欧洲的结构，以及库兹曼和其他人所研究的伊朗和其他当代案例的结构，都是精英关系的全部总和，而不仅仅包括国家。
[3] 20世纪的革命（俄国的、中国的、尼加拉瓜的、反殖民的和1980年代东欧的）与前几个世纪的这些革命不同，它们起始于明确的推翻和替换国家的目标。但是它们同样也是由精英和非精英组成的联盟来参与斗争，它们的后果也是由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双重效果形塑的。
[4] 这是沃勒斯坦（Wallerstein）及其追随者建构的世界体系模型的弱点。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心国的社会结构可以产生并且延续抵御机制，阻止外来影响对本国精英和阶级关系发生作用，这种抵御机制独立于世界体系自身的动力变迁，并且可以在这些变迁中幸存下来。沃勒斯坦确实认识到边缘国家缺乏这样的防御外来影响的结构性保护机制。半边缘国是否也是如此，以及中心国在20世纪是否逐渐无法与外部冲击绝缘，或者在下一个世纪将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呢？这本书或者世界体系学者的著作加在一起，都还不能解答这些开放的问题。
[5] 斯考切波（Skocpol 1979）认为对外战争大体上会给旧政权带来不稳定因素。梯利（Tilly 1978，1990，1993）认为战争有加强国家对抗公民社会的能力这一长远效果，但同时为了在欧洲（之后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对抗中竞争，又无法在人力、财政和技术资源方面持续发展的民族国家和政权就会走向灭亡。
[6] 在伪学术出版物和流行媒体上，资本主义被不断歌颂，主要是通过过于简单化地宣称“历史发展的终点”，以及宣告所有民族、组织和个人必须服从世界市场的支配，只有世界市场才能满足大量人口的物质需求。
[7] 西班牙企图用武力制服信仰新教的尼德兰，就算付出的代价远多于可预见的物质收获。这是我们考察过的案例里，意识形态战胜理性计算的明显一例。
[8] 这一事实反应在阿瑟·斯丁奇科姆的论点里（Arthur Stinchcomb 1965），社会学家应该解释革命的形势，而不是革命的结果，因为有太多的变量可以决定谁在最后获胜。正因为如此，结果是高度偶然的，也就不可预测；而革命的形势更加常见，并且由可以辨认的原因发展起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