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崖州志》一书竟然对黄道婆避而不见

一、为何《崖州志》一书竟然对黄道婆避而不见？

在《崖州志》整本书籍中仅仅看到《遗事》部分（1962年修补，从《广东通志》上摘抄）附上陶宗仪的文章，在“墟市”和“土贡”篇章中竟然没有关于黎族纺织工艺和“布”的记载，这首先是忽略了黎族的纺织历史。据有关文字的记载和专家学者的考证，黎族人在一万年以前就发明创造了手摇轧花机、弹花竹弓、踞织机、织带机等纺织工具，到了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就普遍掌握了棉花纺纱织布技术，到了秦汉时期已经生产了宽幅而长匹的白布和织锦。《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末年（前87），“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土著）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广幅布”就是黎族特意贡献给朝廷的一种布。在人物志一、二、三的篇章里不辞劳苦地罗列了许多人物，其中有超过1OO位的极为普通的汉族女性，却没有一个字提到黄道婆。黎兴汤先生在《黄道婆研究》一书中说到黄道婆是迁徙至崖州居民中的“青徐流人”之一，“起初居住在崖州州治所在地水南村，再到崖州城，后来才在城西二里的广度寺（俗称观音庙）中居住”。这就怪了，她在崖城居住了长达37年之久，即使不能遐迩闻名，也应当跟她的同辈或者晚辈们一起上了《崖州志》的“红榜”，可是为什么偏偏没有？是不是黄道婆得罪了当时的什么人？说到此，只能说明黎兴汤先生在书中说的话不正确。羊中兴先生在《黄道婆评传》一书中说到：“由于黄道婆只是农村妇女，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出身极其微贱，所以在汗牛充栋的正史之中是找不到她的位置的。既然有关她的记述连蛛丝马迹都寻觅不得，她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岂能不遭人质疑？这并不是黄道婆本人的过错，而是元明以来的那些执政者和御用文人们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这些话说得在情在理，但还没有说到正点上，应当说，黄道婆只是一个被封建阶级奴役的黎族劳动妇女，身世极为卑微，在当时当地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非常严重的社会背景之下，即使为人类做出多么伟大的贡献，也进不了封建剥削阶级的视线，只是到了被历史事实逼得实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给予一种模棱两可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事实上他们拥有偷梁换柱、指鹿为马、瞒天过海之能事！1937年国民党编写的小学生教材里就把黄道婆说成是福建人。大家再看看，不管是19OO年、1914年，还是1962年修订出版的《崖州志》，都没有表现好的黎苗族人的名字（所谓的坏人就有名字），而且用大篇幅的文章来写朝廷官兵如何围剿黎苗族百姓。从历史事实上看，朝廷围剿黎苗族百姓的理由只是不肯纳税，不上缴贡品。围剿无辜百姓一般只是武官们的事情，但封建文人们却也参与了进去，往往把流血事件当成特大新闻写得痛快淋漓。难怪郭沫若在1962点校到海瑞等人写的《平黎疏》时讲到这样的一句话：“……既无此方便，且亦无此必要。黎汉本为兄弟，今更无分畛域，此类往事，直类恶梦，即全部忘失，亦无不可……”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是封建文人一直霸占着文化宣传阵地，不让黎民百姓说话，黄道婆之所以不能在《崖州志》上出现，完全是他们轻视黎民百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