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明乡风
人居环境变化之后，村民素质也随之提高，精神面貌变好了、文明程度提高了，这一切都不能不归因于村民观念的转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循着这条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刘国利的良苦用心。
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2005年10月，清华大学毕业生徐华欧从繁华的北京来到了荒凉偏僻的甘肃省临洮县中铺镇，开始了他的支教事业。然而，随后的许多事情让他深感不解，自己竟然成了许多村民的摇钱树，一些村民频频向他伸手要钱。徐华欧解释说:“我没有钱，但我可以给你们技术，可以给你们带来文化。”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要技术，不要文化，我们只要钱。”甚至到了深夜，也常常会有人敲着他的门窗喊道:“小徐，我家真的很困难，你给我点钱吧。”徐华欧哭笑不得。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理论，是现代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基础。马斯洛认为，人是需要的动物，而且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只有某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另一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马斯洛将需要划分为五级: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级“需要”是有前后次序的，只有当排在前面的那些需要得到了满足，才能产生更高一级的需要。“仓廪实”而后才会“知礼节”。当一个人穷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还会有“尊重的需要”吗?
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是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乡风文明，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经济、政 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成就和发展成果的外在体现，更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精神层面的要求，反映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农村“软件”建设。在我国的历史传统中，就有许多纯朴而文明的乡风，比如孝敬父母、家庭和睦、邻里互助、诚实正直等，这些优良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中依然要好好发扬。
第一节 文化熏陶
太玉园文化休闲广场
张湾村不断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文化、卫生、环境等建设。为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投资200万元建成了15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和1000米长的文化宣传墙，在村内建起了文化活动室，向村民免费开放“益民书屋”、乒乓球室、台球室、娱乐活动室和篮球场等;成立了秧歌队、舞蹈队和文艺演出队，常年开展大秧歌、太极扇、健身操等文娱健身活动;定期放映电影，开展多种形式的竞赛活动;建起了太极拳辅导站，举办了木结雕艺术作品展;为传播健康知识，村里聘请北京301医院和海军总医院的专家教授，为村民举办健康知识讲座;为做好奥运接待工作，村里聘请外语教师组织村民学外语。
张湾村秧歌队
2008年，又投资80多万元在小区里安装了35组200件套健身器材，建起了一个占地1380多平方米的“奥运健身广场”，四周配备了娱乐休闲长廊，供村民休闲、健身之用。围绕着“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先后在小区内开展了“庆祝奥运会倒计时100天文艺汇演”、奥运健身操比赛、奥运健康讲座、“星火工程”三下乡文艺演出等活动，在广大群众中间进一步宣传普及了奥运精神、奥运文化，提高了村民的奥运意识。还举办了“纪念‘9·25’公开信发表27周年文艺演出”以及募捐等活动，并参加了镇五月鲜花文艺汇演和群众歌咏比赛、区老龄委组织的全民健身活动、市民委举办的“民族团结杯”群众健身操大赛和奥运礼仪风采大赛等活动，均获得了不同的奖项。
街道居民成立了卫生监督小组和治安巡防队，大家自觉维护环境的整洁，维护街道的秩序和小区的安全。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把大家紧紧地融合在一起。邻里之间和谐相处，家庭成员互敬互爱，文 明的观念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在街道上，随处都能看见一张 张真诚的笑脸和相互之间热情地打着招呼。街道定期组织慈善捐款活动，在为贫困家庭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还拉近了邻里之间的感 情。多年来，街道没有发生过一起邻里纠纷，没有发生过一起社会治安案件，更没有发生过上访事件。当然，在这里也有竞争，不过大家比的是谁家又考出了一个大学生，谁在工作上又得了先进，谁家又被评上了文明十星户……
通州区妇联领导参观张湾村图书室
张湾村文艺演出队合影
每天晨光初露和华灯初上时，一对对年轻人便在小区里的活动场地上翩翩起舞，中老年人扭起了大秧歌，处处欢笑，处处歌声，直乐得村民心花怒放。
张湾村荣获“首都文明村”称号
在以刘国利为领导核心的两委班子带领下，张湾村先后被评为“首都文明村”、“北京市农村城市化建设中心村”、“通州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文化活动先进村”、“先进村委会”、“通州区优秀业余文艺团队”、“通州区尊师重教先进集体”和“北京市先进村民委员会”，连续9年获得区级文明村称号，连续4年跨入首都文明村的先进行列。刘国利本人也多次荣获北京市先进村委会主任、北京市经济技术创新标兵、区级优秀共产党员、通州区首届“十佳”杰出青年等光荣称号，还是通州区精神文明奖章获得者。
第二节 回汉一家亲
张湾村是个民族村。2008年有村民900户、1817人，其中少数民族335户、655人，占总体的36%。
公元7世纪初期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其产生与扩张都与一个游牧民族的商业行为有关，经济观在历史上为建立理想的伊斯兰社会起过重要作用，所以《古兰经》中倡导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两世并重，是一种重商、崇商的宗教。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作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自然也就以擅长经商、乐于经商而昭示出其鲜明的民族个性。史籍中有“回回蕃商”、“识宝回回”、“买卖回回”的别称，更有“回回善盈利”以及“旱码头，大市场，回回行商遍四方”的说法。唐宋以降，连接沟通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和“陶瓷之路”，无不与回族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且因他们的参与而使其大放异彩。历史上，对中原王朝与蒙藏等边地民族间的茶马贸易之垄断，更给人以“舍回回其谁”之感。而曾经“居天下名城、区邑、要津”，“资财百万，富甲一时”的回商大贾之声名早已为妇孺皆知。
我们推测，也许是因为地处运河码头、商业要道，张家湾地区在历史上吸引了众多回族同胞迁居至此，形成了现在的民族村。在美丽、幸福、欢乐的张湾村，回汉群众亲如一家，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刘国利处理民族工作也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张湾村从来没有发生过回汉冲突，不仅如此，照顾到回民与汉民在婚丧嫁娶上习俗不同，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专门为村民办理红白喜事。回民崇尚节俭，讲求简单的仪式表达隆重的情感。由于长期与回族共居，相互影响，张湾村的许多汉族人在办理红白喜事上自愿采取了回族的方式，比如办回民席，可以说这在回民散杂居的地方是很难见到的回汉共融现象。
第三节 巾帼风采
尽管全社会都在积极维护女性的生存权利，努力提升妇女地位，强调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在一般农村家庭中，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几千年的父权制观念作祟，形成一种歧视、贬低妇女的社会氛围。这对妇女的心理发展造成了极大障碍，使其被迫依附于男性，自我封闭，缺乏自我的主体意识，始终无法摆脱男权观念的影响，她们被囿于家庭活动中，将顺从男性作为美德。
但是在张湾村，这种现象是完全看不到的。张湾村为追求上进的女性提供了许多机会和平台，使她们不再单纯局限在家庭生活之内，而是不断走向社会，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从依附者转变为自强不息的奋斗者。张湾的妇女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为家庭生活的提高和民族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她们的重要性，促进了女性地位的提高。
村妇联主任隋久伶从1980年开始当妇女队长，1996年接任妇联主任，从事妇女工作近三十年。隋久伶在工作中任劳任怨，热心、耐心、细心帮助本村妇女、老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总是能想在百姓前面，先后获得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妇联系统先进个人、通州区文化文物工作优秀志愿者、通州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工作者、“首都和谐家庭”等荣誉称号。
柴秀香，现任北京市国利门窗厂厂长。她原来是搞养殖的，1994年从原单位下岗后，她没有放弃自身的努力，本着“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认真分析自己的情况，创办铝合金门窗厂，取得了可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致富以后，柴秀香又主动帮助村里三十多个无业、待业的姐妹实现了就业，解决了她们家庭的实际困难。在生活中，柴秀香孝敬老人，与爱人互敬互爱，家庭关系美满和谐。柴秀香先后被区、镇授予“五好文明家庭户”、“首都文明户”，获得了北京市“商海女能人”和通州区妇女就业带头人的荣誉称号。
刘鸣艳，现任北京市媛明印刷厂厂长。在她的辛勤努力和妥善经营下，工厂逐年发展壮大，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一百多人，其中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80%，为村里解决了许多妇女的就业问题，使她们每月都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改善了生活。生活中的刘鸣艳乐于助人，努力维护邻里关系的和谐，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友爱互助。她与爱人互敬互爱，家庭幸福和睦，在村民中有口皆碑。不久前，当刘鸣艳从电视上看到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当地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时候，她马上拿出3000元钱，捐给了地震灾区，奉献了自己的一片爱心。刘鸣艳作为新时代妇女的优秀典范，她先后被评为通州区妇女就业带头人，获得文明十星户等多项荣誉称号。
张湾村媛明印刷厂
刘卫红，现任通州区张家湾镇中心学校校长(镇教育办公室主任)，她是土生土长的张湾村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放弃优越的工作机会，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刘卫红个性独立、好强，教学有方，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和领导同事的赞赏。她凭着执著的热情、不懈的勤奋、聪慧的头脑，在教育战线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张湾村还有许多这样品质出色、能力出众的“花木兰”式女性。在村妇代会的帮助和教育下，张湾村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典型家庭和个人，广大妇女群众自觉遵守国家的政策法规，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她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村妇代会的带领和帮助下，正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幸福的生活。
第四节 铸就人格魅力
虽说人不是因为金钱等外在的物质而有尊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个庞大的商业社会里，在世俗的观念中，“囊中羞涩”有时的确会让人无法挺直腰杆。既然暂时无法改变这种普遍的价值观，那么就只能先去适应它，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妥协，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必须遵循的生存法则。
每个第一次来张湾村的人，都仿佛置身都市花园，倘若不经人指点，你看不出谁是村民、谁是外来居民。甚至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张湾村的村民现在比城里人过得还舒服。”
如果说十年基层书记的经历让刘国利感受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同时让他感受到作为人民公仆的荣誉和尊严，那么，刘国利也同样让今天的张湾村人人有了尊严。他有一句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我不能让我的村民猫着腰出来!”刘国利说这句话时，语调短促有力，眼睛里放射出坚定、自信的光芒。的确，十年前的张湾村，房屋低矮，破败不堪，村民弯着腰从那样的房子里走出来，似乎总也摆脱不了灰土土的形象和气质。可今天呢?他们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有许多额外的补助，他们生病了也不必担心拿不起医药费，退休了、没有劳动能力了也一样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几乎没有一切后顾之忧。在京城郊区这块宁静、宽阔的地方拥有一套面积不小的住房，既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又没有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脱离，夫复何求呢?
刘国利做村官十年，但他在内心深处仍旧是个无所顾忌的人，讲话不会文绉绉的。有一次，他颇有些“愤愤不平”地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农村怎么了?不次于城市!我让我们村人人都有面子，不能丢脸。我们这儿出去的大学生，清华大学两个，还有北师大的，广州的也有，我都是这句话，你们是张湾村人，住在太玉园，你们没有丢脸的事，你们家乡没有给你们丢脸是不是?有同学说到你家，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带他来，告诉他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的家，我的家乡变化很大，欢迎你们来。”
刘国利平日里虽不大讲究吃穿，却非常注意让自己的仪表符合一个村支书的身份。他说，回到家里了怎么着都行，只要出门，不管是上班还是散步，哪怕天再热他都要套件背心或是衬衫，绝不会赤裸上身。他也是这么要求其他人的，普通村民也许还好些，但凡从事服务行业(比如出租车司机)、代表着张湾村对外形象的人群，他都要求人家必须保持良好的形象和风貌，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差池。刘国利这个父母官，实在是细心到家了。
一个民族的贫穷首先是精神贫穷造成的。很多人总是羡慕别人的财富，这是舍本逐末，财富来源于高贵的情感。在中国，仍有富而不贵之人，做高官却卑下的也大有人在;很穷困的人照样可以很高贵，这不是以自己的情感来决定的，而是由给予别人和社会的责任感来决定。刘国利带领张湾村人建立了自信和尊严。
第五节 知足与不知足
张湾村村民还有一点十分难能可贵，就是他们知足，懂得感恩。
记者曾经在村里随机采访过一个保洁阿姨，这位阿姨以前家里住三间平房，后来旧村改造，有了许多福利政策，物业公司招人，她就去报名，所以有了现在的工作。阿姨在谈话中似乎认为张湾村改造没有旁边不远的“祥和家园”好，但是她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和知足。她说:“要是没有刘书记，我们现在还不定什么样呢!”
许多村民都是这么想的。如果说村民天天为他们的书记歌功颂德，那也是不真实的。农村人的感情总是更加含蓄、内敛，他们的感恩是表现在行动中的。养老保险一个月给400，别村有给800的，刘国利从来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村代表自己就会说:“他们那多少人啊，咱这儿多少口人啊!要跟穷村比，咱们强多了!”
我们在遛弯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大爷，他说:“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再到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五十年，我都经历了，可就打1999年开始，我们村变化最大了，翻天覆地。刘书记这个人，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张湾人，我看着他长大的。他16岁就到外边闯世界，广东、江苏、浙江、上海什么的，全国他都跑遍了，见的世面多，头脑灵活又好使，十年时间把一穷二白的张湾带上了富裕之路。没有刘书记带领两委班子，我们到今天这个样子，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一位身患白血病十多年的患者家属说:“没有刘书记带领的两委班子领导，我们家早住鱼池了，哪有这么好的家呀!”
归根结底，是刘国利把工作做到“份儿”了，他尽可能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百姓的要求其实一点都不高，安居乐业，实现了这一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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