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福都享过

第十章　什么福都享过　什么苦都受过

第一节　妈妈放手

刘国利在潞河医院锅炉房勤勤恳恳工作了五年，如果说遇见柴秀香是人生的一个重大变化，那么，时光走到1984年，刘国利生命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悄然到来，而无论是柴秀香，还是刘国利本人，当时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一次转折，成为了整个人生写意中至关重要的一笔。

变化来源于另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刘家二哥刘国江。

刘家二哥属羊，比刘国利大8岁，可他的性子却一点不像温顺的羊，体格健壮、声如洪钟的二哥仿若一头下山的猛虎。与体弱多病的刘国利不同，刘二哥小时候身体特别棒，据他自己说，童年就已经有一百八九十斤了，还练过拳脚、摔跤，打起架来一个人能对付十个，厉害是远近出了名的，但却不是乱欺负人，颇有点行侠仗义的风范。

二哥初中毕业也没有继续读书，在生产队上钉了十三年的马掌。当时一说“张湾村钉马掌的老二”，远近都知道，都害怕。

时间的年轮转到1978年，这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它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开始。这次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此后的六年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启动阶段。改革的主战场首先在农村。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在整个农村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农村体制改革的浪潮，也就是实行“大包干”。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里的工商企业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即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这一阶段整个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而市场调节的部分刚刚开始萌生，改革特点在于正逐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到1982年，二哥终于按捺不住独自闯荡的雄心，出村去做了一名建筑工人，用张湾村人的话说，就是“搞建筑”去了。所谓“搞建筑”，一开始就是在工地上给城里人盖房。以前，大人们在劝说他们的儿子要读书上进时总是这样说的:“好好上学吧!不上学了将来做什么?到建筑队去?吃苦受累的!”但是话语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建筑队恐怕还不只与吃苦受累联系在一起，它还是一个“出力多，拿钱少”的行当。二哥也许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最早的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了。那时，“搞建筑的”都是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他们便在行包中放上瓦刀等工具，陆续地离开了家乡;到了麦收的时节，又会看到他们扛着行包返回村子中;短暂的麦忙之后，又匆匆离开;到了秋收的时候，又会归来，周而复始。歇得晚，起得早;干得多，拿得少;吃的也不好，住的也不好。受母亲的影响，刘家兄弟身上都有着坚毅、好强的品格，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好。所以这样过了没两年，二哥就慢慢干得有起色了，买了房子和车，不再跟着别人干活，而是有了自己的包工队，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刘家五兄弟特别团结，二哥富起来了，就想着怎么也能让其他兄弟富起来。大哥很早就在铁路单位有自己的事业，老四在外当兵，这时候刘妈妈就提出，让老三、老五跟着老二出去闯闯。刘妈妈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对老三倒还放心，因为从小顽皮惯了，自己也在外面干了几年。可是老五刘国利从来就没离开过母亲身边，刘妈妈虽不娇惯孩子，可毕竟是最小的儿子，他干什么刘妈妈都不放心。就拿学车这件事来说，张湾村别的年轻人很早就学会开车了，包括刘家这几个兄弟。可妈妈就是不让刘国利学，刘妈妈说:“那么大个汽车，你玩儿不转，不行，你别学了。”小五又格外听妈妈的话，从来都不会跟妈妈对着干，所以刘国利一直到90年代后期才学会开车。

但是，刘妈妈深知对孩子的宠爱不等于溺爱，提高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力，才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她虽然没有当面问过小五，可她也知道他在潞河医院并不十分开心，所以这一次，刘妈妈决定“放手”了。

第二节　当家二哥

老母亲发话，二哥也有意带带兄弟，这事就成了。刘国利很兴奋，仿佛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曙光。1984年5月，刚满21周岁的刘国利从潞河医院辞职，和三哥一起到了二哥的包工队。

二哥把兄弟俩叫到跟前，先打了个“预防针”:“我跟你们说，这搞建筑可不比在家里，也不比干别的活，风吹日晒，怎么苦怎么来，既然干了，你们就得有个思想准备，到时候打退堂鼓我可不干。”二哥极有威严地说完了这些话，瞧着俩弟弟的眼睛，好像要他们下个保证似的，三哥鸡啄米似地点头，刘国利倒不言语，他心想，只要能够祖国各地走走，什么苦他都坚持得下来。

到了工地上，二哥并没有因为是自家兄弟而特别优待老三老五，一是当时买卖还没有做到那么大，人手不够;另一方面，二哥也有意锻炼两个弟弟，一到队里就让他们从最基础的活干起，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从这个意义上说，总是自称“没有文化”的二哥，却有着“教育家”的天分。老三干的是壮工，老五干的是瓦匠。工地上的瓦匠有大工、小工之分，大工是垒墙的，技术活;小工则是打下手、来回搬运砖之类。刘国利干的是大工。

建筑工人的辛苦，比起锅炉工还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太阳还没有露出脸，刘国利和其他工人便要起身开工了。只有吃中午饭的时候才会有短暂的歇息时间。吃的是什么?随意切好的白菜、萝卜等倒进锅里煮熟了，滴一些油，再撒上一把盐，搅匀了，菜也就做好了。傍晚，太阳已落山，却还不见他们收工。这样的“两头不见太阳”的活儿，有很多人撑不住，在工地上偷偷地哭泣……有一首小诗是这样写的，再恰当不过:

瓦刀一把闯天涯，掌上长开老茧花。

浴日非关壮筋骨，凭栏岂为赏烟霞?

砌成广厦难容我，索得微薪未养家。

浊酒劣烟成小聚，情牵老小话桑麻。

一天下来，刘国利经常抓砖的那只手上全是血泡，甚至无法动弹。回到住的地方，只能睡用竹板搭起来的一排排的床铺。但这个时候的刘国利，心里是有盼头的。相传，有一位哲学家来到一个建筑工地，分别问三个正在砌砖的工匠:“你在干什么?”第一个头也不回地说:“我在砌砖。”第二个工人抬头看了看说:“我在砌一堵墙。”第三个工人满怀憧憬地说:“我在建一座教堂。”听完回答，哲学家马上就判断了三个人的未来:第一个人心中眼中只有砖，他这一辈子能把砖墙砌好就不错了;第二个眼中有墙，心中有墙，好好干，能当个工头什么的;唯有第三位，必成大器，因为他有远大的目标——他心中有一座殿堂。人的志向犹如信仰，它是指引人成长进步的目标，有了它，就有了进步的方向和动力。如此，守着一份平凡的工作，才可以在机遇到来的时候，一举不凡。刘国利就是那“第三个工匠”。以前他经常坐在煤堆上看天，现在开始盖楼房，似乎离天空又近了一些，想到这个，受再多苦，他一咬牙也就挺过去了。

随着二哥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他也觉得，两个弟弟摔打的差不多了，于是就给他们分别“升职”，老三当了工长，老五成了业务员，负责财务。刘国利从小踏实肯学的个性此时又表现出来。当了业务员后，他抓住一切机会学习，积极钻研业务。刘国利老实、勤快、谦虚、聪明，行业里的“前辈”们见了他，都愿意教他一些东西，所以他很快就把建筑行业的各种规矩窍门摸透了，偶尔也学着二哥去和人家谈些小笔业务。二哥见他这么上进，也非常高兴。

兄弟三人在一起干了五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二哥认为不该再把两个弟弟圈在自己手下，到了放手让兄弟们自己出去打拼的时机了。分了设备和人员，又一次，二哥将两个弟弟“推”了出去。

民间有话说:长兄如父。刘国利的父亲去世早，大哥进入国企单位。而刘家真正起步、发展乃至辉煌，可以说都跟建筑行业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最先“搞建筑”的二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个大家族的灵魂人物。他真的像父亲一样，从思想、事业、生活各个方面，帮助、影响着刘家兄弟。后来有人问起刘国利:事业这么成功，谁对你的影响最大?刘国利毫不犹豫地说，除了妈妈，就是二哥。

第三节　另起炉灶

离开二哥，刘国利和三哥感觉到，虽然少了些许束缚，也多了份迷茫和忐忑。

1990年，刘国利从二哥的建筑队里分出来单干，一开始只是包点小工程，或风险、投资比较小的项目，并没有完全脱离二哥的羽翼。设备是二哥给的，人员是二哥分配的，甚至一开始的生意都要靠二哥照顾。二哥入行早，人脉广，社会资源自然要丰富得多。因此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二哥找来生意，安排给三弟、五弟以他的名义去干，赚来的钱归弟兄俩。一来二去，慢慢熟悉起来，才渐渐摸出点门道。

可是就在事业稍有起色时，刘国利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加上这两年摸爬滚打着扑腾，生活没有规律，营养跟不上，导致故疾又犯。脾大、血小板少，刘国利差不多一年就要住两次院，曾经抽过7次骨髓、3次胸髓，夏天睡觉都要盖着棉被，1987年还差点做一个大手术，好不容易积攒的那点钱，全花在医药费上了。后来经过调养和妻子精心的照料，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这时，和他同时起步的三哥已然闯出了自己的天下，经济条件也比刘国利好出一大截。

当时五兄弟中，只有刘国利家条件最不好。生性要强的柴秀香睡不着觉了。秀香跟刘国利说:“小五，你看你们哥儿几个谁都比咱们有钱，爷们儿一有钱了，媳妇都挺牛的。人家怎么都有钱，我们怎么就没钱呢?”虽说都是亲兄弟，可兄弟之间的感情有时也很微妙。女人天生的敏感和强烈的自尊心，令秀香不愿意让哥哥有“是我在养活着你们”这种感觉，哪怕哥哥可能完全没有过这种想法，但是一旦这个念头在她柴秀香的脑海里产生，就会久久挥之不去。所以，等到刘国利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后，秀香就向她的丈夫提出这个大胆的设想:不再依赖二哥，单干。

其实刘国利自己也早有这个想法，追随二哥的脚步已远远不能满足他跃跃欲试的事业心。夫妇二人一拍即合，并且共同商定，仍然做建筑行业，毕竟刘国利积累了许多经验和人脉，哪怕就是给人家盖“房墩儿”(即平房——作者注)，也是自己的一番作为。

1995年，刘国利已经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这一年，他和他勇敢、有主见的妻子选择另起锅灶，从零开始，不再仰仗兄长的帮助。秀香对丈夫说，你老给人家干，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管怎么样，你自己去闯闯，赔了就赔了，赚了就赚了。这就是刘国利与众不同的妻子，别人生怕丈夫有个闪失，她却鼓励他大胆向前踏出第一步。

一开始没有钱，秀香把从做姑娘起自己打工、干小活攒的钱拿了出来，夫妇俩又拿出全部积蓄，再借了点，加起来有18万元，就用这些钱作为原始资本去给人盖房，第一年就赚了40多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刘国利和柴秀香兴奋得好几宿没睡着觉。任何事情只要开了个好头，接下来的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第四节　人生突破

1984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展开阶段。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是相当大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带来了又一次的思想大解放。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将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对于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来进行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即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科技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这八个方面可以归纳为“八柱”，支撑着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栋大厦。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从1985年到1999年，是刘国利积累个人财富的14年。

创业永远都是王者的游戏，绝不会一帆风顺，需要的是试一试的勇气和胆量。创业亦不同于炒菜，不可能等所有的配料都备齐了再点火下锅。最初的阶段，刘国利基本上是在“凑钱”中度过的。四处跑业务，性格内向的他开始学着与人周旋、用最有效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时候在建筑行业最常见的一种资金融通方式就是“三角债关系”，“三角”即投资商、承包商、建筑商。如果投资商不能按时付款，反映在最底层就是工人拿不到工资。一个庞大的计划社会突然开始向商业社会转变，突如其来的自由让人意识到更多的束缚，而要想突破这些束缚，很多时候必须要牺牲道德上的优越感，才能换回物质和利益上的丰盛。刘国利却从来不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因为从小妈妈就教导他们不能违法，不要亏待别人。所以不管怎么困难，他都要千方百计筹到钱，从不拖欠工人的工资。他替工人着想，工人也懂得感恩，反过来为他着想。有一次，工人们自发地把发给他们的工资又筹上来交给刘国利，他们说:“咱们这儿用得着钱就先用着，我们信得过你，等挣了钱再发工资。”刘国利感动极了，在最艰难的时期，刘国利就是靠着自己的人格魅力，凝聚了这样一批什么都不图、甘愿同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兄弟在身边。

小蜗牛问妈妈:“为什么我们要背这么重的壳，蝴蝶就不用?”

蜗牛妈妈说:“因为蝴蝶有翅膀，它受上帝的宠爱。”

小蜗牛又问妈妈:“为什么蚯蚓不用背这么重的壳?”

蜗牛妈妈说:“因为它有家，受大地的宠爱。”

小蜗牛哭了起来，蜗牛妈妈说:“我们不靠天，不靠地，我们靠自己。”

从做泥瓦匠到业务员，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从跟着二哥、事事需要二哥的指点，到另立门户自己创业，这十几年的不懈奋斗，个中辛酸，只有刘国利和他的妻子知道。看着银行账户上的数目滚雪球般增长，的确如刘国利自己所说:“什么福都享过，什么罪都遭过。”

刘国利习惯于把挑战当机遇，愈挫愈奋;视苦难为营养，永远乐观。苦心人，天不负。贫穷让刘国利早早地懂事，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坚强，成为一个困难打不倒的男子汉。“在最贫困的日子里，我反而觉得自己最富有;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却认为自己最幸福”，成功后的刘国利感言。只有当我们战胜贫穷，走出贫困，它才会成为一项资本，成为在今后的人生中支撑我们奋发向上的不竭动力。在贫困中，我们要怀抱希望，勇敢面对，克服自卑，克服无望，积极行动，全身心投入，坚强执著地拼搏奋斗，朝理想目标前进。终有一天能战胜贫穷、走出贫穷，只有那一天到来，贫穷才是一项资本。“积土成山，积水成渊。”刘国利不断地积累着自己的财富和能力，飞跃必来，突破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