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宁波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都会城市。
就在明州城的三江口，满载唐绫宋瓷的商船由此离港出海，肩负文化交流使命的高僧、学者在此整装待发；遣唐使、遣明使解缆登陆，商船蕃舶、奇珍异品纷至沓来……
唐宋以来，三江口贾舶交至、帆樯林立，蕃商云集、五方杂厝。在港口与运河之间，朝贡的、贸易的、求佛的、问学的，日本人、高丽人、波斯人、暹罗人，各路蕃客来往如梭，明州城的大街小巷回响着来自八方的奇特口音。
明州城以自己包容天下的开放胸怀，书写了千年的辉煌。
而今，历史的烟云散去，徜徉繁华的都市，三江口的喧闹已然平息，帆樯已然消失，红砖绿瓦间历史的印迹日渐模糊。也许只有在街巷的深处，高楼的角落，不期然会邂逅那段历史。虽然只是一块碑，虽然只有一块匾，但依然顽强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那些可能再也无人关心的故事。
不过，还是让我说说波斯巷和高丽馆的故事吧，因为或许还能从中依稀瞥见明州城那古老的背影。
波斯巷
月湖西畔，过虹桥头至后营巷，在一片拆迁过后狼藉的瓦砾堆中，坐西朝东，坐落着一座长方形的清真寺，这就是宁波古清真寺，它曾是浙东地区唯一的伊斯兰教寺院。
清真寺青砖拱形门，门额有砖雕“清真寺”三字，楼上为“望月楼”。进门为天井，左为清代石栅栏门；进门又一天井，东为照壁，西为五开间单檐硬山顶平屋，中间两门，门额上方为石雕“古清真寺”。
穿过月亮门，有直廊进入内院，直廊两头各悬一块匾额，一曰“西域咫尺”，为光绪年间题匾；一曰“教一清真”，为乾隆年间题匾。内院南北为三开间讲堂，正西为礼拜大殿，三开间。大殿正门悬挂民国时期“万殊归一”匾额一块。殿内悬挂阿拉伯文匾额三块，正面的“米罕拉布”镌有穹顶式经文。
整座清真寺占地751平方米，面积不大，却古朴幽静，深藏在民居之中，沉默得如同遗世独立的老人。清真寺历尽沧桑，几经兴废，却一直顽强地延存至今。
据记载，明州城最早的清真寺建于宋咸平年间，俗称回回堂，并不是现在的地址，而是位于当时市舶务边的狮子桥北侧。
波斯人何时开始来明州港的？这可能得由地底下的陶器残片来回答。20世纪90年代，在宁波唐宋子城遗址、东门口古城遗址、天一广场（波斯巷遗址）等处，都出土了唐代的波斯陶器残片，而且在唐城地坪中出土了多块。
与此相呼应的是，在波斯地区和阿拉伯地区陆续出土了唐代明州上林湖生产的越窑青瓷。波斯陶与越窑青瓷的出土，证明了早在唐代波斯人与明州就有着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
而这种交流，正是起源于明州的对外开放——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
早在公元7世纪初，强盛的阿拉伯就开始向东方富庶、文明的大唐进发。晚唐时期，明州开通了世界海上贸易航路，逐渐成为著名的港口。装满越窑青瓷的商船从明州港出发，经泉州、广州运到马来半岛，再由波斯商人过印度洋，运到波斯湾至阿拉伯国家，并由阿拉伯传到欧洲。而波斯商人又将阿拉伯—波斯湾地区盛产的香料通过东南亚运到明州。
就这样，明州—东南亚—波斯湾地区的东南亚贸易圈孕育形成了。而盛产丝绸与青瓷的明州，无疑成了这一贸易圈的一大重镇。丝绸与青瓷，把阿拉伯—波斯湾的穆斯林商人带到了东方的明州。
至迟从北宋开始，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定居下来，并把他们信仰的宗教也带到了明州。当时中国人把他们与东南亚商人统称为“番客”。由于他们往往集中居住在东渡门内，在旗杆巷设有波斯馆，因此，这一带被称为“波斯巷”，官方也称为“番坊”。“番坊”内的日常事务由他们自己选出的首领负责管理。为了宗教生活的方便，宋咸平年间（998年—1003年），在城东南市舶司旁边的狮子桥北侧，建起了宁波历史上第一座清真寺。
这些番商通过明州港，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装上远洋帆船，运到波斯湾—阿拉伯地区，并转输至欧洲，由此传到世界各地。
到了元朝，由于蒙古人西征，大量的阿拉伯人、西亚人、中亚人被编入“探马赤军”来到中国。出于宗教生活的需要，他们居住在一起，形成相对固定、集中的区域。此时的穆斯林已经成为“土生番客”或“五世番”。
元至元年间（1264年—1294年），庆元府的穆斯林迁至城东南海运公所以南冲虚观前，就是现在的宁波开明街右营巷。
来到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回纥人，以及部分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为了与当地汉人交流，学说汉语，穿汉服，与汉族妇女通婚，逐步放弃了母语和传统的大袍。到明末清初，中华大地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多种族人群共同信仰一个宗教而形成的、既不同于传统的阿拉伯人又不同于传统的中国人的独特的群体——回族。
也是在那个时候，宁波出现了真正的回民集中居住的社区。区内有清真寺、学校，回民以清真寺为中心，环寺而居。其他地方则鲜有回族人居住。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一名商人看好原清真寺地块的商业价值，与清真寺执事协商，出资将清真寺迁至月湖西侧的后营巷，即现存的清真寺寺址。
除了清真寺、波斯巷，回族人还给宁波留下了其他一些印迹。共青路宁波二中对面，旧有一座“将军第”，系大同回族将军镇守宁波时建造，其后人至今已传有十四代。西门外原有一处埋葬“番客”的回族墓地，阿拉伯式样的墓葬立有镌刻着阿拉伯文饰的墓碑。
波斯巷不见了，但穆斯林文化留了下来。文明的交流就是这样，到最后总是体现为文化的交融。
宁波以广纳天下的胸襟、包容万象的气度，接纳了佛教，接纳了伊斯兰教，最后也接纳了基督教。三大宗教在宁波和谐共处，共同构成了港城宁波的文化底色。
波斯巷，是宁波港通天下的见证，更是宁波开放精神的见证。不仅波斯人，东南亚商人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明州。他们或为朝贡，或来贸易，总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宋史》记载，宋淳化三年（992年）十二月，阇婆国（今印尼爪哇）遣使来宋朝贡，由中国商人毛旭做向导，经过60天航行，到达明州。阇婆使臣带来了象牙、白鹦鹉、玳瑁、龙瑙、丁香等贡品，宋朝皇帝则回赐了大量的金币，还有良马、戎具等。
对于千里迢迢泛海而来的外商而言，宁波是一座充满人情味、给人安全感的商贸城市。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赵伯圭任明州知州。当时真里富国（今柬埔寨）有个大商人长期在明州经商，年老病死，没有后代，遗有巨额资财。有的官吏提出将这笔财富没收，赵伯圭不同意，他说：远来之人，已遭此不幸，怎忍心去图其财呢？马上备棺收敛，派人送归故国，发还财产。
过了一年，真里富国专遣一名使者来明州表示谢意，说：已故商人的家属，把明州归还的财产全部捐献，造了浮屠，上面雕着赵伯圭像，日日为他祈祷。
高丽馆
“悠悠信风帆，杳杳向沧岛。商通远国多，酿过东夷少。”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的诗《王司徒定海监酒》，描述的是当时明州海外贸易繁荣的景象。定海就是现在的镇海。
当时，明州作为两宋重要的贸易港口，吸引了日本、高丽、真里富、占城（今越南）、婆罗（今印尼）、大食（今阿拉伯）诸国商人来华贸易。而外国的商船归国多在镇海口放洋。
与明州往来最密切的自然是日本、高丽两个“东夷”国家。日本与明州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两地贸易、文化密不可分。为了接待日本朝贡使团，明州曾建有专门的国宾馆——嘉宾馆。
其实，明州与高丽的交往同样十分密切，明州也曾为高丽使节建过国家级迎宾馆——高丽使行馆，而且在时间上还远早于嘉宾馆的建造。
最早提议在明州设立高丽行馆的，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宋神宗熙宁年间，鉴于来明州的高丽使者及商人日益增多，时任明州知州的曾巩为了“存恤外国人”，曾上札建议：“欲乞今后高丽等国人船，因风势不便，或有飘失到沿海诸州县，并令置酒食犒设，送系官屋舍安泊，逐日给与食物，仍数日一次，别设酒食，阙衣服者，官为置造，道路随水陆，给借鞍马舟船，具析奏闻，其欲归本国者，取禀朝旨，所贵远人得朝廷仁恩待遇之意。”希望官府有专门的屋舍安置高丽来客，并管待酒食，甚至置办衣服。
于是，宋政府就在明州州城延秋坊设置同文馆，以招待高丽蕃使。据考，《宋史》中最早记载的延秋坊，应为宜秋坊，宝庆《四明志》云，其馆位于城西北厢。这是高丽使馆的前身。
当时，高丽几乎年年都遣使臣前来朝贡，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服饰、音乐、绘画、科技、宗教等各个方面，开始更广泛地传播、影响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北宋末期，这种交流达到一个高峰。
熙宁七年（1074年）以后，由于北路为辽国所阻，应高丽使臣要求，北宋政府同意高丽使者改在明州登陆。
北宋与高丽的航线，熙宁以前多走北路，一般在山东登州出海，高丽使节或商人也在登州或密州登陆。熙宁以后，宋船从明州定海出发，越过东海、黄海，沿朝鲜半岛南端西岸北上，到达礼成江口。这条海路被称为南路。
高丽使节和商人到明州后，经浙东运河北上杭州，再沿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到达汴京。
自熙宁以后，宋丽两国使团均由明州港出入，很少例外。
元丰元年（1078年），宋廷在明州兴建第一码头——利涉道头。同年，派遣安焘、陈睦乘坐明州造的万斛神舟，自镇海起航出使高丽。
元丰二年（1079年），朝廷特地赐明州置高丽贡使馆名曰“乐宾”（前身即为同文馆），置亭名曰“航济”。航济亭遗址在今镇海城关，南大街路与城河路的交叉口。所谓亭，是驿亭、客舍之意。航济亭就是专门用来招待漂洋过海而来的高丽使臣住宿的高级宾馆。
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作了进一步规定，凡“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明州成为发放前往高丽、日本贸易执照的唯一合法港口。从此，从明州赴高丽的舶商日益增多。
据统计，有宋一代前往高丽的航海者，史书记载的达5000余人之众，官方的“航海外交”有记载的，高丽遣使来宋57次，宋使前往高丽也有30次，人数多的一次达200余人。宋丽“航海外交”显然大大超过前朝。
政和七年（1117年），明州籍官员楼异看到明州城内高丽使节纷至沓来，市舶司收入年年递增，在他即将赴任随州知州之时，向宋徽宗建言：遵元丰旧制，在明州设高丽司名曰“来远局”，以招待高丽使者。同时，造两艘大船和百艘龙舟（“百舵画舫”），停泊在甬江口招宝山下，以供高丽使者每年来宋朝贡时使用。
至于筹建高丽司的经费，楼异胸有成竹地建议：将明州西郊广德湖“垦而为田”，可得湖田七百二十顷，每年可收谷三万六千石以充经费。宋徽宗听了十分高兴，立马将楼异改任为明州知州，并出内库钱六万缗，作为造船的经费。
因此，明州置高丽使行馆，是得到宋徽宗钦批的，在大宋国可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使馆，它也是江南唯一的高丽使馆。
高丽使行馆选址月湖菊花洲。宋代的月湖是明州城内最为繁华之地，世家云集，文人荟萃，是明州文脉之所在。
有钱有地，又有皇帝的鼎力支持，楼异一面组织填埋广德湖，一面纠集工匠，还调来了温州船场的工役，很快，一座重檐叠楼、高大壮观的馆舍，在月湖东岸宝奎巷矗立起来。
广德湖被废，田倒是有了，租也收上来了，但鄞西七乡之田从此失去了灌溉水源，长期干旱，产量锐减。当然，这是后话。
高丽使行馆主要承担两个功能：一是安顿高丽使者的食宿；二是作为栈房储存货物。在高丽使行馆储存的货物有两种：一种是从高丽运来的朝贡货物，这些货物在三江口经过抽解，即缴纳十分之一的船舶税后，余下的大部分由明州官府“博买”、“和买”，即由官府统购，其“价值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或付以铜钱，或以货易货，所易的货物，主要为丝织品、瓷器、茶叶、书画、乐器、雕塑品等。
另一种为朝贡品，如宋廷需要的高丽药材、漆器等。这些贡品在使馆短暂安放后，即沿水路经杭州，溯运河而上，至开封后上贡宋朝皇帝。宋朝皇帝按例予以回赐，一般情况赏赐品的价值远远高于贡品，如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赐以“万缣”；元祐五年（1090年），赐银五千两。回赐品运回明州后，就安放在使馆内。
待风顺后，高丽使者将朝贡贸易所得的货物及货币装船，从明州港出海运回本国。
当时，除了高丽使节之外，商贾、留学生也纷至沓来，寄寓高丽使行馆。一时间，月湖畔异国之音不绝于耳，异域风情十分浓厚，而周边百姓却也泰然处之，习以为常。
高丽使团规模较大，通常百人以上。使团一到，宋廷就立即派明州官员接引，一路笙歌，引至高丽使行馆安顿。回国时则派五十名士兵充作卫兵和仪仗队一路护送，沿途地方长官也依礼出城相送，场面甚是壮观。
作为礼尚往来，凡宋朝使臣或“民间贾人至境”，高丽也“遣官迎劳”，在开京（今朝鲜开城）专供宋使下榻的顺天馆隆重接待。宋朝皇帝和高丽国王经常接见并宴请对方的使臣，赏赐大量礼品。来来往往，煞是热闹。
高丽使行馆自政和七年（1117年）批准之年算起，至隆兴二年（1164年）四月最后一批高丽使节来宋，历经北宋政和、重和、宣和、靖康，南宋建炎、绍兴、隆兴等时期，前后延续近半个世纪。
高丽使行馆最终毁于金兵的一把火。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八月，金兵渡江南下，铁蹄直逼临安，宋高宗率群臣弃城仓皇出逃，金兵一路追至明州。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明州城破，宋高宗再次出逃。二月，金帅完颜宗弼下令从明州退兵。撤走时，下令火烧明州城，明州城基本上被焚掠一空。高丽使行馆就在这一次劫难中荡为灰尘。当时，位于镇海口的航济亭也被付之一炬。至此，航济亭存世五十余年，共接待高丽使团十四次、宋使四次。
高丽使行馆的焚毁，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宋王朝的没落，也标志着宋朝与高丽朝贡贸易的终结。此后，高丽屈服于元朝的残酷统治，逐渐退出官方的海上贸易。
崔溥《漂海录》
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以后，宋丽之间的交往，由官方让位于民间。
据郑麟趾《高丽史》记载，宋代商船航行至高丽的有120多次，每次少则几十人，多则100多人，其中不少是明州人，几乎十之八九是从明州港始发或中转的。
元时，中国的茶、瓷器、丝织品、书籍等对高丽的输出依然不断增加。元代中期，庆元（即宁波）大埠始发的最大一艘贸易船，行驶到朝鲜半岛木浦沉没。后经考古打捞，从这艘贸易船中打捞出陶瓷器20661件，石器43件，其他杂件574件，金属制品729件，铜钱28吨。可见当时贸易规模之大。
元末战乱，不少浙江民众为避战祸，远渡高丽。著名的如宁波望族张氏，“尝以避兵入高丽”，入明还里后，“人遂称为‘高丽张氏’”。其后人张伯庠在明武宗时曾任芜湖、靖安知县。张伯庠与清初殉难的张苍水、张槤，被称为高丽张氏一族的“三望”。
另一名明州人唐诚也在元季因避兵北渡高丽。朝鲜李氏王朝建立后，唐诚“专掌事大，官至恭安府尹，赐籍密阳”，《李朝实录》称他“历仕中外，通晓律令，遇事敢言”。1413年，唐诚77岁时在朝鲜去世。
明初，在继最先的安南之后，明朝与高丽也正式确立宗蕃关系，两国的经济往来被纳入朝贡贸易体系之中。李氏统一朝鲜后，朝鲜仍然与明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
朝贡贸易之外，明朝与朝鲜的商贸主要由浙江私商赴朝进行。嘉靖十六年（1547年）十二月，浙江巡抚朱纨在向明世宗报告时曾讲到，近年下海的商民“被执于朝鲜者九百九十三名，其交通佛郎机、日本、暹罗、彭亨、倭夷”。可见，在朝贡贸易之外，浙江仍有相当多商人违禁渡海与朝鲜贸易。
浙江地处东海之滨，海运发达，因此常有运粮船只和出海民船遭风暴漂流或为倭寇掳掠，辗转来到朝鲜，朝鲜政府总是给予关照帮助，并妥善遣回中国。仅据《李朝实录》一书统计，1404年到1448年的44年间，由朝鲜遣还的浙江官民就有9批之多。同样，如遇朝鲜漂流而来的渔民，明朝政府也往往加以礼遇，设法送回。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应是崔溥漂流事件。
崔溥系朝鲜官员，明弘治元年（1488年）一月，因去海岛祭祖遭遇飓风，43人在海上漂流14天，在即将“山穷水尽”之际，终于在“大唐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牛头外洋”（今三门县）安全着陆。
当时，明州与高丽间的航行时间，一般为5至7天。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由明州定和洋，绝海而北，舟行皆乘夏至后南风，风便不过五日即抵岸焉。”
航海时间的长短，主要还得看风向而定，如遇顺风，则“历险如夷”，如遇“黑风”，则“舟触礁辄败”。所以，来回航行必须掌握好季风的特点。一般从明州至高丽多在七、八、九月，乘西南季风；回航多在十月、十一月，乘东北风。
当时正值一月，本非航海良机，因遇风暴，所以崔溥在海上漂泊了14天，才在三门湾靠岸。
登陆之初因语言不通，崔溥等被当地居民怀疑为倭寇。居民自发押解送官，后经“桃渚所”（今台州临海桃渚镇）、“越溪巡检司”（今宁海越溪乡）等边防官员审核，始知他们确系来自友好邻邦朝鲜，随即受到中国官方的礼遇。
于是，崔溥在明军的一路护送下，自宁海抵宁波，由浙东运河行抵杭州后，溯京杭大运河北上到达北京，然后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朝鲜。崔溥在中国总共逗留了135天，行程四千多公里。
回国后，他用汉文写出了《漂海录》一书，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全书共5.4万字，涉及明朝弘治初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中国明朝海防、政制、运河、城市、地志、民俗的重要文献。
《漂海录》也大量记载了宁海县、宁波府及浙东运河的地理、风貌、习俗等，对了解那时的宁波很有帮助。
《漂海录》记载：“棹至宁波府城，截流筑城，城皆重门，门皆重层，门外重城，水沟亦重。城皆设虹门，门有铁扃，可容一船。棹入城中，至尚书桥，桥内江广可一百余步。又过惠政桥、社稷坛。凡城中所过大桥亦不下十余处，高官巨室，夹岸联络，紫石为柱者，殆居其半，奇观胜景不可殚录。棹出北门，门亦与南门同。城周广狭不可知。府治及宁波卫、鄞县治及四明驿，俱在城中。”
这里提到的北门应为望京门，其实是西门，崔溥大概记错了，因为北门是没有水门的，宁波只有南门和西门有水门。崔溥是从南门水路进城，然后坐船从城中的内河经尚书桥、惠政桥，由西门出城。
崔溥的《漂海录》成了后世传递中韩友谊的历史媒介。2002年7月，崔溥后裔108名代表来三门湾寻找祖迹，在宁海越溪乡巡检司城旧址，为“崔溥漂海事迹碑”揭碑，中韩共同植下友谊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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