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国里云

扶桑国里云_丝路听潮：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世路艰危别故人，

相看握手不知频。

今朝宿露亭前客，

明日扶桑国里云。

这是天童寺僧人无学祖元在东渡日本时吟诵的一首《离别诗》。面对遥远的路途、陌生的国度，祖元禅师的心境是苍凉的。他把自己比作一朵云，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东渡的行程。

中日文化的交流，最初主要是由僧人完成的。尤其是在佛教兴盛的唐宋时期，僧侣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主要担当者。

一方面是日本留学僧横跨东海取经求法，另一方面是中土高僧大德远渡重洋传教弘法。中日文化出现了以佛教为纽带的特殊交流方式。

为了赴日弘法，这些僧人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困顿。他们被官府追捕，为同侪非难，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涉鲸波之险，在异国他乡忍受着难言的孤寂与磨难。

他们凭着一腔弘法的热情和宗教式的坚忍，在巨浪滔天的东海，踏出了一条文化之路，一条友谊之路。

我们无法想象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或许这是一种佛缘，或许出于一种使命，一种文化的使命。如果没有他们舍我地“送出去”，日本的文化也许将会出现不同的面目。

鉴真

唐天宝元年（742年），十年之期眼看要到了，荣睿和普照焦急万分。九年前，他们受日本奈良朝廷的委托，随第九次遣唐使船来到大唐，准备聘请高僧赴日传授戒律。

九年来，他们往返于洛阳、长安之间，一边学习戒律，一边拜谒名僧。其间，他们成功邀请到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璿前往日本，但还是未能打开局面。他们也曾拜访了长安几位颇孚众望的律学大师，但没有一人愿冒生死，远渡重洋。

正在此时，大安国寺僧人道航向他们推荐了自己的师父鉴真。荣睿和普照当即南下扬州，在大明寺拜见了鉴真大师，提出：“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愿大和上东游兴化。”

鉴真说：“昔日听说南岳慧思禅师寂化后，转生到了日本国，成为王子。王子笃信佛祖，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听说，日本国有一位长屋王崇敬佛法，曾制作袈裟千件，每件绣有四句偈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托人把袈裟带到唐朝，分赠给众僧。以此看来，贵国确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

说到这里，鉴真转向底下的30多名弟子，问道：“有谁愿意答应远方客人的邀请，前往日本传法？”众弟子面面相觑，无人应对。沉默了好一会，弟子祥彦才打破了寂静：“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众弟子纷纷附和。

鉴真厉声说：“是为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听到年过半百的鉴真大师要亲自东渡弘法，弟子祥彦赶紧说：“大和上若去，彦亦随去。”道航、道兴、如海、思托等21人也同声表示，愿陪师父远涉重洋，东渡日本，弘扬佛法。

鉴真东渡属于日本人向他个人的私聘，当时海防严，唐朝不允许私人渡海出国。鉴真当时也并未向扬州地方官或朝廷申请，因此属私自出国，是不被允许的。

第一次东渡由于高丽僧如海的告发而夭折。四个月后，荣睿、普照等人从狱中获释，继续筹备东渡之事。他们用80贯钱买了一艘军船，采办了必需的粮食、药品、用具和文物书籍，还雇了18名水手，招募了85名工匠。

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鉴真一行从扬州出发。但出发不久，就在靠近长江入海口的狼沟浦（今江苏南通狼山）遇到飓风，船只破损，无法前行。

在下屿山（今嵊泗列岛的下川山）休整一个月后，待风向合适，鉴真一行再次起航。但刚刚行至乘名山（今嵊泗列岛的嵊山岛）附近，飓风又起，风急浪高，船只不幸触礁，船破沉海，船上的粮食、淡水等也沉入海底。船上人员慌乱爬上荒岛，在又冷又饿又渴中度过了三天。

直至第四日风平浪静，出海的渔民发现了他们，送来了淡水和大米。又过了五天，有巡海路过的官员前来询问情况，申报明州太守，派船把鉴真一行救出，安置到县（今宁波）的阿育王寺住下。

鉴真此次东渡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忽略了对风向的掌握，选错了航海季节。鉴真选择由南线渡海去日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为避官方查禁，选择在冬天东渡，由于东海上的季风在春夏多为西南风，秋冬多为东北风，在冬季由扬州、明州向东北的日本航行，常会遇到逆风，风险极大。二是东渡所用船只为军舟，军舟底狭，遇到暴风难以驾驶，容易翻船。

鉴真一行的到来，受到阿育王寺僧众的盛情款待。休养一段时间后，僧徒、水手、工匠中有40多人不愿再参加东渡，先后离去。

经历了官府的追查和海上屡次的劫难，对鉴真来说，这是一段难得清静的日子。鉴真打坐、讲律之余，参拜阿育王塔，参观寺院周边的佛迹。

阿育王寺因阿育王塔而命名。据日人真人元开在鉴真圆寂17年后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

“其育王塔，是佛灭度后一百年时，有铁轮王，名阿育王，役使鬼神，建八万四千塔之一也。其塔非金非玉、非石非土、非铜非铁，紫乌色，刻镂非常。……上无露盘，中有悬钟，埋没地中，无能知者。唯有方基，高数仞，草棘蒙茸，罕有寻窥。”

书中还记载了寺院周边的佛迹：“其山东南岭石上，有佛右迹。东北小岩上，复有佛左迹，并长一尺四寸，前阔五寸八分，后阔四寸半，深三寸，千辐轮相，其印文分明显示。世传曰：迦叶佛之迹也。”

更为有意思的是对护塔鱼菩萨的记述。“东方二里，路侧有圣井，深三尺计。清凉甘美，极雨不溢，极旱不涸。中有一鳞鱼，长一尺九寸，世传云‘护塔菩萨’。有人以香花供养，有福者即见，无福者经年求不见。有人就井上造屋，至以七宝作材瓦，即从井中水涨流却。”

真人元开的这本传是三卷本《鉴真大和尚传》的缩写本，后者是随鉴真东渡的弟子思托所著。可见上书所记，实是鉴真和弟子亲历亲见。

但清静的日子并没过多久。鉴真东渡遇险、住在阿育王寺的消息，很快在浙东一带传开了，先是越州，后来杭州、湖州、宣州等地都来请他去宣讲律学、设坛授戒。

鉴真依次巡游，开讲授戒，之后又回到阿育王寺。

很快到了天宝三年（744年）深秋，鉴真到县已快一年了。这期间他一刻没有忘记东渡的计划，暗地里积极做着准备。

当时，僧侣们纷纷劝说鉴真灭了东渡的念头，请他留在阿育王寺。在这种情况下，鉴真感到应该及早东渡。他与众弟子商议后，为防节外生枝，决定舍近求远，派法进等人先期去福州购买船只和粮食，自己随后以巡礼佛迹为名，前往福州会合。

当地僧侣发现鉴真仍在准备东渡，就到越州府告发，说两个日本留学僧人诱骗鉴真欲往日本。越州府立刻派人前往捉拿，普照逃脱，荣睿被捕，后被递解长安。途经杭州时，荣睿重病不能行。正好龙兴寺有一名僧人病故，方丈便禀报太守说日本僧人已病故，荣睿就乔装改扮后回到阿育王寺。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天宝三年（744年）冬天，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鉴真便以到天台山国清寺礼佛为名，告别阿育王寺率众南下。

临走前，鉴真率祥彦、荣睿、普照、思托等三十多位弟子，最后一次参拜阿育王塔，供养圣井护塔鱼菩萨。僧徒父老依依送别，明州太守还专门送来粮食。

鉴真携带着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具，由白社村向天台进发。当晚在宁海白泉寺过夜。白泉寺即白水庵，遗址在今宁海港头村。

第二天用斋后，翻越山岭。时值隆冬，寒风呼啸，飞雪迷眼，岭峻途远，涧水没膝，一行人走得很是艰苦，以致“诸人泣泪”。直至第三天日暮，才到达天台国清寺。

正当他们继续从黄岩出发向温州进发时，被闻讯赶来的官府追到，把鉴真等人押回扬州。第四次东渡就此失败。

这次失败竟然起因于鉴真的高足灵祐。原来灵祐等不希望鉴真冒险东渡，出于对师父的爱护，联名申告官府，由官府出面劝阻。鉴真知悉后对灵祐极为不满。灵祐为表悔过，每夜在师父门外从一更站到五更，一连站了60天，最后才得到师父的谅解。

第五次东渡还是因为风浪失败了，船在海上漂流了16天，才在海南三亚上岸。在海南停留一年后，鉴真前往广州等待机会。经韶州时，普照辞去，重返县阿育王寺等待时机。

天宝十年（751年）金秋时节，在广州没有等到日船的鉴真又回到了扬州城。在外漂泊三年，当年身强体壮的高僧，而今已是弓腰弯背、眼窝深陷、双目失明的老人了。其时，荣睿、祥彦已相继在路途中病故。

又过了两年，天宝十二年（753年）十二月，在日本第十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等的掩护下，鉴真率思托、法进、普照、义净等17名僧侣、21名工匠，以及30多种、500余卷（部）经疏和佛像、药材等物品，乘坐日本遣唐使船，从扬州出发第六次赴日。

历经五次失败，耗费整整十一年的时间，六十六岁的鉴真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鉴真在日本弘扬佛法，传律授戒，奠定了日本律宗的基础，改变了日本佛教的面貌，成为日本佛教律宗的开山祖，被奉为“扶桑律宗太祖”。

鉴真还将中国的建筑、医学等文化传播到一衣带水的邻邦。鉴真在奈良东大寺建造了戒坛院和唐禅院。后来又设计、建造了唐招提寺，其中的金堂取范于唐朝律寺的造型，被认为是日本天平时代最为精美的建筑。鉴真还采用干漆夹造像法，塑造了金堂内的卢舍那佛坐像，这是日本现存干漆夹雕像中最大、最宏伟的一尊坐像。鉴真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日本的“文化恩人”。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五月六日，在日本生活了十年后，鉴真圆寂，圆寂时面朝大唐的方向。一代大师安静地长眠在唐招提寺内一个河流环绕、松柏常青的小岛上。

道隆

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三月末，日本商船肥前、八幡二船来到明州港，停泊在三江口的来远亭（今江厦公园）。天童禅寺的接引僧人兰溪道隆来到浮桥头，向水手询问日本佛教情况。忽然，旁边过来一个高大的僧人，目光灼灼，对着道隆说：“师缘在东方，时已至矣。”说完，又消失了。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召唤，兰溪道隆，这位三十三岁的僧人下了最后的决定。这年秋天，当日本商船起航回国时，他带着弟子义翁绍仁、龙江德宣等数人，从明州港出发，东渡扶桑去了日本。

这是日本史籍中记载的一则传说。兰溪东渡的缘由，史籍中还有这样的记载：道隆曾多次梦见土地神祠山大帝暗示他与日本有缘，使他早就存有赴日之志。

自然，这也是后世的附会之说。

道隆赴日的直接动机，实际上源于他对赴日传禅的兴趣。

兰溪道隆不是明州人，南宋嘉定元年（1213年）生于四川兰溪邑，俗姓冉。十三岁，在成都大慈寺出家，法名道隆，因籍贯而号兰溪。二十岁左右，道隆离开成都，游历江浙一带求法，历参无准师范、痴绝道冲、北涧居简等。后师从苏州阳山无明慧性而开悟。开悟之后，他应聘前往明州天童山协助痴绝道冲禅师接引学人。

道隆师从过的无准师范、痴绝道冲和北涧居简诸大德，均与镰仓时期的日本禅林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常有日本僧人前来求法，同时也培养出众多赴日传法的弟子，如兀庵普宁、无学祖元、西硐子昙等。在日本僧人大量游学的江浙禅林中，道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产生东渡弘法之念。

而在宋地求法的日僧月翁智镜（明观智镜）的邀请、劝导，最终坚定了道隆东渡的决心。智镜禅师与道隆交情颇深，常常向其介绍日本佛教“教说盛而禅宗乏”的状况，多次劝导他赴日传法。智镜的话深深打动了道隆的心。

道隆到日本后，历住几个寺院。日本宝治二年（1248年），在老友月翁智镜的介绍下，道隆由属于律宗的泉涌寺转往属于禅宗的镰仓寿福寺。当时的幕府执政北条时赖得知消息后大喜，将道隆迎到常乐寺。

次年，道隆在常乐寺建立僧堂，开创日本佛教史上最初的镰仓禅宗道场，后人评为“关东纯粹南宋风禅寺之首”。

日本建长元年（1249年），已皈依道隆的北条时赖，发愿创建了日本第一所具有南宋风格的纯粹禅宗道场——建长寺，迎请道隆开山任住持。

建长寺完工时，道隆作建长寺钟铭，署名曰：“建长禅寺住持宋沙门道隆”，日本寺院从此有了禅寺之称。不久，深草天皇御赐此寺“大建长兴国禅寺”匾额，这是日本禅宗史上首个获得朝廷公认的临济禅寺。

建长寺由此成为临济正宗禅的发源地，成为镰仓时期武士的精神寄托。它的创建，在日本佛教史、文化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道隆在建长寺开堂说法，“东关学徒，奔凑伫听”。他在镰仓传禅十三年，受到幕府的优厚待遇。

其后，道隆应天皇之召赴京都建仁寺任住持。在建仁寺开山荣西忌辰时，道隆上堂说法，高唱一偈：“蜀地云高，扶桑水快，前身后身，一彩两赛。昔年今日，死而不亡，今日斯晨，在而不在。”表明欲承荣西之志，盛唱临济禅风的决心。道隆在建仁寺创建西来院，推动建仁寺由兼修禅向纯粹禅发展。在京都期间，道隆还应邀入宫，为后嵯峨天皇说法。

道隆在日本传禅的过程并不顺利。旧宗教势力的重重阻碍，使他心力交瘁，一度产生回国的念头。在北条时赖的极力挽留下，道隆才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时赖去世后，其子时宗尚年幼，无力独立执政。道隆弘禅面临更大的困难。终于，被谗言中伤两度遭流放。道隆安然处之，他说：“我为弘法来于日国，仅得周旋皇畿，未遑遐陬。今罹谗至此，龙天岂有意于斯乎?”他认为，自己东渡来日的目的就是弘法，以前只周旋于京都重地，没能到偏远之地传教，现在正好有这个机会。

他在流放地甲州、信州及松奥等地先后创建二十余寺，安心弘法。被赦后，时宗将他迎回镰仓，并执弟子礼，先后请他住持寿福寺、建长寺等寺院。

北条时宗准备另建一座大寺。一日相偕出于郊外，道隆指着一处地方说：“此地宜建梵刹。”锄地三下，插茎而归。

但道隆没能看到圆觉寺的开工。1278年7月初，身体已有微疾。至二十四日，道隆沐浴更衣，书偈曰：“用翳睛术，三十余年。打翻筋斗，地转天旋。”辞众而寂，享年六十六岁。火化后有舍利出现。后来宇多天皇赐谥“大觉禅师”，这是日本“禅师”谥号之始。

兰溪道隆赴日，最突出的贡献是将纯粹的南宋临济禅传入日本。兰溪道隆开创的以建长寺为核心的“大觉流”，与荣西及建仁寺法系的“千光流”、圆尔辨圆及东福寺为核心的“圣一流”等一起，形成日本禅的十四个流派。道隆还将宋学等宋朝文化传播到日本，促进了宋日文化的交流以及日本文化的发展。

道隆远渡扶桑，弘传临济正宗禅三十余载，其间经历了种种挫折，历尽艰辛，甚至蒙受莫须有罪名而遭流放，可谓难行、苦行。但他不屈不挠，弘毅坚忍，终于奠定了日本禅宗独立的地位。

祖元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的一天，一队手持大刀的元兵闯入雁荡山能仁寺。寺内早已空空荡荡，只有一名禅师端坐在蒲团上一动不动，仿佛面前的元兵压根不存在。

元兵头领勃然大怒，拔刀架在了禅师的脖子上。禅师神色自若，颂唱一偈：

乾坤无地卓孤筇，

且喜人空法亦空。

珍重大元三尺剑，

电光影里斩春风。

元兵为禅师的道力所慑，气焰顿消，灰溜溜地走了。

这就是著名的“临剑颂”。而这位禅师就是无学祖元，时年五十一岁。面对屠刀，祖元禅师表现了看破生死执着的平静心境。这则“临剑颂”后在日本广为流传。

以佛心化解杀戮，也只有悟道的高僧才能做到。

无学祖元，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出生于庆元府鄞县翔凤乡（今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咸祥镇一带）一许姓大族。从小沉毅寡言，志趣近禅。十二岁时，随父游山寺，听到僧人诵“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波底水无痕”之句，殊有警省，“已无在俗之意”。

因丧父，十三岁的祖元赴临安净慈寺。冬十月，随住持北涧居简祝发，受具足戒，法讳“子元”，后自称“祖元”。嗣后入径山寺，师无准师范禅师，参究“狗子无佛性”话，连续五六年不出堂，得临济禅法真谛。在径山寺，祖元与圆尔辨圆等日僧结识。

无准圆寂后，祖元遍参灵隐寺石溪心月、阿育王寺偃溪广闻、鹫峰庵虚堂智愚等临济名僧。1263年，因罗季庄之请，出任东钱湖白云寺住持，时年三十七岁。七年后，为母亲送了终，祖元重返杭州灵隐寺，任灵隐第二座。其后，又应请住持如州真如寺七年。因元兵南下，祖元避乱瑞安能仁寺。

1277年，五十二岁的祖元回到天童山景德禅寺，在住持环溪惟一手下任首座，为众僧说法，名声日益高涨。

1279年，日本幕府执政北条时宗遣僧人德诠、宗英携其请帖入宋，邀请有道高僧赴日住持建长寺，弘扬禅法。五月，德诠、宗英来到天童寺。

之所以选择天童，是因为天童名列五山，在日僧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还有两个因素：天童寺是刚去世不久的建长寺住持兰溪道隆挂锡多年的地方，道隆就是从这里出发赴日的；此前一年，游历日本八年的西涧子昙回到其出国前挂褡的天童寺，被环溪惟一委以藏主一职。

环溪惟一毫不犹豫地向日方推荐了无学祖元，不仅因为他与祖元都是无准师范的弟子，更是出于他对祖元禅法的信任。

五月二十六日，祖元在德诠、宗英的陪伴下，离开了天童寺。僧众士俗，莫不垂泪而别。临行前，环溪惟一将无准师范的法衣授予祖元。

六月二日，祖元从庆元（今宁波）三江口登舟出海，东渡日本。同行的还有环溪惟一的弟子镜堂觉圆，弟子梵光、一镜等。

抵达日本后，祖元受到北条时宗的隆遇，时宗“执弟子礼”以待。祖元先是住在镰仓的建长寺，1282年，圆觉寺建成，祖元被时宗任命为圆觉寺开山住持。祖元按照天童寺模式修建了舍利殿等殿堂。

祖元赴日之际，正是元朝与日本交恶之时。1274年元日第一战，因遇风暴，以元朝失败告终。

出于对宋朝亡国之痛以及元军野蛮杀掠之恨，祖元反对蒙古军队入侵日本。祖元抵达日本后不久，便预言蒙古军队即将入侵日本，在《锁口诀》中，他描述了“箭掷空鸣，风行尘起”的战争景象。

面对元朝多次遣使送书，希望日本臣服的要求，年轻气盛的时宗顶住了天皇的妥协态度，断然予以拒绝，接连杀掉了元朝派来的使者。

对铁骑所向披靡的大元敢于如此顶撞，是谁给北条时宗吃了定心丸，使他有了豹子胆？原来他的信心和勇气来自于祖元禅师的鼓舞。

日本弘安四年（1281年）正月，在元朝、日本、高丽之间的“弘安之役”爆发前夕，身为平帅的时宗忧心忡忡，前来谒见祖元，向禅师讨教如何克服怯弱。《佛光国师语录》记录了这段对话：

时宗：“人皆谓怯弱乃一生之大敌，试问如何方能避之？”

佛光：“即断切此病来处。”

时宗：“此病来自何处？”

佛光：“即来自汝自身。”

时宗：“怯弱于诸病之中乃吾最憎之事，如何来自吾自身？”

佛光：“汝投弃自执为时宗之我，汝有何觉？当汝成此之时，再来会余。”

时宗：“如何能为之？”

佛光：“即断切汝一切妄念思虑。”

时宗：“如何能断切吾之种种虑念？”

佛光随手书赠“莫烦恼”三个字，鼓励时宗坚定抗敌之志，增强必胜之心。并为时宗祈祷，祈求佛祖佑庇。

弘安四年（1281年）五月，忽必烈命令蒙、汉、高丽军四万人组成东路军，乘战船900艘，从高丽合浦进军日本；六月，又命江南军共十万人，分乘4000余艘战舰，自庆元出发，夹攻日本。

当时宗得知蒙古人已渡过筑紫海面即将攻到时，他来到佛光国师祖元面前，心事重重地说：“吾生涯之一大事终已来临！”

佛光问：“如何是汝抗敌之策？”

时宗振起神威，大吼一声：“喝！”这一吼，仿佛要喝退眼前云集的元兵。

佛光大为高兴，赞曰：“真狮子儿，能狮子吼！”

七月二十七日，元军江南军与东路军在鹰岛海域会合，大规模的登陆战打响。正当元军准备继续推进的时候，八月一日，灾难突然降临。据日本《镇西要略》记载，一时“暴风大扇，洪波滔天，烟飞云不敛，雷雨如暗夜”，元军4000多艘战舰在飓风中互相撞击，大部分沉没，只剩下200余艘。日军趁机反攻，元军损失惨重。最后，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士兵侥幸生还。

元军舰队不攻自破，日本糊里糊涂地胜利了。这次战役日本人骄傲地称为“弘安之役”。

祖元对以时宗为代表的日本武士的教化，对镰仓时代武家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起到了稳定局面、树立信心的重要精神支柱作用，为日本抗元战争的最后顺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时宗长期师事祖元参禅锤炼起来的佛教信仰的定力，为他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武器。

当然，时宗的自信还来自他继承了“中华”正统的自信。早在奈良时代日本就接受了中国的“华夷思想”，养成了日本的“小中华”意识。在幕府和武士的心目中，蒙古帝国不过是蛮夷而已，岂能与久受中华文明熏陶的日本相提并论？

祖元虽然支持日本的抗元战争，但他一律祈求阵亡者灵魂早获解脱。他在祈求冥福的法语中说：“前岁及往古，此军与他军，战死与溺水，万众无归魂，唯愿速救拔，皆将超苦海。法界了无差，怨亲悉平等。”

与棒喝齐施的临济传统家风不同，祖元传授禅法，细致入微、生动形象，如同老妇人一样苦口婆心，深受日本禅林的喜爱，被日本人称为“老婆禅”。

面对日本盛行的看语录和参究“话头”的“看话禅”风气，祖元的“老婆禅”号召参禅者放下公案，“参取自己”，达到觉悟境界：“我要请人立地成就自己大事因缘，令佛祖之道不绝。所以再三相劝：未看者须看，看久者放下。”

祖元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日本弟子：“老僧十四岁上径山，十七岁发心，参狗子无佛性话，自期一年要了当，竟无所解……遍天遍地，只是一个无字。”后来终于悟道：“我眼我心，即是法身。”

祖元认为人人具有佛性，它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此性不离汝日用之间”，强调参禅求道应当从日常事务和生活着手：“只向应接事物，区别是非处，治生产业处，折旋俯仰处，拈碗举箸处……著一眼自看，如此变化者是什么物？此物从何而来？百年之后，又向何处去？”

祖元在日本期间，极受日本高僧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爱戴。曾赴宋求法的日僧一翁院豪，虽年过七旬，仍慕祖元盛名，特意从长野赶到镰仓，向祖元参学。院豪还向祖元举荐了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禅僧，这位禅僧后来成为祖元的法嗣，为关东禅林的扩展奠定了基础，引领祖元开创的佛光派走向兴隆。他就是后嵯峨天皇皇子——高峰显日。

祖元原打算在日本传法“三两年便回”，但因中国局势不稳，加上幕府执政再三挽留，最终留了下来。祖元身在日本，心中思恋海天茫茫的故土，盼望自己能埋骨天童太白山。他在一首《思乡诗》中吟道：“故园望断碧天长，那更衰龄近夕阳。补报大朝心已毕，送归太白了残生。”

弘安七年（1284年）四月四日，时宗突然辞世。对于强调“须是人天与国王大臣主张及外护，方可以建立法幢”的祖元而言，犹如一座靠山轰然倒塌。当时天台、真言等旧佛教势力对禅宗传播的阻挠始终没有停止。更令祖元苦恼的是，日本佛教界的不思进取和纲纪混乱。悲伤、失落萦绕着祖元禅师。

在时宗火化法事时，祖元说：“老僧托公以了残生，不料先我一着而去。世相难期，空华易落。”不久，留下“哲人云亡，金汤吾法道者谁欤”的叹息，祖元黯然离开圆觉寺，重归建长寺，“缁素遮道，固留不可”。

两年后，弘安九年（1286年）八月祖元罹疾，九月三日书写遗嘱，示偈云：“诸佛凡夫同是幻，若求实相眼中埃。老僧舍利包天地，莫向空山拨冷灰。”又云：“来亦不前，去亦不后，百亿毛头狮子现，百亿毛头狮子吼。”书毕，溘然示寂，年六十一。

祖元圆寂后，被追谥为“佛光禅师”，光严天皇又追号“圆满常照国师”，并请工匠雕刻了一座高1.5米的坐像，至今仍保存在圆觉寺内。

祖元法系在日本古代禅宗二十四派中被称为佛光派，在日本临济宗十四派中，圆觉寺派奉祖元为开山祖师。佛光派是日本镰仓末期和室町时期最有影响的禅宗派别之一，是日本五山禅林的主流派别。

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深深地浸润到日本人的生活中，对日本文化乃至日本人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切，离不开那些不畏艰险、东渡扶桑传教弘法的中国僧人的辛劳。

他们不仅带去了佛教思想、禅宗戒律，而且带去了大量的中国典籍、书法、绘画等文化艺术，和建筑、石刻、陶瓷、医药等行业的人才，这些文化艺术代代相传，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这些东渡的僧人、禅师，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足令千百年之后的我们敬仰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