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朱舜水

舜水，实际上是他在日本的号，他原本名叫朱之瑜。

日本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家康嫡孙德川光国把他请到江户，亲执弟子礼，敬之甚恭，不敢直呼名字，只好请他另取一号以便称呼。朱之瑜就以故乡余姚的一条河，号为“舜水”。“舜水先生”之称由是开始。

朱之瑜在中国六十载，奔走呼号，匡复社稷，终至无处栖身，只好孤身亡命东瀛。梁启超将其列为清初五大儒师之一，与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比肩，但实际上他在中国只有区区十五首诗收录在《姚江诗存》，几无影响。

朱舜水“屈于明室，而伸于本邦”，在日本二十二载，开德川一代儒学，被冠以“日本的孔夫子”，成为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奠基人之一。

康有为作诗赞曰：孔子已无丁祭拜，学风扫地丧斯文；我游印度佛教绝，一线儒学或赖君。梁启超说：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

朱舜水以一人之力，影响了一批人，继而影响了一个国家。他以其自奉极俭、高尚严峻的人格魅力，让日人敬仰不已，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朱舜水是最后一位东渡日本弘扬中华文化的大师。其后，只是中国人的流亡史，抑或是留学史。从唐朝鉴真开始绵延千年的文化东渐，至此戛然而止。

明人朱之瑜

朱之瑜1600年生于浙江余姚县，长于南直隶松江郡。初随同乡李契玄求学，后又随东阁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等研究古学，尤擅长《诗》、《书》。吴钟峦非常赏识他，称他为开国以来“文武全才第一名”。

但朱之瑜治学不是为了仕途晋升。明末科举制度的腐朽，让他对科举制深恶痛绝。他说，“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禄，不过借此干进。彼尚知仁义礼智为何物？不过钩深棘远，图中试官已耳，非真学问也。”以为科举制仅是文字游戏，不是真学问。

四十岁时他下定决心不去做官。他说“士惟在有为耳，不在官职之大小崇卑也”。他经常对人讲：“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行其言为悦。言行，道自行也。”真正的君子应该心忧天下，关心民生，“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而“至于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

朱之瑜立下的是济世之志，以经世致用为治学根本，用所学的知识造福社会。但明末“国事日非，世道日坏”，朱之瑜立志济世，却生不逢时，决意弃绝仕进，隐居田园。

时代正在发生天崩地裂般的变革。崇祯十七年（1644年），朱之瑜四十五岁，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不久，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元弘光。江南总兵方国安推荐朱之瑜，奉诏征召，他坚辞不就；第二年正月，南明再次下令征召，他仍不就任。后来据他自己统计，从四十五岁到五十八岁，南朝征召任命共计达十二次，他均始终不受。

1645年5月，清兵攻陷南京。鲁王率南明势力败退舟山群岛。为匡复社稷，朱之瑜频繁往返于日本与舟山之间筹饷，一心想借兵援助南明、恢复中原。

1650年，五十一岁的朱之瑜再次横渡东海前往日本，不料被清兵发现。清军白刃合围，逼迫他髡发投降，朱之瑜却谈笑自若，誓死不降。同舟刘文高等人被他的义烈所感动，偷偷驾舟将他送回舟山。

次年，朱之瑜又赴东洋，但日本德川幕府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他的借兵请求。朱之瑜只好转赴安南（今越南）进行游说，但同样没有成功。当他正要从安南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被清兵攻陷。他最好的师友吴钟峦、王翊等壮烈死难。朱之瑜被迫羁旅海外，东西漂泊。

一直到1657年正月，好不容易等来了日本船，准备乘舟渡海归国，投奔郑成功继续抗清。不料在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难，被羁五十余日，与死为邻。为铭记这段安南之难，他每天记日记，并名之为“安南供役纪事”。

安南之难的经过是这样的：朱之瑜滞留安南时，恰逢安南国王需要一个识字的人供书记之役，有人推荐了他。府吏便把他捉到官府，面试作诗写字。

朱之瑜不肯作诗，只写道：“朱之瑜，浙江余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国折柱缺维，天倾日丧，不甘获发从虏，逃避贵邦，至今一十二年。弃捐坟墓妻子，虏氛未灭，国族难归。溃耄尤焚，作诗无取。所供是实。”府吏只好把他拘囚起来，严密监视。

数日后，安南国王召见朱之瑜，朱之瑜不肯下拜，使国王十分不悦。第二天又召见他，满朝文武大臣尽集，另有数千人持刀环立，杀气腾腾。朱之瑜面无惧色，徐步而入。差官命他跪拜，朱之瑜不拜；差官又写一“拜”字命他拜，朱之瑜大笔一挥，在“拜”字上添了一个“不”字，还是不肯拜。差官又牵着他的袖子，按着他想强迫他跪拜，被他奋力挣脱，依然没拜。

国王大怒，扬言要处死他。同行的人都劝他跪拜以自救。朱之瑜说：“前天从会安来的时候，已经同亲友作过死别。今日我为大明礼节而死，死而无憾。我死后，如可收尸，乞题曰‘明徵君朱某之墓’。”

安南国王天天派人在他寓所附近杀人，先枭首，再将骨肉剁碎，抛散满地，招致鸟鸢犬豕竞来就食，以此恐吓他，但朱之瑜不为所惧，始终不拜。

安南国王又生一计，诱他在安南做大官。朱之瑜一口回绝，他致书国王说：“瑜徒以天祸明室，遁逃贵邦，苟全性命，别无他图。如曰中华丧乱，遂欲委质于贵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大王不以无礼诛之，而复以此伤义士之志，是犹于杀之矣。”再次表明自己忠贞不渝的心志。

安南国王不禁赞叹道：“好汉子！”但仍不甘心，还是再三派人劝说朱之瑜，并表示要为他营造府第，把他的家眷接到安南。朱之瑜答道：“去家十三年，绝无婢妾，何有家眷？瑜役毕告归，必不留此，甲第何为？”表达了必返故国的决心。

安南国王叹曰：“大人！高人！不独我交趾所无，如此人者，恐中国亦少！”最后，安南国王派人写一“确”字，探问他的意思。朱之瑜作《坚确赋》回复，誓不动摇。

生当民族危难之秋，却保持了海外赤子之心。诚如朱之瑜自己所言：“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一身亲历之事，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他以实际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节操。

虽然屡受挫折、处境艰难，但朱之瑜继续奔走海上，备尝艰辛，窃图恢复。

1659年5月，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六十岁的朱之瑜应郑成功的邀请参加了战役。克瓜洲，下镇江，朱之瑜皆亲力行阵。但第二年，北伐行动以失败告终。

此时，朱之瑜已是六十一岁的老翁，“饮泣十七载，鸡骨支离；十年呕血，形容毁瘠，面目枯黄”。复明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他又誓死不剃发，中土岂有他立锥之地？他于是学鲁仲连义不帝秦，再次仓皇渡日，“蹈海全节”，告别故国一去不返。

1660年冬，朱之瑜搭乘商船，抵达长崎。当时，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已“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当初第一次赴长崎借兵，朱之瑜就曾被拒之门外。此次东渡日本，朱之瑜依然被拒入境。他是再也无路可走了，只能困守舟中。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安东守约（号省庵）的日本学者，听说了朱之瑜的情况，经华侨介绍，写了一封信向他问学，执礼恭敬。朱之瑜悲喜交集，在回信中感慨：“岂孔颜之独在中华，而尧舜之不绝于异域？”已有意将中华圣贤之学传与这位异国弟子。

安东守约四处奔走请托。终于获得日本政府批准，破四十年来日本幕府之国禁，朱之瑜得以登岸，在长崎定居下来。从此结束了十多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朱之瑜定居日本后，每日南向泣血，复明之心未尝稍歇。只是冷静的思索代替了澎湃的热血。在赴日第二年，即明亡第十七年，朱之瑜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

在文中，朱之瑜分析了明亡的原因，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学术虚伪。文人士子穷年皓首于猎取功名，不知读书的目的是经邦纬国。

朱之瑜在文中回顾了天启、崇祯年间，边臣失职，以致清虏猖狂的往事；痛斥满清入主中原后的十大罪状，最后提出“灭虏之策”。他认为，“灭虏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与之相反”，比如“彼以残，我以仁；彼以贪，我以义”。篇末署名“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拜述”，耿耿忠义，力透纸背。

国师朱舜水

朱舜水刚到长崎，安东守约连续九次上门拜师。安东守约于是成了朱舜水的第一位日本弟子。

朱舜水当时租屋居住，生活窘困。安东守约将自己微薄的俸禄奉上一半。安东的年俸不过两百石，实际领米八十石，他拿出四十石来供养先生。1663年，朱舜水的居所被一场大火焚毁，只能寄居于寺院。安东闻讯后撇下病危的妹妹赶往长崎，为老师另建新居。朱舜水感激不已，将安东引为“知己”。

朱舜水在日本的转折点出现在1665年。

当时，日本国副将军、水户侯德川光国欲办校兴学，在儒臣小宅生顺的推荐下，德川光国礼聘朱舜水为宾师，邀他到江户（今东京）讲学。朱舜水竭力谦让，安东守约对他说：“上公好贤嗜学，宜勿辜其意。”朱舜水于是答应了。

翌年六月，朱舜水抵达江户。德川光国亲执弟子礼，准备为他建造华屋。朱舜水谢绝了，他说：“吾借上公眷顾，孤踪海外，得养志守节，而保明室衣冠，感莫大焉！吾祖宗坟墓，久为发掘，每念及此，五内惨烈。若丰屋而安居，岂我志乎？”

但为德川光国的真诚所感，朱舜水后来还是住了进去，并在那里奄然而逝。这所宅居的遗址在今东京大学农学部内，里面至今还立有“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的石碑。

朱舜水的学生安积觉曾说：“非西山公之好贤，则不能发先生之蕴，相遇于千里之外，竟成天下之奇。”对德川光国与朱舜水的相知之情颇为感慨。

朱舜水从此开始了在日本的正式传学生涯。

当时，佛教传入日本已有600年之久，日本社会上层空谈崇佛，形成陋习。朱舜水初到日本，即陷于“嘘佛之气，足以飘我；濡佛之沫，足以溺我”的氛围之中。出于对明亡的切肤之痛，朱舜水对此空疏之风深感忧虑，曾对弟子安东守约说道：“贵国惑于邪教，举世不能自拔。”

朱舜水力图以儒学博大精深的思想，改革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风俗。朱舜水向德川光国宣扬宋明大儒穷理明性的理学之说、“经世致用”之学。并为其辨明儒佛的本质区别：“佛老尚空虚，圣人尚实理”；佛老教人“舍父母，绝妻子”，不知天地之化、人伦之情，陷于虚无，背于纲常，而“圣人之道，以彝伦为本，以思议为法”。

由于日本佛教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势力极大，在日本反佛极为艰难。朱舜水力陈排佛兴儒对日本国的好处。他说，大兴儒学可以开启民智，振兴国家，“而贵国文明开辟之机，均于此基焉”。

朱舜水解释日本亘古以来未出现真儒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人岸然自高，枵然自是；二是日人不安其分，好高骛空；三是日人愚蔽他端，老死不悔。

朱舜水着重阐述儒学的基本内容，应以“仁、义、礼、乐为宗”，其核心思想是“诚”，“诚而明，明而诚，圣人也。”

朱舜水十分强调“诚”字，他认为，“诚”是做人之本，是济世之本。用《大学》的话就是：济世以修身为本，修身以诚意为要。朱舜水以“诚”为道德品德，熏陶培养出了许多学问、德行纯粹的日本学者。

在朱舜水的影响下，日本学界逐渐认识到儒学与佛教的本质区别，开始转向儒学的学习，学以致用的儒学开始在日本取代佛教，成为显学。

德川光国对朱舜水的学问深为叹服，他接受劝告，先将水户藩内3000余所不守清规的佛寺拆毁，从而掀起了一场社会风俗革新运动。

朱舜水在明亡的历史教训中，深知迂腐的学问其害匪浅。他常常怀着对明亡的阵阵隐痛，向安东守约及其他求学问道的日本弟子，历数“说玄道妙，言高言远”的学风导致明亡的惨痛教训，竭力宣扬治学为国计民生的道理。

朱舜水论学问，以实用为标准，认为经世济民才是真学问。所谓实用者，一是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是有益于社会。他强调“明实理”，即学习实实在在的具体事物之理，反对玄虚的学风。他说，孔子其所以授受者“止于日用之能事，下学之工夫”。“吾道明明现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政如大路，不论上下、男妇、智愚、贤不肖，皆可行得，举足即有其功。”他明确无误地说：“躬行之外，更无学问。”

那么，“明明现前”的学问来自哪里？朱舜水说：“学问者，亦何必废时荒业，负笈千里而后学哉？家有母，学为孝；家有弟，学为友；家有妇，学为和；出而有君上，学为忠慎；有朋友，学为信；无往而非学矣。”“实理”的内容不是空洞说教，而是对伦理道德的践履。

从这种求实的学风出发，朱舜水力矫日本学界的空虚之弊，使重行尚实学风成为一时风尚。

朱舜水倡导的儒学是一种“实理实学”，讲究实际、倡导实践、注重实行、追求实功。他认为求学方法有两种，一是向实践学，二是向历史学。他教导日本弟子要多读史书，通过历史事实总结出国家兴亡得失的规律。朱舜水痛恨经义的概念游戏，力图以史书来代替空洞的经书。因为“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朱舜水的这一思想影响了德川光国及其“水户学派”。

朱舜水知行合一，不仅注重民风世教，而且娴习艺事、长于工技。七十一岁时，应德川光国兴建学校之请，他作《学宫图说》及其模型。其型有文庙、启圣宫、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射圃、门楼等精巧的建筑群。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他皆亲授。现在东京的汤岛“圣堂”即依此而作。

德川光国欲造祭祀器具，朱舜水作古升、古尺，又作簋、笾、豆、登、刑等古祭器，依图考古、指画精到，授以工师。甚至，朱舜水还为德川光国制作明室衣冠、朝服、角带、道服、纱帽、幞头等。

朱舜水七十三岁时，水户学宫建成。德川光国请朱舜水制定释奠礼。朱舜水写了《改定释奠仪注》一文，详明礼节、改定仪注，并率日本儒生演习释奠之礼，颇有洙泗遗风。于是水户学者皆精究仪礼，使日本自镰仓幕府以来遭受破坏的释奠礼得以重现。后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首次代表幕府祭孔，全国争相效仿，释奠活动方兴未艾。

从1666年至1682年的十六年间，朱舜水往返于水户与江户之间，讲授儒学，倡导实学，声誉很快传遍日本各州。日本学者纷纷诣门受教，“水户学者大兴，虽老者白须白发，亦扶杖听讲，且赞儒道大美。颇有朝闻夕死而可之意”。

朱舜水门下弟子精英云集，除水户侯德川光国，一代儒宗伊藤维桢、日本古学鼻祖山鹿素行和大儒安积觉等，都受过朱氏亲炙。可以说，日本的朱子学、古学和水户学三大学派，都与朱舜水的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在日本思想史上，这三大学派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注重实证、讲究经世致用、倡导改革致强的思想潮流，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朱舜水还帮助德川光国编纂了《大日本史》。在书中，朱舜水刻意突出了“尊周王、退诸侯、外夷狄”的“春秋”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演绎为尊王攘夷、倒幕维新的社会思潮，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和近代化的原动力之一。

安东守约之外，安积觉、今井弘济、五十川刚伯、服部其衷、下川三省五人先后成为朱舜水的近身弟子，担负起起居照料、日常侍奉及对外应酬、联系之责。

朱舜水对弟子也是“抚之如慈母，督之如严父”，尽心尽力，爱抚备至。安积觉十三岁师从朱舜水。后因父亲病故而中辍学业。朱舜水很喜欢这个体弱多病的学生，亲自为他题写一本作业簿，督促他“逐日书其功课”。安积觉后来和德川光国一起成为日本水户学派的领袖人物。

回忆起自己之所以能学有成就，安积觉归因于当年先生“课程严峻，晨读夕诵，故至今不忘耳”。安积觉到了晚年还告诫其孙辈：舜水先生的“片言只字，皆藏而宝护之，凡吾子孙，当敬之如神明，其有沦落丧失者非吾子孙”。

朱舜水侨居日本讲学二十多年，在日本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日本学者木下贞干写道：“夫以先生学纯德粹，传中华之道脉，激东海之儒流，闻风兴起者，比比皆是。”朱舜水在日本政界和学界受到广泛的敬重，被尊称为“朱夫子”。

朱舜水在民间百姓中也颇孚名望。有一则故事讲，朱舜水雇请了一位老太太为自己缝洗衣衫，可几次付给老太太工钱，老太太总不肯收。朱舜水再三询问，老太太终于提出诉愿：希望得到两幅朱舜水的书法。朱舜水当场为老太太一挥而就。

朱舜水在日本虽受人崇拜，但他也敢批评日本人。他曾指出，日本人心胸狭隘，日后必为中华之祸，“不佞视贵国人……尝怪周虓，量窄意褊……所以此念灰冷”，可谓有独到精辟的眼光。

1682年4月，朱舜水在日本去世，去世时身着一身明朝服装。在此之前三个月，比他小十三岁的另一反清复明思想家顾炎武辞世。

朱舜水被安葬于日本水户（今茨城县）瑞龙山的德川诸侯家族墓地。作为唯一的族外人，朱舜水的墓地被安排在山地最中心的位置。墓为明朝样式，墓碑“明徵君子朱子墓”为德川光国亲自题写。德川光国还率朝士亲临朱舜水的葬礼。

朱舜水死后，日本学者将其谥为“文恭先生”。德川光国派人辑成《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自署门人。

朱舜水死前遗言：“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甚。”

朱舜水去日的初衷是暂时避难，流亡日本之初并没有终老的打算，只想“暂借一枝，栖息贵邦，衣粗茹藿，操婢仆之役，所冀天下稍宁，遄归敝邑”。朱舜水一心期望中原恢复的一天，为此，他滞日期间生活节俭，死时积蓄下三千余金，这是他企图恢复社稷的经费。

梁启超为舜水先生做的年谱，文末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点睛之笔：

“先生卒后之二百二十九年，辛亥，清宣统三年，清室逊位。”

舜水先生生前喜爱樱花，曾说“使中国有之，当冠百花”。后来中国真的有了樱花，但历史并非如他所愿的那样世世和好，所以樱花再好也不能冠于百花。先生曾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也”，而今大清早已归为历史，等待了几百年，他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正当樱花飘飞季节，先生忠魂归是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