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驱动的后效应

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权力驱动，都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其中既有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的后果，也有不利于社会经济顺利发展的消极的后果。前者称之为权力驱动的正效应，后者称之为权力驱动的负效应。

（一）权力驱动的正效应

利用权力来实施社会驱动，其正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具体来说，正效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以以较快的速度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利益驱动、精神驱动而言，权力驱动的效果可以较快地体现出来，尤其是权力――政策驱动。因而，权力驱动可以较快地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权力主体往往采用的就是权力驱动方式。这样，就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巩固权力主体群体的权力主体地位。这种情况较多地发生在两种社会制度发生更替或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相衔结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对权力主体群体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巩固他们的既得的权利主体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获得广大社会成员的信任与支持，必须给他们以一定的经济上的实惠，满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利益上的需要。说到底就是必须使社会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仅仅依靠利益驱动或精神驱动，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而权力驱动却可达到这一目的。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利益驱动、精神驱动难以在短时期内见效。但权力的强制性特征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权力驱动的顺利实施，保证驱动效果的发生。

第二，可以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单纯实施利益驱动或精神驱动，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有可能因此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反过来又将阻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难以保证社会经济的稳步的、持续的发展。权力驱动却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权力驱动的实施难免也会导致一些消极的社会后果，这些消极后果也有可能对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负作用。但是，权力不同于利益与精神，它是以强制力作为保证的。对于权力驱动过程中所出现的负效应，权力主体可以也必然会采取种种措施、尤其是某些强制性的措施来加以预防或消除。这就可以避免因为某些负效应的出现而引起社会发展进程的波动，从而可以保证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而且，权力驱动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可以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因为，在权力驱动的过程中，权力主体必然会考虑到驱动的效果，而且要想方设法尽可能地提高驱动效果。而影响驱动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社会环境的稳定与否。如果没有有建立起一个较为稳定、有序的社会政治环境，权力驱动是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的。因而，无论是在实施权力驱动之前还是驱动过程之中，权力主体都会利用权力去营造、保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权力驱动的实施不仅不影响社会的稳定，反而可以保持乃至促进社会的稳定，这就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可以协调利益驱动与精神驱动。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采用不同的驱动方式，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在和平发展时期，利益驱动的效果比较明显。而在社会矛盾较为尖锐的时候，精神驱动的效果较好。在两种社会制度更替、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相衔结或发生战争等非常时期，权力驱动则是最有效的驱动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所采用的驱动形式自然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和平发展时期，利益驱动是最主要的驱动形式，如在实施利益驱动一定时期后，引起了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有必要淡化社会成员的利益观念。在此情况下再片面强调利益驱动，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此时若转而实施精神驱动，就可以极大地缓和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从而发挥较好的社会驱动效果。而要实现这种驱动形式的转变，主要是要依靠权力与权力驱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驱动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协调利益驱动与精神驱动，通过这种协调来实现权力驱动的作用。同时，要消除利益驱动与精神驱动的负效应，往往也需要权力的作用。可见，在利益、精神、权力三种驱动形式中，权力驱动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在三种形式的驱动中起协调、保证的作用。

第四，可以较好地解决突发事件。在实施社会驱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突发性事件，从而可能影响社会驱动的效果，甚至中止社会驱动的进程。要解决这些突发性事件，不仅需要充分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而且特别需要形成一股高度的社会凝聚力。这就非常需要发挥权力驱动的作用，尤其是权力――精神驱动、权力――政策驱动、权力――权威驱动等驱动方式的作用。这种权力驱动不仅能够得到顺利实施，而且还能起到较为明显的作用。因为权力驱动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证，它不仅可以使广大社会成员高度地团结起来，形成高度的向心力，而且可以充分地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各项潜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较好地解决突发性事件，从而避免社会驱动过程的中止。

总之，权力驱动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稳步持续、较快的发展，它因此而成为了社会驱动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不能否认，实施权力驱动也有可能导致一些消极后果的产生，在实施权力驱动时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二）权力驱动的负效应

权力驱动的负效应不象其正效应那样明显，但其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也极有可能影响权力驱动的效果。负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淡化利益原则，忽视利益驱动的作用。在利益、精神、权力三种驱动形式中，利益驱动是最基本的形式。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首先选择的驱动形式就是利益驱动，采用最多的往往也是这种形式。如果在实施社会驱动时，忽视了利益驱动的作用，其整体社会驱动效果就要大受影响。权力驱动形式的特殊性使得人们往往过分注重这种形式，而忽视利益驱动形式。因为，权力驱动以强制性作为保证，可以较快地产生社会驱动效果，而且它可以弥补其他驱动形式的不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取代其他形式。而利益驱动，主要强调利益原则，以物质和精神的利益，尤其是以物质的利益去刺激广大社会成员，从而达到社会驱动的目的。这种驱动形式容易引起广大社会成员精神上的混乱，进而可能影响到该社会的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甚至危及到权利主体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对权利主体来说，它既要社会驱动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又要保证其特殊的地位不受动摇。因而，权力主体群体宁可采用权力驱动形式，而不愿过多地依赖利益驱动形式。在主要强调权力驱动时，社会不可避免地淡化利益原则，而较多地以精神驱动作为权力驱动的补充。这种情况较多地发生在新制度确立的初期。在这个时候，如采用利益驱动，则极不利于权力主体群体的权力主体地位的稳定，权力主体必然会选择权力驱动形式，并且淡化利益原则与利益驱动。我国在1949年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主要就是强调权力与精神驱动的作用，片面地采用了权力驱动与精神驱动这两种形式，完全忽视利益驱动的作用，结果严重地影响了整体社会驱动的效果，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低速度。

第二，强化官本位思想。所谓官本位思想，简单地说，就是以掌握权力的大小来衡量人们价值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身份的贵贱，一切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观念。官与权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拥有权力就必须当官，而只要当官，就必然会有一定的权力。因而，官本位思想就是权力本位思想。这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私有制社会中，权力是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官本位思想尤其盛行。在这种社会中，权力是与等级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权大者高贵，权小者低贱，无权者受欺。“官大一级压死人”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体现。在现代社会中，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就是在政治及社会生活中，以职位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以行政级别的高低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形成官本位思想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权力的利益属性。这种思想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权力的利益属性。这种思想对统治阶级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他们往往会利用这一思想去实施权力驱动，而权力驱动的结果则无疑又会强化这一思想。统治阶级通过权力驱动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权力的作用，他们便会进一步加强其权力主体地位，而且会更多地利用权力去进行社会驱动。被统治阶级因为受到权力的驱动而更清楚地认识到权力对他们的巨大的魅力与影响作用，从而更加深他们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神化的态度。无论对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来说，都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以权力为中心的思想认识，从而极大地强化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思想的形成与强化，在某些时候甚至有利于权力驱动的实施。但在官本位思想强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又会对权力驱动起一种极大的负作用，从而极大地影响权力驱动的效果。官本位思想既会使权力主体更加注重权力驱动方式而忽视其它驱动方式，也容易使得人们为争夺权力而不择手段，甚至因为权力的争夺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与不稳定，这些都将大大影响权力驱动作用的充分发挥。

第三，导致集权现象的产生。正如罗素所言：“那些仅有些微权力和荣誉的人，认为再增加一点权力和荣誉就能满足，但他们错了：这类欲望永无休止和满足，只有在上帝的无垠境界里才能得到安息”。因此，人类的权力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人们在得到一定的权力之后，总希望得到更进一步的更多的权力。而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权力的存在是必然的。社会在赋予人们以一定权力的同时，却无法限制和消除权力主体增加其权力的欲望，这就不可能避免地会导致集权现象的出现。在某些非常时期，需要调动全社会广大成员的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财力、物力，尽快地作出各种决策，这要求权力的相对集中。但在非常时期过去以后，业已形成的集权体制却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改变过来。原来得到一定权力的权力主体显然不会放弃他们现在的权力，反而还想得到更多的权力。当然，集权现象的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权力的利益属性。这种利益属性推动着人们去获取权力、去获取更大的权力。因为权力既有维护群体利益的功能，也有实现个体利益的功能，因而权力的集中也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群体集权（包括某一阶级、政党集团等的集权），这种群体也有人称之为极权；一是个体集权，即个别掌握国家、社会最高权力的个人集中绝大部分权力，实行个人专制或独裁。群体集权对于控制权力的这一权力主体群体十分有利，对非权力群体则很不公平，这必然导致非权力群体的不满与反抗，从而也就将大大影响权力驱动的效果。个体集权的弊端更为明显，因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个体容易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而受制约，其结果必然是权力的滥用。这样不仅不可能有效地去实施权力驱动，甚至会起反作用。

第四，导致权力的滥用。权力滥用通常出现在权力不受制约、监督的情况下。权力驱动极容易引起权力的集中，而权力集中又必然导致某些权力的不受制约与监督，权力的滥用也就难以避免。权力的滥用，违背了权力的根本宗旨，因而很难实现权力的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从而也就很难去实施有效的权力驱动。而且，因为权力的滥用而引起的非法的物质利益，更易引起人们对权力的崇拜与不择手段的争夺权力。在权力主体群体内部会有激烈的权力争夺，而在权力主体群体与权力客体群体之间则更有尖锐的权力争夺。其结果，在权力主体群体内部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合力，对权力客体群体也难以体现出权力的驱动作用。在此情况下，即使依靠强制的力量去实施社会驱动，其效果肯定也不会理想。

正如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样，权力驱动的负效应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且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还是可以大大地限制其负效应的影响范围的。

（三）权力驱动的效果反馈

权力驱动方式的多样性、权力驱动效应的两面性、实施权力驱动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权力驱动效果的差异性。但无论如何，作为社会驱动的一种主要方式，权力驱动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权力驱动方式的不同，必然要影响权力驱动的效果。在阶级社会中，权力――阶级斗争驱动方式的驱动效果最为明显，它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但这种方式主要只适用于阶级对立异常尖锐的社会环境之中。在某些非常时期，权力――精神驱动方式与权力――权威驱动方式的效果比较明显，这两种方式往往可以发挥权力及权力主体的巨大的影响作用，从而形成一股较强的社会凝聚力，充分地实现权力的驱动作用。在和平发展时期，权力――利益驱动方式的效果最明显，这种方式也是最主要的驱动方式。权力――利益驱动方式的驱动作用的产生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因而其效果最为持久、稳定。相比而言，权力――政策驱动方式与权力――转移驱动方式较少受到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发挥其特有的驱动作用。如果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些不同方式的不同特点与作用，将这几种方式综合加以运用，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权力驱动体系，就可以有效地发挥各权力驱动方式的优点，从而取得最佳的驱动效果。

权力驱动效应的两面性也要影响到权力驱动的效果。权力驱动即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正效应虽然是主要的，但不可避免的负效应会对其产生一定的抵消作用，从而影响到整个驱动效果。负效应越多，权力驱动的效果越差；负效应越少，权力驱动的效果也就越好。因而，要提高权力驱动的效果，就必须尽量减少权力驱动的负效应。如果能提高权力主体的素质、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协调好的利益、精神、权力三大驱动，就可以有效地限制权力的驱动的负效应的产生，真正有效地实现权力驱动的目的。

影响权力驱动效果的再一个因素就是社会历史环境。社会历史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必然要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驱动方式，要求对社会驱动方式作相应的变革。而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即使是相同的权力驱动方式，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当然，权力驱动说到底是人对人的驱动，因此影响权力驱动效果的最关键的因素在人，尤其是权力主体。权力主体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权力驱动的效果。权力主体的素质较高，就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权力与权力驱动的特点与作用，就能够全面地、综合地运用各种权力驱动方式，就会针对不同的权力客体、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采用不同的权力驱动方式，从而可以大大地提高权力驱动的效果。

可见，要提高权力驱动的效果，就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影响权力驱动的各种因素。只有采用因时制宜、扬长避短的权力驱动方式，才有可能取得最佳的驱动效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对权力驱动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