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驱动形成的时间因素

片面驱动的产生和形成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所必然出现的现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典型的情况有以下两类。

1、重大危机时期

重大危机时期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此时，全体国民面对急剧激化的民族矛盾产生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爱国心。二是国内发生动荡，这种动荡首先是由经济的原因引起的，深刻的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危机，导致政权危机。三是特大的自然灾害。这种灾害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破坏，破坏了社会轶序，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往往是“天灾”加上“人祸”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在这一时期，权力核心就容易采取权力——精神驱动的形式。这是因为，这一时期面对外部的巨大压力，甚至面临着死亡、灭亡的威胁，国家和民族都需要高度的凝聚力，统一的意志，权威的核心，为了生存把物质利益暂且抛开，注意权力的效力和精神的高度向心力，以渡过危机，求得生存。“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乱世当用重典”就是对这种情况的写照。拿我们国家来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以民族大局为重，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国内遂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这种统一，没有中华民族的高度向心力、凝聚力，抗日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

2、困难或发展停滞时期（缓慢发展时期）

由于权力中心政策的某些失误，长期忽视某一种驱动方式，并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使驱动方式向另一方面倾斜。

以我国为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这时有人就认为，掌权了的无产阶级由于破除了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条件的束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不再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了。革命精神是宝贵的，革命精神是万能的。因而提倡“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在社会生活中，妄图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高度公有化的生产关系，不是切实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条件，而是想通过所谓的思想斗争来解决问题，什么“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就是通过思想上的革命来实现现实生活的变革。从1958年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我们一直重视精神的驱动作用，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忆苦思甜”，都是尽量淡化人们的物质利益，一提物质利益就是“物质刺激”，是资本主义；一提发展生产力就是“唯生产力论”，也是资本主义；搞个体经济，那是“资本主义尾巴”，而在这期间，我们都大批唯心主义，此时却正是唯心主义大泛滥，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忽视物质利益，淡化物质利益，不抓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被大大延缓。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还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对片面运用精神驱动的一个纠正。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对国有企业经营方式进行改革，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直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把物质利益作为驱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把权利、责任等与效率、与物质利益、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也只有如此，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但是，“真理再向前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当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且仅仅追求物质利益时，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会被置之一旁，物欲横流必然带来道德沦丧，过于注重物质生产技术则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此时，就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如举行一系列庆祝、纪念活动，提倡历史和现实中的优良道德、宣传历史上的爱国人士、道德典范和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树立大家学习的时代典型，弘扬时代所需要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优良的道德传统，从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也为社会的进步提供精神的驱动力。

当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时，适当分权以增强地方的积极性则是必要的。邓小平曾指出：“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政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他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多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调动积极性，而调动积极性的关键就是权力下放。权力都集中在中央，国家对地方、对企业统得过死、管得过严，地方、企业都没有积极性。权力下放就是给地方以权力，用权力调动地方、企业的积极性，也就是实施权力驱动。而在中央权威削弱，政令不通、指挥失灵、政纪涣散时，则强调中央的权威，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强调政策法纪的严肃性。这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强化权力的驱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