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较为全面、细致地梳理了自20世纪60年代幸福感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课题以来，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三大学科领域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不同学科的学者基于各自学科的研究取向、分析视角或者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人们的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可谓准确地揭示了不同社会文化与社会现实下幸福感的产生机制。从研究发现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虽然幸福感是产生于人们心灵深处的一种心理现象，但其如何产生、如何演变，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不仅与一个人的社会特征、人格特质有关，而且与一个社会的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及经济发展水平紧密关联。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根据第二节、第三节阐述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概况，首先指出它们的研究特征及存在问题，其后进一步指出已有研究对本研究的启示。
一、研究特征
综观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幸福感研究，可以发现：在研究取向、分析视角、研究观点等方面，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经济学主要研究了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经济发展及人们的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认为人们的幸福感产生于社会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及人们的经济收入，但研究发现却与这个想法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有些学者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的经济收入的增加，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但是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却与这一观点相反，认为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的经济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甚至会弱化人们的幸福感。
第二，心理学将幸福感理解为个人的心理事件，认为幸福感由内而生，并主要从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精神健康两个维度分析了幸福感的产生机制，取得了一致的研究发现，即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人格特质的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开放性、自尊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幸福感，而神经质则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
第三，社会学由于学科性质使然，更倾向于将幸福感理解为社会结构及社会环境状况的产物，认为幸福感如何产生，主要受人们的社会特征及社会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是，不同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尽相同，说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是复杂多元的。
二、存在问题
我们从已有的研究中同时可以发现，虽然国内外学者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人们的幸福感，却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
（一）缺乏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已有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幸福感的产生机制，但由于不同学科研究取向的差异，该问题的研究呈现隔离式、纵向式的特征，即经济学与社会学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及个人社会特征的维度纵向性地分析了人们的幸福感，而心理学则从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即人们的人格特质或者心理特征的维度纵向性地分析了人们的幸福感。也就是说，已有研究仅仅围绕人们的幸福感进行隔离式、纵向式的分析，缺乏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因此，对于不同社会文化下人们的幸福感的状况及影响因素，有必要进行更为充分、全面、细致的研究。
（二）忽略了不同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
幸福感作为人们对自身某一阶段生活质量的心理体验，当然受个人的经济收入、身心健康、个人社会特征及社会关系状况的影响。但是，迄今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基于各自学科的研究取向，分别独立分析了收入、身心健康、社会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其结果可能是两个变量关系的虚假反映，这不仅降低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甚至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为了准确把握当代居民的幸福感获得路径，在设计幸福感获得路径的解释模型时，应该同时考虑到不同影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效应。
（三）对幸福感提升对策的分析不够深入
几乎所有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在分析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时，都提出了提升幸福感的对策。但是我们发现，提出的对策要么缺乏可操作性，要么背离社会现实，对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效果甚微。因此，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结构显著分化，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社会现实下，如何提出适合我国现实的提升人们幸福感的对策建议，是一个急迫的研究课题。
三、研究启示
已有的研究发现对本书的研究，具有以下两点启示。
（一）需要多学科视野下的综合研究
从信任产生的机理上讲，虽然它首先是一种源自人与人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个人的心理现象，但它产生之后，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如何演变，却可能脱离个体的心理层面，而更受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另外，如心理学及社会学所说，信任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是社会交往的逻辑起点，是人际关系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们在社会中和谐互动的行为规范；如经济学及管理学所说，信任还来自于人们的理性计算及制度规则，因此它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现象。
因此，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致使社会结构显著分化的当代社会，不同学科按照各自学科的研究取向进行的隔离式、纵向式信任研究，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代社会，信任的研究不应再是某一个学科单独的事情，它的研究应该突破学科的屏障和界限，进行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视野下的综合分析。
（二）需要适合我国现实的本土化研究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已经说明，信任作为一个隐含了心理、文化、社会、制度等多个层面含义的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在不同的社会现实下，它的形成与发展的倾向是不同的，因此信任研究需要进行适合我国社会现实的本土化研究。但是，综观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其往往缺乏对我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分析，而在分析问题、分析视角、分析方法等方面，一味地接受、照搬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针对国内学者的这种研究现状，郑杭生大力呼吁“中国社会学不应在西方的笼子里跳舞”，研究路径应该“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借鉴国外，跳出国外”。[61]同样刘少杰也明确指出：中国社会学者只是简单运用西方学者的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只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62]
在现阶段的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传统的乡土观念正在（或者已经）被打破，阶层分化、组织分化已是社会变迁的常态，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充分建立，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各种社会问题丛生，人们的个人主义意识愈发浓厚。因此，研究我国的信任问题，不应该忽略我国的社会现实，而一味地照搬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而应该在西方学者的理论启发下进行适合我国社会现实的本土化研究，揭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显著分化的背景下，“信任的弱化为什么如此之快?”“信任的重建为什么如此艰难?”等实实在在的问题。
【注释】
[1]康德著，邓晓芒译：《实践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2]边沁著，时殷弘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0—91页。
[3]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页。
[4]M.Ross，A.Eyman，N.Kishchuck：Determina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In J.M.Ol-son，C.P.Herman，M.P.Zanna（eds.），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Comparison，Erbaum，1986. R.W.Coan：Hero，artist，sage，or saint?A survey of what is variously called mental health，normality，maturity，self-actualization，and human fulfillmen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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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M.Bradburn：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Chicago：Aldine，1969，pp.53-70.
[7]C.D.Ryff，C.L.M.Keyes：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9，pp.719—727.
[8]邢占军：《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2008年2月，当全球金融危机逐渐逼近之时，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请求曾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西组建这个委员会，研究全球最广泛采用GDP作为经济活动的衡量标准是否真是衡量经济社会进步的可信指标。
[10]R.A.Easterlin：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ome Empirical Evidence，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Academic Press，1974，pp.89—125.
[11]R.A.Easterlin：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n and Organization，1995，27（1），pp.35—47.
[12]R.Veenhoven：Is Happiness Relativ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1，24（1），pp.1—34.
[13]D.G.Blanchflower，A.J.Oswald：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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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R.Veenhoven：Is Happiness Relativ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1（24）.pp.1—34. Ed Diener，S.Oishi：Money and Happiness：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Nations，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Cultures，MIT Press，2003. B.Hayo：Happiness in Eastern Europe，Paper Presented at 5th Conference ISQOLS，Frankfurt，Germany，2003.
[17]R.A.Easterlin：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ome Empirical Evidence，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1974，pp.89—125.
[18]A.Campbell，P.E.Converse，W.L.Rodgers：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Perceptions，Evaluations，and Satisfactions，New York：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6. B.Headey，A.Wearing：Understanding Happiness：A Theor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Longman Cheshire，1992.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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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D.G.Blanchflower，A.J.Oswald：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Paper presented at NBER Conference，London，UK，2000. 辻隆司：「個人所得と幸福感の地域分析—所得と幸福感の関係に地域差はあるのか—」，『日本経済政策学会第68回全国大会』，2011。
[30]Oswald：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Economic Journal，1997，107，pp.1815—1831.
[31]Catherine Ross：Marieke willigen.Education and SubjectiveQuality of Life，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97，（9）：275-297.
[32]佐野晋平、大竹文雄：「労働と幸福度特集·仕事の中の幸福」，『日本労働研究雑誌』，2007，（558）。
[33]同①。
[34]佐野晋平、大竹文雄：「労働と幸福度特集·仕事の中の幸福」，『日本労働研究雑誌』，2007，（558）。 森川正之：「雇用保障とワーク·ライフ·バランス—補償賃金格差の視点から—」，『経済産業研究所Discussion Paper Series』，2010，10—J—042。
[35]A.Campbell，P.E.Converse，W.L.Rodgers：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Perceptions，Evaluations，and Satisfactions，New York：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6.
[36]M.J.Haring，W.A.Stock，M.A.Okum：Research Synthesis of Gender and Social Class as Correlat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Human Relations，1984，37.
[37]白石賢、白石小百合：「幸福度研究の現状と課題——少子化との関連において」，『内閣府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Discussion Paper Series』，200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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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郑杭生：《中国社会学不应在西方的笼子里跳舞》，http：//www.cssn.cn/news/403770.htm，2011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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