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背景
自20世纪60年代幸福感成为学术界的研究课题以来，有关经济发展背景下人们获得幸福感的路径，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已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分析。尽管研究发现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观点。
（一）经济学的收入决定论
该观点基于收入的增加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进而产生积极情绪的理论假设，主张拥有收入即意味着拥有幸福的论断。
首先，这一观点获得了国外学者经验研究的有力支撑。哈林、迪纳等学者分析了英国、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居民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1]另外，韦胡文、哈伊等学者分析了印度、巴西、东欧等国家居民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个人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2]
其次，这一观点更是获得了国内学者经验研究的有力支撑。罗楚亮通过分析2002年全国城乡住户调查的数据，发现绝对收入与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效应，这种影响仍然显著。[3]刘军强、熊谋林等学者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发现个人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控制通胀水平（CPI）之后，个人收入的增长与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仍然显著。[4]邢占军采用政府统计数据及不同城市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收入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5]
但是，收入决定论也受到学术界的强烈质疑。一些学者同样分析了欧美发达国家居民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个人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是有限的，有时两者甚至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其中，伊斯特林于1974年分析了多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就个人而言，虽然收入的增加对于幸福感具有提升作用，但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这种作用便不再显著，而就国家而言，经济发达的国家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居民之间的幸福感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6]奥斯瓦尔德分析了欧洲九个国家居民的幸福感状况，发现在比利时、爱尔兰和英国三个国家中，人们的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反而呈现下降的倾向。[7]
由此可见，在欧美发达国家，人们的幸福感是否产生于个人收入的增加，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是，在东欧、印度、巴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个人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已基本获得了学术界的共识。这说明，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仍然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8]阶段时，收入作为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衣食住）的第一要件，是幸福感产生的重要源泉，是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
（二）心理学的身心健康决定论
该观点基于身心疾患能够给人们带来痛苦，进而产生消极情绪的理论假设，主张人们的幸福感产生于健康的身体及健康的心理。伯林、莱文、唐丹、孙庆洲等国内外学者在分析了身体健康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后，发现自评的身体状况越健康，则幸福感越强一些。[9]另外，迪奈乌、徐维东、李中权等国内外学者在分析了心理健康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后，发现乐观、自尊和外向性格与幸福感存在稳定的正相关，而神经质与幸福感则有稳定的负相关。[10]因此，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一致说明，身心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拥有较强的幸福感。另外，这一发现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经验观察。
（三）社会学的社会关系决定论
该观点基于社会关系的建立有助于人们减轻生活压力且获得社会支持的理论假设，主张人们的幸福感产生于丰富的社会关系。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是指不同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个体、群体、组织）的社会结合，具体分为人际关系、社团参与两个层面。在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丰富、社团参与广泛的个体，与社会的结合越紧密。在阶层结构显著分化的当代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与兴趣爱好的不同，不同个体的社会关系状况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德希（E.L.Deci）和瑞恩（R.M.Ryan）两位学者在分析了人际关系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在，发现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1]葛鲁塔特（C.Grootaert）、克罗斯利（A.Crossley）、严标宾等国内外学者在分析了人际关系数量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后，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12]但是，甘雄、李承宗同样分析了人际关系数量与幸福感的关系，却发现人际关系的增多反而增加了人际困扰，因而人际关系的数量与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13]另外，阿盖尔（M.Argyle）、刘明前等国内外学者在分析了社团参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后，发现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社会团体，能够从中享受到快乐，是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来源。[14]因此，社会关系状况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但两者不一定存在正向关系。
上述三种观点，无疑充分说明了在经济发展背景下，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以及不同个体的幸福感差异的根源。另外，三种观点均获得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的验证，说明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我们还是发现，已有研究存在着两个不可忽略的缺陷。
第一，幸福感作为人们对自身某一阶段生活质量的心理体验，当然受个人的经济收入、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状况的影响。但是，迄今，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基于各自学科的研究取向，分别独立分析了收入、身心健康、社会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其结果可能是两个变量关系的虚假反映，不仅降低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甚至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为了准确把握当代居民的幸福感获得路径，在设计幸福感获得路径的解释模型时，应该同时考虑到收入、身心健康、社会关系这三种效应，更应该考虑到它们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效应。
第二，上述三种观点只是从居民总体层面明确了经济发展背景下人们的幸福感可以通过增加收入、保持身心健康、建立社会关系三种路径获得，但是对于不同职业状态下的个体来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需求的不同，具体通过何种路径获得幸福，还是一个尚未明确的课题。另外，对于同一职业状态下的个体来说，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也不可能同时通过三种路径获得幸福，即使存在这种可能，也一定是三种路径中的某一种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不同职业阶层的个体具体通过（或者主要通过）何种路径获得幸福，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能给予充分合理的解释。
二、现实背景
1978年至2012年的34年间，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8%，其中2001年至2012年的11年间更是高达10.2%[15]，可谓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其间在职业阶层的分化、收入分配以及职业流动三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
（一）职业阶层显著分化
1978年我国还是一个城镇化率仅为17.9%[16]的农业社会，仅存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个职业阶层，而2012年城镇化率已升至52.57%[17]，并且职业阶层趋于多样化。陆学艺课题组根据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将我国居民划分为十大职业阶层，即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18]
（二）居民收入普遍增加，但不同职业阶层的收入分配很不平衡
197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4元，而2012年上升至24564.7元[19]，增长了70.5倍。但是，自2003年以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均在0.47以上，说明当前不同职业阶层的贫富差距较大，已接近0.5的国际警戒线。另外，自2000年以来，反映居民购买生活品与价格水平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居高不下。比如，2007年、2008年的消费物价指数分别比上一年度增加4.8%和5.9%，而2011年比上一年度增加5.4%。[20]消费物价指数的提升，即意味着生活品价格的提高，而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但是，这种影响对职业地位低的阶层较大，而对职业地位高的阶层较小。因为前者主要是固定的工资性收入，而后者不仅拥有工资性收入，还往往持有各种资产，消费物价指数的提升甚至会使得这些资产获得升值。因此，消费物价指数的提升，将会进一步导致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两极分化。
（三）职业间流动人口庞大，且向上流动率较高
2000年我国流动人口为1.21亿人，而2012年已达2.36亿人[21]，12年间将近翻了一倍。早在2004年就有学者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初职与现职没有发生变化的比率为61.8%，发生变化的比率为38.2%，其中向上流动的比率为22.6%，而下降流动的比率为15.6%。[22]另外，杨建华于2011年分析了浙江省的人口流动状况，发现人口的总流动率为65.07%，其中向上流动率高达57.55%。[23]由此可见，在我国现阶段，人口的职业间流动率高，并且大多数流动者实现了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
迄今，许多国内学者分析了我国居民总体层面的幸福感状况，但研究发现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孙立平认为，由于存在民生和社会正义等问题，目前中国人并不幸福。[24]郎咸平更是指出，目前中国人自感幸福感的比例不会超过4%。[25]与孙立平、郎咸平两位学者的观点相悖，官皓、罗楚亮、刘军强、赖晓飞等学者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居民较为幸福，幸福感介于“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之间。[26]但是在上述现实背景下，有关当前居民不幸福或者较为幸福的研究发现，是否同时适用于每一个职业阶层，或者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水平存在怎样的差异，还是一些尚未明确的问题。
三、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理论及现实背景，本研究将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作为研究主题。首先将经济学强调的收入因素、心理学强调的身心健康因素、社会学强调的社会关系因素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分析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获得路径，以及随着职业地位的提升，幸福感获得路径的演变趋势；其次，作为一个必要的研究环节，将根据研究发现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就如何提升每一个阶层的幸福感提出本书的研究启示。
在已有研究明确的收入、身心健康、社会关系三种幸福感获得路径，以及我国居民总体层面幸福感状况的基础上，更为细致地分析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获得路径及演变趋势，不仅是一个理论课题，而且更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经验问题。另外，在中央政府日益关注国民生活质量的现实下，明确上述研究问题，对于政府部门制定准确、有效地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对策，还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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