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发现
根据统计结果，有关研究的三个具体问题，提炼出如下结论。
第一，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的幸福感水平依照基础阶层、中间阶层和优势阶层的顺序依次提高。
第二，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获得路径并不一致。职业地位低的阶层的幸福感主要产生于收入增加，而职业地位高的阶层的幸福感主要产生于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具体而言，基础阶层的幸福感主要产生于收入增加，其次产生于身体健康；中间阶层的幸福感主要产生于人际关系，其次产生于收入增加和身体健康；而优势阶层的幸福感主要产生于心理健康，其次产生于身体健康，再次产生于人际关系，最后产生于社团参与。因此，无论职业地位的高低，任何阶层均通过多种路径获得幸福感，但每一种路径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不同。
第三，每一个职业阶层的幸福感获得路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职业地位的提升发生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幸福感的获得路径趋于多元化；其二，幸福感获得的路径从收入增加逐渐向着身心健康及社会关系的方向演变。
二、研究发现的讨论
由此可见，有关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的获得路径及演变趋势的研究发现，基本与假设1、假设2和假设3的理论分析一致。那么，为什么职业地位越高的阶层，幸福感越强呢?依照收入决定论、身心健康决定论、社会关系决定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收入越高，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的状况越好的个体，则幸福感水平越高。如前所述，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78年至2012年的34年间增长了70.5倍，但是自2003年以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均保持在0.47以上，说明不同职业阶层的贫富分化较为严重。另外，布莱克、王甫勤等学者研究发现，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身心健康状况越好[40]，而劳曼、阿克塞尔罗德、张云武等学者研究发现，阶层地位越高的个体，人际关系与社团参与的数量越多。[41]
由此可见，上述研究发现可能起因于现阶段不同职业阶层的收入、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状况的差异。这一观点可通过本研究的调查数据获得进一步验证。如表9-2所示，基础阶层、中间阶层、优势阶层的月收入平均值分别为3.39分、5.18分、7.48分，身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分别为2.66分、3.56分、4.17分，心理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分别为3.20分、3.58分、4.20分，而人际关系的平均值分别为14.14个、15.33个、31.94个，社团参与的平均值分别为0.33个、0.92个、1.25个。该结果说明：（1）基础阶层、中间阶层的月收入分别介于2001—4000元、4001—6000元之间，而优势阶层的月收入则在6001元以上；（2）在身心健康方面，基础阶层较差，中间阶层较好，而优势阶层更好，其中基础阶层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差一些；（3）在社会关系方面，基础阶层较少，中间阶层居中，而优势阶层较多。另外与人际关系相比，无论哪一个阶层，参与社团的数量都较少，基础阶层、中间阶层的参与数量甚至不到一个。
表9-2 不同职业阶层的月收入、身心健康、社会关系状况的平均值
注：表中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表示P＜0.001。
因此，上述发现是由于职业地位越高的阶层，收入越高，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的状况越好所致。另外，上述发现一方面说明，幸福感的获得并不是收入、身心健康、社会关系三者中的某一单独因素所致，而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说明，迄今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仅从收入、身心健康、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分析幸福感获得路径的分析视角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要准确把握人们的幸福感获得路径，应该同时考虑到收入、身心健康、社会关系的三种效应。另外该发现更是说明，幸福感的获得路径不应是某一学科单独研究的问题，而应该进行多学科视角下的综合研究。
那么，为什么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获得路径不同，并且随着职业地位的提升，幸福感的获得路径趋于多元化，具体从收入增加向着身心健康及社会关系的方向演变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在不同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过大和消费物价指数过高的社会现实下，不同职业阶层的生活需求差异，以及由于生活需求差异导致的不同职业阶层对经济收入的需求程度、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状况的不同。
（一）不同职业阶层的生活需求差异
消费结构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消费的各种生活品的比例关系，可以测量人们的生活需求状况。最近几年，国内一些学者分析了不同职业阶层的消费结构。比如，李春玲的研究发现：基础阶层、中间阶层、优势阶层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比例分别为53.85%、49.40%和47.43%，而用于体育、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比例分别为1.90%、1.97%、1.28%。[42]而田丰的研究发现：居住、食品、衣着、医疗四个方面的消费支出依照基础阶层、中间阶层、优势阶层的顺序减少；而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人情三个方面的消费支出却依照上述顺序增多。[43]上述学者的研究发现说明，职业地位低的阶层的生活需求主要是衣、食、住、医疗的满足，而职业地位高的阶层的生活需求主要是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人情交往的满足。
（二）不同职业阶层对经济收入的需求存在差异
对于职业地位低的阶层来说，大多为固定的工资性收入，经济收入低，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收入首先要保障衣、食、住、医疗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没有剩余收入用于其他消费，因此如何增加收入，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便成为这一阶层的最大渴求；而对于职业地位高的阶层来说，不仅有固定的工资性收入，而且还往往拥有各种资产，经济收入高，衣、食、住、医疗的生活需求已充分满足，因而还可以进行人际交往、健身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因此增加收入已不是这一阶层的最大需求。前述伊斯特林的研究发现，即虽然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具有提升作用，但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这种作用不再显著，[44]其中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三）不同职业阶层的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状况存在差异
医疗消费与身心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医疗的消费支出小，无疑说明身心健康状况好；而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人情方面的消费与人们的社会交往、业余生活有着紧密关系，这些方面的消费支出小，则说明人际交往少、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较为缺乏，生活方式较为单一。因此，职业地位高的阶层比职业地位低的阶层的医疗消费小，而在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和人情方面的消费大，说明前者的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的状况好于后者。表9-2的统计发现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如表9-2所示，依照基础阶层、中间位置阶层、优势地位阶层的顺序，身心健康水平依次提高，而社会关系的数量也依次增多。另外，布莱克、王甫勤、劳曼、阿克塞尔罗德、张云武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45]其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虽然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不同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过大和消费物价指数过高，职业地位、经济收入、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四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并最终导致了本书的研究发现。另外，可以预测：不同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越大，消费物价指数越高，职业地位、经济收入、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四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水平差异也会越大。另外，还可以预测，由于职业地位、经济收入、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四者之间的正向关系，以及对人们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职业间流动的人口会更加庞大，并且努力实现职业地位向上流动的人口将会更多。
三、研究启示
2012年我国的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分别为40.6%和52.57%[46]，可谓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中期。因此可以预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经济仍将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那么，在中央政府日益关注国民生活质量的现实下，如何使得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随着经济发展而获得同步提升?从本研究的发现中，我们得到四点启示，可供政府部门参考。
第一，努力缩小不同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和降低消费物价指数，是解决不同职业阶层幸福感差异的根本对策。在如何缩小不同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方面，迄今学术界在收入分配、法律制度、社会保障等方面已提出了大量的可操作性建议，诸如个人收入与劳动贡献匹配，根治权钱交易、偷税漏税与贪污受贿现象，破除行业垄断，对富裕群体设立遗产税、赠与税等。政府部门应认真思考这些建议，并制定切实措施落实。另外最新调查显示，物价、房价是当前居民最为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且两者与幸福感指数具有显著的负相关。[47]因此，政府应坚决落实好“米袋子”与“菜篮子”负责制，增强生产、供应、流通等各个领域的调控能力，不遗余力地降低消费物价指数，并保持物价的稳定性。
第二，如何提升中间阶层，特别是基础阶层的幸福感，是目前政府部门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尽管每一个职业阶层中都存在缺乏幸福感的个体，但中间阶层，尤其是基础阶层无疑是最大的群体。最近研究显示，十大职业阶层的结构仍然呈现“金字塔形”，其中基础阶层的比例为57.7%，中间阶层的比例为35.1%，而优势阶层的比例仅为7.2%。[48]不仅如此，2000年以来，职业阶层的向上流动率呈下降趋势，“金字塔形”的阶层结构已基本定型化。[49]国内学者的研究，[50]以及我们的经验观察均可说明，在当前职业流动过程中，关系网络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些社会制度，如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等，仍然阻碍着一部分人（比如：拥有户籍的劳动者与没有户籍的劳动者，同一单位的编制内劳动者与编制外劳动者）的向上流动机会。因此，在我国，若要真正实现如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51]所说的仅凭个人能力，就可实现职业间流动的阶层结构开放型社会，消除影响职业间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是当前最为紧要的问题。
第三，身体健康能够增强人们的幸福感，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在本书分析的三个职业阶层中，基础阶层的身体健康状况最差，有研究显示，与2008年相比，2009年低收入群体（离退休人员、农林牧渔与水利从业者、失业无业者、生产与运输业的工人）中仅有53.3%的人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没有发生变化，而认为更差的占38.2%，其中过去六个月内患过病的人占16.5%。[52]其中原因，固然有前述国外学者所说的工作环境差、接受医疗服务少、抵御健康风险弱，[53]但是由于这一阶层本身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较为缺乏，因此为了提升基础阶层的身体健康水平，目前政府部门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做好工作：（1）落实针对这一阶层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社会救助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2）保障体制内工人，尤其是体制外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有研究显示，农民工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被拖欠工资、强迫加班、冒险作业等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54]（3）在职业地位方面，切实保障这一阶层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因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已经说明，职业流动有助于解决不同职业阶层的健康不平等问题，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有助于提升健康水平。[55]
第四，社团数量增加的同时，人们的积极参与更为重要。已有研究[56]以及本研究均发现，社团参与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2000年我国的社团组织为153322个，2010年增加到445631个，而2012年进一步增加到499268个，[57]12年间竟然增了2.26倍。社团组织数量的增加不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58]，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存量[59]，而且能够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但是，已有研究[60]以及本研究均发现，当前我国居民的社团参与数量普遍不多，尤其是基础阶层与中间阶层更为少一些。因此，如何在社团数量增加的同时，促进人们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团，使人们在集体组织中享受生活快乐，而不是“一个人独自打保龄球”[61]，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
【注释】
[1]M.J.Haring，W.A.Stock，M.A.Okum：A Research Synthesis of Gender and Social Class as Correlat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Human Relations，1984，37（8），pp.645—657. E.Diener，E. Sandvik，L.Seidlitz，etc.：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Relative or Absolute?，Social Indictors Research，1993（28），pp.195—223.
[2]R.Veenhoven：Is Happiness Relativ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1（24），pp.1—34. E. Diener，S.Oishi：Money and happiness：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nations，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0，pp.185—218.
[3]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2009年第11期，第79页。
[4]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第97-98页。
[5]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214-215页。
[6]R.A.Easterlin：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ome Empirical Evidence，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
[7]A.J.Oswald：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Economic Journal，1997，107（445），pp.1815—183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9]A.Bowling，P.D.Browne：Social Networks，Health，and Emotional Well-Being among the Oldest Old in London，Journal of Gerontology，1991，46（1），pp.22—32. J.S.Levin，L.M.Chatters：Religion，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Older Adults.Aging Health，1998，10（4），pp.504—531.唐丹、邹君、申继亮、张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年第3期，第162页。孙庆洲、王军：《身体健康状况、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文教资料》2012年第3期，第190页。
[10]K.M.DeNeve，H.Cooper：The happy personality：A meta-analysis of 137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y Bulletin，1998（2），pp.197—229. 徐维东、吴明证、邱扶东：《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心理科学》2005年第3期，第563页。 李中权、王力、张厚粲、柳恒超：《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2010年第1期，第166—167页。
[11]E.L.Deci，R.M.Ryan：A motivational approach to self，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Vol．38．Perspectives on Motivatio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press，1991，pp. 237—288.
[12]C.Grootaert：Social Capital，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1999（2148）. A.Crossley，D.Langdridge：Perceived Sources of Happiness：A Network Analysis，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5，6（2），pp.107—135. 严标宾、郑雪、邱林：《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41页。
[13]甘雄、李承宗：《大学生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医学研究与教育》2010年第4期，第56页。
[14]M.Argyle：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New York：Routedge，1987. 刘明前、胡三嫚：《大学生社团参与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66—67页。
[1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16]同上，第95页
[17]同上，第95页。
[1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9]同①，第378页。
[20]同①，第347页。
[2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2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23]罗凰凤：《省社科院发布首份社会流动报告》，《钱江晚报》2011年12月7日，第B11版。
[24]孙立平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认为，中国人生活并不幸福，民生和社会正义问题是造成不幸福的主要原因。赵杨等：《对话社会学专家孙立平：“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南方日报》2011年4月18日，第A04版。
[25]郎咸平基于对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的分析，也认为当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感觉不幸福，并推测中国人自感幸福的比例不超过4%。郎咸平：《序言：我们的幸福与无奈》，《郎咸平说：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6]官皓、刘军强、赖晓飞均是将人们的幸福感分为由很不幸福到非常幸福的五个层次，并依次赋予1、2、3、4、5的分值。其中，官皓发现的幸福感的平均得分为3.416，刘军强等学者发现的幸福感的平均得分为3.77，而赖晓飞发现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的平均得分别为3.39和3.47。 官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南开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第67页。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第91页。 赖晓飞：《影响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文化解释》，《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33页。
[27]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2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165页。
[29]李春玲：《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生活方式的新趋势》，《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第13页。
[30]Espen Dahl：Social Mobility and Health：Cause or Effect?，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96（313）：435—436.
[31]Douglas Black，Jerry Morris，Cyril Smith，etc.：Inequalities in Health：Report of a Research Working Group，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1980. 王甫勤：《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98页。
[32]E.O.Laumann：Subjective Social Distance and Urban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5：71（1）.
[33]A.Axelrod：Urban Structu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6，21（1），pp.13—18.
[34]张云武：《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关系网络——以大庆市和上海浦东新区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63页。 张云武：《当代城乡居民的生活结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02页。
[35]官皓测量幸福感的方式是：你对你的生活的满意程度如何?答案分为“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五个层次，并依次赋予1，2，3，4，5的分值。 罗楚亮测量幸福感的方式是：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答案分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五个等级，并依次赋予1，2，3，4，5的分值。 刘军强、熊谋林等学者测量幸福感的方式是：总的来说，您现在幸福吗?答案分为“很不幸福、不幸福、不好也不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五个层次，并依次赋予1，2，3，4，5的分值。 赖晓飞测量幸福感的方式是：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答案分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五个等级，并依次赋予1，2，3，4，5的分值。
[36]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99页。
[37]朱建芳、杨晓兰：《中国转型期收入与幸福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9年第4期，第10页。
[38]L.Derogatis，N.Melisaratos：The Brief Symptom Inventory：An Introductory Report，Psychological Medicine，1983，13（3），595—605.
[39]欧阳丹：《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青年研究》2003年第3期，第30页。 何雪松、黄富强、曾守锤：《城乡迁移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5页。
[40]Douglas Black，Jerry Morris，Cyril Smith，etc.：Inequalities in Health：Report of a Research Working Group，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1980. 王甫勤：《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98页。
[41]E.O.Laumann：Subjective Social Distance and Urban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5：71（1）. A.Axelrod：Urban Structu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6，21（1），pp.13—18. 张云武：《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关系网络——以大庆市和上海浦东新区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63页。 张云武：《当代城乡居民的生活结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02页。
[42]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3]田丰：《消费、生活方式和社会分层》，《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93页。
[44]R.A.Easterlin：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ome Empirical Evidence，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
[45]Douglas Black，Jerry Morris，Cyril Smith，etc.：Inequalities in Health：Report of a Research Working Group，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1980. 王甫勤：《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98页。 E.O.Laumann：Subjective Social Distance and Urban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5，71（1）. A.Axelrod：Urban Structu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6，21（1），pp.13—18. 张云武：《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关系网络——以大庆市和上海浦东新区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63页。 张云武：《当代城乡居民的生活结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02页。
[4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55、95页。
[47]李松：《调查称城市居民幸福指数下降，物价问题最受关注》，http：//www.sina.com.cn，2010年12月18日。
[4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49]李强：《社会分层与制度变迁》，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223页。
[50]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87—88页。
[51]维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52]李友梅主编：《上海调查：2010年上海居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页。
[53]Espen Dahl：Social Mobility and Health：Cause or Effect?，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96（313），pp.435—436.
[54]刘林平、郑广怀、孙中伟：《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基于对长三角与珠三角的问卷调查》，《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177—178页。
[55]Espen Dahl：Social Mobility and Health：Cause or Effect?，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96（313），pp.435—436. Douglas Black，Jerry Morris，Cyril Smith，etc.：Inequalities in Health：Report of a Research Working Group，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1980. 王甫勤：《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98页。
[56]M.Argyle：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New York：Routedge，1987. 刘明前、胡三嫚：《大学生社团参与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66—67页。
[57]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783页。
[58]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7—105页。
[59]罗伯特·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60]胡荣：《中国农村居民的社团参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第27页。
[61]罗伯特·帕特南著，燕继荣等译：《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