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政治哲学而言，不同的权力模式侧重于不同类型的资源。以已有的权力模式为例，它偏重于以物质世界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变迁为核心的配置性资源，凭此运转的权力模式称为等级式权力。依靠这种权力概念来运作的政治形态称为解放政治，指的是左翼自由政治理论和实践以前占据的政治领域，可以概括为“生活机会的政治”，包括近代政治、现代政治与当代政治。从“等级式的权力”视角来看，解放政治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解放政治把斗争、冲突设定为政治生活的基本样式。解放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价值指向和归宿，其基本的假设是现在的人处在（如阶级关系）奴役当中，必须不断摆脱各种自然和社会的束缚、限制，使人类获得自由。解放政治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面向未来的改革态度（transformative attitude）”，解放政治旨在把社会生活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二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illegitimate domination）”[79]。此定义表明解放政治以人群区分为前提，因为只有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有权者和无权者这样两极分化、差别显著的群体，才谈得上一个群体让另一个群体陷入不幸的状况。另外，群体之间是非合法性的统治，解放就是要摆脱他人的“非合法性统治”，意味着从限制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以消灭他人为目标，他们之间的斗争必不可少。解放政治不是要与他人和平共处，而是要置自我与他者于矛盾的境地，还要区分这些人群要从控制他们的哪一类人群中摆脱出来。以马克思为例，他把阶级之间的斗争（包括革命）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阶级看成是解放的代理人及历史的推动力。人性的解放要通过一种无阶级的秩序的实现来获得。政治解放同时也是人民所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民脱离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这样，政治革命就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80]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期间，人们对神权和教会的专制统治进行猛烈的批判，要求人们从传统和宗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之后，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要求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为人的解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马克思认为剥削和压迫源于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现实社会和上层建筑，只要能够改变这种社会关系和打碎相应的上层建筑，一个人类的自由王国就能得以实现。从中可以看出，解放政治以斗争、冲突为主要形式，以敌我为存在目标（施米特语），吉登斯把它称为一种“他人”的政治。
其二，解放政治从单一的经济角度来解读政治。解放政治被吉登斯定义为“一种力图使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81]的政治形态。它所关注的是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使个体从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的状况所产生的行为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他获得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按照吉登斯的定义，剥削是指一个群体（比如说与工人阶级相比较的上层人物，与黑人相比较的白人，或者与女人相比较的男人）非正当地独占被剥削的群体所不能获得的资源和必需品；不平等指的是任何拥有稀缺资源上的差异性，但其中，在获得物质报酬上的差异构成了现代性产生机制的那一部分，并且因此在理论上（当然不是在实践中）能够随心所欲地被转换；“压迫是一种事关某个群体用来限制另一个群体的生活机遇的特异的权力（differential power）”[82]。这三项都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解读个体的不良状态，因此，解放政治，是“激进地卷入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83]，所有解放政治的目标都是“要把无特权群体（underprivileged groups）从它们所不幸的状况中摆脱出去，或者是要消除他们之间相对的差别。”[84]
此番理解带来的问题是，把平等局限为经济性的制度主义和物质主义层次上的平等。在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中，这样的定义已经不合时宜[85]。吉登斯说，“平等的定义必须有助于实现多样化”[86]，与社会的多样性相适应。新的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exclusion）。“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排斥性”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87]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主动排斥，即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他们有意远离社会的公共机构及机制；另一种是被动排斥，即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从这个视角看，平等不仅指“平等的政治身份的确立，公民权利的拥有和财富差异的缩小，而且表现在微观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机会的获得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他与生活群体的关系、群体对他的接纳程度以及自我在群体生活中的体验、感受和亲和度等等。”[88]
其三，解放意味着自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摆脱，摆脱传统，摆脱过去的束缚，摆脱专制权力，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89]但实际上，如阿伦特所言，“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观念只能是消极的，因此，即便是解放的动机也不能与对自由的渴望等而视之。”[90]吉登斯也表示，解放政治意味着通过让个体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在其社会生活的环境中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来把集体的生活组织起来。这里自由与责任达成了某种平衡。但是，它并不因此具有任何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对吉登斯来说，现代人的自由[91]不像贡斯那样强调受法律保护而不受任何个人和国家干预的个人权利，而是“自由假定，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行动要有责任感，并且承认这中间有集体的义务（collective obligations）”[92]。可见，他认为解放政治强调的自由过于偏重个人权利的追求，忽视了对个人责任的强调。
其四，解放政治以理性为主要理论依托。近代政治、现代政治和当代政治，在本质上都是解放政治。吉登斯如是说，“无论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共同受解放政治的支配。”[93]自由政治与激进政治一样，都追求使个体以及社会生活的状况更为普遍地从先前的实践和偏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保守主义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与解放政治是相对立的，对左翼自由政治和解放政治理论采取怀疑的态度，但实质上，“随着保守主义理论形态的演变，也融入了解放政治的阵营之内，因为现代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往往是解放政治的某些成果。”[94]
问题在于，解放政治所关注的是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因此它追求一个正义、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即“乌托邦”的社会。德里达从语言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e）对这种宏观论述方式进行了解构：语音中心主义是“以听得见、但看不见的声音符号”去指涉和取代那些“既听不见、又看不见的客观对象和客观意义”，跟意义理论紧密关联，“透过意义世界而最终将人本身纳入被宰制的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中”[95]。对于解放政治来说，它按照“正义”“平等”和“自由”的抽象概念来强化它本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掩盖它本身的局限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活动。吉登斯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解放政治的一个突出例子。依据一种正义的主题来看，掌管行动自主性的基本条件已不复存在，他所指出的那种正义成为一种对解放的勃勃雄心。而罗尔斯的正义的实质仍是建构理想的美好秩序，因此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语言体系，它以抽象的理性观念为目标，忽视了人的具体存在的现实内容，包括忽视了现实的情感。“解放的实际本质，就是没有什么情欲，它把拯救看作是个体或群体在共同束缚的限定框架内发展他们潜能的一种能力。”[96]因此，解放政治过于注重理性，忽视了对情感等其他非理性问题的考虑。
简要地说，解放政治是目前政治的主要形态，在晚期现代性阶段，它的缺陷由于时代的变化变得十分明显。在当代政治中占据主导势力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狭义的政治，“只关注正式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没有把与生活相关的各种决策包括进去，因此失去了对选民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它只关注自主，忽视了相互依存和团结”[97]。尽管如此，基于晚期现代性阶段的环境、生活质量和全球性制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当代政治主要模式的解放政治，其重要性不仅没有得到削弱，反而随着全球性共同体挑战的出现越发显得重要，须要建构新的权力模式来修正与补充等级式权力。随着生活政治的到来，生活政治的问题逐渐成了政治决定的新条件。“这些决定几乎总是政治性的，并具有伦理或价值尺度。然而，关键的是，生活政治问题不能按照解放政治的标准解决。”[98]在这种情况下，他指出解放政治有着局限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框架来探讨这些问题，需要有新的话语显示出政治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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